今年是毛坦廠鎮這個高考小鎮萬人送考人潮退去的第一年。
7月5日上午送考當日，全鎮送考隊伍不足千人，不到20分鐘就結束了。今年的高考小鎮看起來有些反常。
實際上，熱情未退。大部分毛坦廠人當時在用其他方式“送考”：毛坦廠中學北門附近，家中有3位高考生租住的女房東穿上了櫻花粉色的旗袍坐鎮客廳，她叮囑每一位要出發的考生“進場前戴好口罩”；鎮上桃李社區的幾位志願者當時正在街面上開着電瓶車巡邏，檢查是否有人羣不戴口罩聚集……
“這是毛坦廠中學最短的一個學期、最難的一次高考，全鎮人都堅持到現在了……”這位穿旗袍的女房東説。
自從2000年年初以後，每年一到高考，這個位於皖西六安市山區小鎮上的毛坦廠中學就會成為媒體追逐的熱點。每年小鎮上1萬多名高三考生中有近1萬名是復讀生。學校作息時間嚴苛，通過大量考試和練習題堆砌高考之路。有人戲稱毛坦廠為“高考工廠”。
4年前上觀新聞記者曾帶着好奇心來到毛坦廠採訪，卻發現在這個小鎮，考生、陪讀家長、學校，一切都平淡無奇。而記者今年重訪毛坦廠，想要探究：“疫情”下的高考小鎮，平淡是否有可能被改變。
毛坦廠鎮鎮貌 楊書源 攝
全鎮戒嚴：這是所有人的高考
自國內疫情暴發至今，毛坦廠鎮無一例感染，這裏像一個攻不破的堡壘。
“二戰”復讀生孫春梅4月初接到學校通知回到鎮上後，老師們輪番在第一堂課告誡：“來了儘量就不要出鎮了，一下幹到高考……”
的確，這個學期尤其短，從開始到走進高考考場，不過3個月。
在各地氣氛稍微鬆弛些的5月，從清晨到深夜，毛坦廠鎮上的城管、保安、公安各路人馬依舊會在各條街巷裏騎着電瓶車穿梭，用喇叭廣播：“戴口罩、避免聚集……”
“如果遇到了三四個家長或者學生並排走着，鎮上的執勤人員不會上前直接阻攔，但是會把高音喇叭一直懟到她們身邊播放。”孫春梅説。
毛坦廠陪讀家長一天裏唯一的社交娛樂廣場舞也被叫停了。每天夜幕降臨時，鎮上的廣場上空空蕩蕩。而這裏曾經是鎮上最喧鬧的地方，熙攘的跳舞人羣裏，甚至很難看清彼此的臉。
沒有了廣場舞，也不能相約走路，家長們就戴着口罩，低頭圍着毛坦廠鎮一圈圈地健步走、做拍手操……
這幾個月，在學校旁開了家全託機構的王喜（化名）在電話裏再三叮囑在六安市區工作的女兒不要回毛坦廠。“我恨不得讓這些孩子生活在真空環境裏。”她託管着20多位高三考生，不允許有絲毫閃失。
毛坦廠中學、金安中學這兩所校園直接相通的高中，是鎮上疫情防控的重心。原本金安中學復讀班連廊可以連通3幢教學樓，現在都被木板攔住了。
高復班3幢教學樓之間原本連通的走廊被木板隔開了。 楊書源 攝
早在學生返校日期未定時，學校老師就開始四處採購防疫物資：幾十萬只口罩、3個紅外線測温門、上百個額温槍……
3月中旬，學生復課日子剛定，作為金安中學高三年級的年級組長，潘正旺又研究起了學生的分批次、分通道進入學校的算法。
他畫了兩天兩夜的路線圖，用到了二進制和四進制算法，設計出了5個進校通道：從早上6時到7時40分，每20分鐘一個時間段，各個班級分批次入校……
毛坦廠中學北門幾百米外，佇立着“超齡服役”近3個月的疫情防控卡點。
這些卡點最超負荷工作是在4月1日起的一週，當時毛坦廠鎮高三學生分批返校。
最高峯時，幾個卡點不下200人在維持秩序，每天入鎮的學生和家長人數將近2000人。
汪厚是毛坦廠本鎮的大學生，他在學生返校這周主動申請在1號橋道口做志願者，卡口除了測温、驗碼，最重要的任務是阻止外來車輛駛入鎮上。從卡口到出租房的這段路，所有人只能下車步行。學生和陪讀媽媽們拿不動成堆的行李，鎮上從當地超市裏調來了幾十輛購物車。這些卡點在7月5日毛坦中學生送考結束後才撤銷。‘
4月初高三生陸續返校時，卡口志願者用手推車班幫忙運送行李。 汪厚供圖
高考前一週，鎮政府的政務微信發佈公告：“鎮區即校園，防疫無小事……來鎮接返學生家長是安徽省外户籍的，車輛和人員一律不得進鎮……”
不少外地户籍的考生開始紛紛撤出鎮上回家備考。但是還有近1600名考生需要學校統一組織趕考。“這個數字是往年的2倍。”學校分管教學的常務副校長餘存寶説。和鎮上不少人一樣，這位校長開着一輛帶雨棚的電瓶車。這幾個月，毛坦廠鎮外地車輛不能進鎮，本地車輛不能進校園，這樣一輛靈活的代步車很實用。
放孔明燈祈願，這是毛坦廠考生往年的考前傳統。今年，因為疫情原因，這個傳統被禁了。但7月4日晚自習後，還是有4名復讀生在學校對面悄悄放燈。不過，巡邏的警察也不上前呵斥，只是靜靜停下車來看着學生將燈放上天空，確認一切平安無事後才把巡邏車開走。
天空中零星亮起了幾盞孔明燈。
7月4日趕考前夜，兩位高三生在放孔明燈。 楊書源 攝
網課：這是一道證明題
餘校長聊起毛坦廠中學疫情剛暴發時經歷的兩個月的網課教學，特意用重音讀出“我們家的網課”，語氣中不無驕傲。
網課教學剛開始時，毛坦廠中學面臨兩個選項：採用省裏統一出的在線課程或是另外組織老師錄製網課。學校選擇了後者。
“很多人覺得，我們毛坦廠中學就是高考工廠，認為山區的老師搞不好網課，但是我們就是要證明自己。”餘校長説。
按照安徽當地的統一規定，2月28日毛坦廠高三年級網課開課。學校必須在此之前完成設備調試和人員準備工作。
選定直播平台後，第一個攔路虎是學生人數眾多，學校需要開通六七十個直播間，超過了平台允許的上限（45個）。學校趕緊聯繫平台獲得了“超級直播權”，這才得以開播。
另一個問題是用什麼設備來直播。原本老師們打算直接用自己的筆記本電腦播，但當時想起新聞裏一些學校上網課時不良信息忽然彈屏的前車之鑑，學校買了十幾台平板電腦，並貼上了“網課專用”的標籤。
學校開闢出了一棟教學樓，把還留在鎮上的老師都集合了起來。視頻錄製團隊以學科組作為工作單元展開。每個直播學科組有十多位老師，四五位負責備課，三四位負責現場直播教學，還有一隊人馬負責作業批改。
為了讓同學們找尋上課的感覺，網課直播的背景特地選擇了教室的講台和黑板。
毛坦廠的網課當時把重點放在了夯實基礎，老師們計劃把難度較高的內容跳過，依舊留給復學後的課堂，畢竟在網絡上講太難的內容效果不好。
“上直播的老師，都是學校口才好、運用網絡熟練的中青年老師。我們希望學生喜歡這些老師。”餘校長説。
“希望學生喜歡老師”，這是以往在毛坦廠的教育體系裏幾乎罕見的思維模式。
一直以來，這所學校採取的是“班主任負責制”，學校選出高三年級的班主任後，由各班班主任組建這個班級的任課老師團隊。
而眼下這種網課上法似乎讓這一切有了一些鬆動。教學力量的配比從學科出發，重新洗牌，不再是班主任獨當一面。
學校在每天上午第二、第三節網課之間開設了15分鐘操課訓練。年輕的體育老師帶着學生做健美操、武術健身操。
這幾乎成了毛坦廠網課的爆點。學生們紛紛去各大直播網站上搜索這位老師上傳的操課視頻、反覆回看，甚至還饒有興趣討論起了“這位體育老師到底有幾塊腹肌”。
學校復讀生一年在校的課表裏都沒有一節體育課，也沒有和體育老師打照面的機會——這位體育老師的15分鐘操課，對於毛坦廠高復班的學生來説，就像是被抽成真空的密封盒子裏忽然吹進了一陣風。
一邊等車一邊複習的考生。 楊書源 攝
一天的網課結束後，學生們還是習慣把老師佈置的練習題打印出來完成。畢竟，這關乎“手感”。網課開課沒幾天，大學剛畢業的毛坦廠本地人馬天翔（化名）就在自家書店安裝了一台打印機。
這家開在毛坦廠中學外100米處的教輔書店從早上6時30分亮燈到午夜12時。在疫情風聲最緊時，也沒有歇業。
“哥哥，能不能幫我打印一份卷子啊？”馬天翔總會在深更半夜或是天剛擦亮時接到這樣的電話，語氣近乎懇求。他從未拒絕過，因為他自己就是從毛坦廠中學畢業的。
在網課上了一陣子後，老師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每次只有幾萬人參與直播的網課下面常常有十幾萬個點贊。
“説明有人反覆回看或者點了好幾次贊。”老師們猜測。這是對這羣一直遵循應試教育思路老師“觸網”的肯定。
“我們要在高考後開一個教研會，討論下這段時間的網課教學，看看能為以後的教學帶來什麼新的思路。”餘校長在一次會上興致勃勃地對老師們説。
4月5日冒雨送考的家長。 楊書源 攝
復課高考倒計時：自由與約束
孫春梅記得自己復學回到教室那天是4月8日，她是一路從校門口蹦跳進去的。提起筆，發現激動得雙手顫抖。
“大部分人都是這樣的心態，回學校了起碼這次高考有希望了。”孫春梅説。
學校老師達成了共識：除了必要的疫情通告內容外，儘量不要向學生擴散疫情中的困難，也不將疫情中的時事新聞內容引申到各個學科的教學中。
為了讓動輒上百人的大班額班級符合開課條件，每個班級被拆成了三四個，按照“A1、A2、B1、B2”的編號序列分成30人左右的小班，上下午錯開上課。半天上課，半天自習，晚上學生們就在家繼續上網課。
課堂時間被壓縮成了半天，留給學生將近兩週每週大半天的自主學習時間，這在毛坦廠的高三史上幾乎是前所未有的挑戰。
課堂時間少了，學生練手的試卷數量也只能相應減少。高三老師乾脆放棄了往年的題海戰術，精挑細選每一份考卷，在初選出試卷後，老師們會把整張試卷完整做一遍，然後再一起討論是否採用併發放給學生做。
“我挺喜歡最後幾個月老師發的試卷，量不多，但是很多題型很新。”孫春梅説。
其實哪怕不是因為這場疫情，毛坦廠中學的應試教育理念也在這兩年發生着變化：這學期無論是清明節還是勞動節，高三和其他年級一樣都放了一天假期，而此前高三生每週“放假”時間僅僅是週日中午後的2個小時。
以前一到飯點，學校門口就全站着來給學生送飯的家長，學生站着在校門口匆忙吃完一頓，這種壯觀的場面還被不少媒體記錄傳播了出去。現在學校不再倡導家長送飯到校門口，鼓勵學生們好好坐下來吃飯。
6月，高考衝刺月。學校為了補上原來損失的課堂時間，宣佈每天為高三多上一堂課。但是更多的高考突擊行動似乎是自發的，比如早讀後趴在桌子上的集體休息時間越來越短。
“剛開始是休息半小時，後來變成了20分鐘、10分鐘，大家都在拿着課本讀呀讀，好像停不下來似的。”孫春梅説這是一場完全自發的推遲早讀行動。
考前兩週，鎮上的人發現高三年級的放學時間又慢慢提早了。這是為了讓高三生適應高考這幾天需要早睡的作息。
6月，北京疫情的第二次警報讓鎮上剛緩過來些的氛圍重新緊張了起來。“要求我們放學後立馬回家，不能在街上逗留。隨時都會有你熟悉的老師在各個街頭注視着你們的舉動。”孫春梅記得自己有次放學後在街邊和同學喝奶茶，一轉頭就看到班主任在她身後執勤。
以前毛坦廠中學不允許學生帶手機進校門，但網課開始後，大多數學生都是用手機聽課的，對於學生使用手機也就有心無力。
但孫春梅記得，在4月底高三年級網課結束當天，學校高三年級老師向學生宣佈，手機重新交由老師代為保管，直到高考時發回。
毛坦廠的備考規矩，似乎又收縮回了原來的樣子。
“沒有太多儀式感的尾聲”
孫春梅真的意識到高考就要來臨了，是因為班上同學和班主任關於開空調的分歧。
6月遇到了幾次高温天，班裏同學想開空調了，卻都被班主任嚴肅攔下。
“今年的高考比往年晚了1個月，你們會遭遇酷暑天的概率會很大，必須提前適應高温作戰。”班主任潘正旺告訴班裏學生。
直到6月中下旬，“全省高考考場一旦室温超過30攝氏度，一律開空調”的消息公佈了，孫春梅她們這才獲得了開空調自由。
“在疫情中的高考，好像真的只有變化才是永遠不變的。”孫春梅感慨。
高考前幾周，班主任潘正旺請六安市的一位書法家來班裏寫了幾幅書法作品，貼在了牆上。臨近高考前幾天，他在班裏抽獎，把這幾幅字送給了3位幸運同學。另外他還給班裏所有同學都發了兩支筆，這是他18年前高考用的同款，代表着好運的傳承。
高考前幾天，有記者問孫春梅：“你覺得你們學校怎麼樣？如果再選一次你還會願意來這裏復讀嗎？”
“我們學校是多好一個學校呀！”孫春梅脱口而出。
顯然，孫春梅的答案不符合這位記者的期待，他失望地走開了。而孫春梅知道這是自己對毛坦廠的真實情感。
2個多月的網絡直播課，讓這個120多人的大班級的人際關係更加親近了。
孫春梅記得前幾個月上網課時，班裏成績最好的一名女生每天5點剛過就起牀了，然後她會給幾位相熟的同學一一打電話，敦促她們起牀聽課；高考前幾天，原本已經援藏一個多月的數學老師忽然請假回到了學校，因為想給同學們寬寬心。
“我第一年復讀，很多人連名字也叫不出來。”這次班級羣已經建起來了，孫春梅有個衝動，等到考試結束後把班裏想認識卻還沒説過話的同學都加為好友。
但是等到這場高考真的結束後，班級微信羣裏寂靜無聲。孫春梅本想説一兩句話，卻也不知道該説些什麼。她想起了這個班級羣幾個月前上網課時，同學們打卡隨堂作業完成的圖片，從下午一直髮到凌晨的火熱樣子，忽然有些懷念。
“毛坦廠的教育模式的根本，説到底還是不會變的。至於今年非常時期毛坦廠做出的改變，究竟效果怎樣，就要靠這次高考來揭曉了。”餘校長説。
7月5日，38輛趕考大巴車從毛坦廠發車。 楊書源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