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點支持建設一批文科實驗室，促進研究方法創新和學科交叉融合，引領學術發展。”日前發佈的《教育部社會科學司2020年工作要點》提出，將啓動高校文科實驗室建設。消息一出，引發高校廣泛關注。目前，不少高校已緊鑼密鼓地組織人員開展相關調研、論證，為後續的文科實驗室申報、建設等相關工作未雨綢繆。
近年來，隨着高等教育領域大力推動“新文科”建設，不少高校出於人才培養和科研的需要，也正逐漸加大對文科實驗教學的投入。新形勢下，高校文科實驗室建設有哪些新內涵？又面臨着哪些挑戰？記者對此進行了採訪。
文科人才培養同樣離不開實驗室
在很多人印象中，“文科”與“實驗室”兩個詞天然是絕緣的。
儘管相比理工農醫類專業，人文社科類專業在人才培養過程中涉及實踐和驗證的環節較少，但隨着學科內涵逐步拓展和時代對人才培養不斷提出新要求，高校文科專業也面臨着越來越多實驗需求。尤其是應用性很強的新聞、經管、藝術等專業，在教學和科研中都有大量環節需要相關實驗室的支持。
《教育部關於加快建設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能力的意見》和《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都着重提到要增強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要達成上述目標，顯然離不開實驗室這一教學科研重要基礎設施的支持，對人文社科類專業來説同樣如此。
以公共管理類專業為例，學科較強的綜合性、交叉性、實踐性等特點決定了此類專業有大量實驗性教學內容。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專業在全國高校公共管理學科領域位居前列，該校建設的公共決策實驗室也頗具特色。通過整合多方學術資源，結合高性能計算集羣與決策支持平台，該實驗室主要為土地規劃、管理定量分析等領域的跨學科決策提供支持。同時，豐富的可視化和模擬技術為決策提供了強有力的助力。
在語言文字研究領域，實驗室更是“主戰場”。信息技術如今已是語言文字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依託計算機強大的數據處理功能，研究者可對漢字進行多角度的分析和詳細分類，利用相應結果，可以進一步對漢字發展演變中呈現的規律進行相對定量的描述，不斷完善漢字原形庫。
事實上，高校文科實驗室的發展歷史雖然遠不如理工科實驗室悠久，但也並非近些年才出現的新鮮事物。1999年起在部分高校分批設立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便有很多涉及實驗室等基礎設施建設。此外，自2006年教育部分批次評審國家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以來，也有一部分以人文社科類專業為主的實驗教學中心入選。
但從規模來看，高校文科實驗室的發展與理工科實驗室尚存一定差距。例如，在2015年的100個國家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中，以人文社科類專業為主的僅有9個，這種情況在教育部歷年進行的評審中並不鮮見。
四川大學文科綜合實驗教學中心是國家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中較具代表性的一個。早在1981年，四川大學便在新聞學專業建立了集新聞攝影、電視攝像、電視演播等教學功能於一體的新聞實驗室，為新聞學專業主幹課程提供實驗教學服務。而後，該校又相繼建立了圖書情報、考古、藝術創意等眾多文科實驗室。2006年起，四川大學整合文科各學科的專業實驗室建立了文科綜合實驗教學中心，面向全校學生開展文科實驗教學。
川大文科綜合實驗教學中心下轄多個分中心，擁有模型、木工、陶藝、動畫、影像等十幾個實驗室的藝術實驗教學中心是其中規模較大的一個。負責藝術實驗教學中心工作的該校藝術學院副院長何宇介紹，中心對本科生全天候開放，學生可通過不同的實驗課程，掌握基本的實驗技能，深入理解課堂教學內容。此外，學生還可以通過申請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等途徑，進入實驗室開展實踐。
“每一門藝術課程，都由理論、實驗、實踐三個環節構成。理論環節是在知識上做準備，實驗環節是在技術上做準備，兩個準備都做好之後，才能進入到實踐環節。”何宇介紹，對於藝術類專業學生而言，與專業相關的各種技術的掌握程度，是其專業學習質量的重要評判標準，因此藝術專業課幾乎都設有實驗環節。“比如環境設計專業，在實驗環節就要學習製作產品模型所需的雕刻、噴漆等技術，而設計文創產品，就需要掌握絲網印刷技術等。”
除了進行相關專業教學，面向其他專業學生開展通識教育，也是文科實驗室的重要功能。
利用藝術實驗教學中心資源，2019年11月，川大藝術學院將北宋王希孟名畫《千里江山圖》作了數字化處理，運用動態影像方式進行呈現，並增添了互動內容，讓全校更多專業的學生體會傳統藝術之美。
而在科研與服務社會發展上，文科實驗室也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何宇看來，發揮專業優勢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是高校的重要使命，對於藝術學科而言，要實現這樣的目標，關鍵靠藝術產品。
“研發這些產品都需要在前期的實驗環節進行樣品的開發，只有把樣品開發出來，才能進入後期的市場和產業鏈中，不能僅靠理論。”何宇説，“比如我們藝術學院和四川省綿竹市簽訂了戰略合作協議，扶持當地民間手工藝產品。在實驗室，我們可以對產品進行研發，完成初步的模型製作，然後再投入到生產環節。”
實驗室是新文科建設重要抓手
文科實驗室建設進一步受到重視的同時，高校“新文科”建設也在緊鑼密鼓地推進。有分析人士指出，二者之間的建設邏輯有着內在的一致性。
2019年4月，教育部等13部門聯合啓動“六卓越一拔尖”計劃2.0，提出全面推進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建設。其中，“新文科”建設的目標為“推動哲學社會科學與新科技革命交叉融合，培養新時代的哲學社會科學家”。
山東大學校長、教育部新文科建設工作組組長樊麗明曾以《“新文科”：時代需求與建設重點》為題，撰文解讀“新文科”建設的內涵，文中提出“‘新文科’之新首先在於新科技發展與文科融合引致的文科新增長點和傳統文科專業、課程以及人才培養模式的更新換代”。
對比上述表述與教育部社科司文科實驗室建設目標，不難看出“引入新技術”和“交叉融合”是“新文科”和文科實驗室建設理念中共同的關鍵詞。
“我們未來的發展目標，是要進一步為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學科發展目標奠定基礎，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在實驗環節融入文、理、工、醫等領域跨學科的實驗設施與研究方法，進行跨學科實驗研究。”何宇認為，藝術實驗教學中心的發展目標，契合了“新文科”的發展方向。
“無論是推動實踐育人機制改革，還是發展‘新文科’，對人文社科類專業本科教育而言，都需要實驗室不斷改革和創新。可以説，建設和運行好文科實驗室，是實現複合型、創新型人才培養目標，落實國家教育政策的重要舉措。”內蒙古科技大學文法學院教師柏朝霞説。
清史研究是中國人民大學的傳統優勢，該校清史研究所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清史研究所“數字清史實驗室”的建設和使用，就充分體現了交叉融合的發展思路。
這個於2018年1月正式成立的實驗室雖然發展時間不長，但已取得了一系列創新研究成果：依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建設清末民國社會調查、清代自然災害集成兩個大型數據庫，並建設了一些小型史學數據庫作為配套；與中國知網共建並上線的清史專題數據，收錄了六十餘萬條與清史相關的研究資料；在氣候變遷、量化研究、政治史等幾個領域取得一系列數字人文方面的研究成果；利用本科教學培養方案改革契機，建設面向本科生的“數字人文與歷史研究”課程……
“清史學科在發展數字人文方面優勢得天獨厚，不僅文獻資料非常豐富，而且類似糧價、雨雪分寸、官員等系統性資料保存較好，為歷史數據的收集、整理和利用提供了便利條件。”清史研究所副所長鬍恆説。在他看來，面對數字人文時代的新要求，傳統研究機構需要提前謀劃，適時轉型，“儘管文科主要研究人與社會，但很多領域涉及的數據量和對技術的要求並不亞於理工科”。
“我覺得‘新文科’建設中‘新’的核心在於保持傳統文科教學與研究方法的同時，如何加強人文學科內部相關專業的交叉融合,以及與自然科學的交叉融合。”胡恆認為，文科實驗室建設是新文科中“新”字的重要體現，也是重要抓手，應該放在更基礎、更戰略性的位置加以考慮。
利用藝術實驗教學中心平台，川大藝術學院師生與該校醫學部項目團隊合作，開展醫學圖像設計、醫療數據可視化表達等研究。“學校很多工科專業的研發成果進行孵化時，藝術專業師生也可以利用文科實驗平台，在品牌形象打造、文化植入等方面提供助力。”何宇表示，在引入理工科新技術的同時，文科實驗室同樣可以促進理工科研究成果的轉化。
文科實驗室建設要做好頂層設計
多所高校接受採訪的教師均表示，近年來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均對文科實驗室建設給予更高的重視，包括經費在內的各方面支持均有顯著提升。
“新文科”建設背景下，學科內涵的升級換代賦予了文科實驗室新的發展目標。把加強文科實驗室建設提上日程的同時，很多高校由於此前的建設、管理經驗相對欠缺，開展相關工作面臨着一系列需要解決的問題。
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尤小立對部分學校可能因對文科實驗室定位不明確而導致的資源浪費表示了擔憂，他認為文科實驗室建設首先要明確目標，避免陷入“概念化”。
“概念的明確是保證政策措施貫徹執行的基礎。”尤小立説，當前文科實驗室這一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尚未完全明確，“明確概念是防止‘概念化’傾向的前提，只有超越了‘概念化’，政策和措施才會產生實效，也才真正有利於學科的完善和大學的發展。”
胡恆同樣認為明確的目標有利於文科實驗室後續的建設：“文科實驗室探索的過程中，要注意實驗室建設方向與重大研究問題的結合，與人才培養需求的結合，避免概念化、空泛化，一哄而上，特別要避免每個學科都各自建設。那樣的話不僅不能打破學科之間的界線，反而會強化各學科的壁壘。應該着力建設綜合性、通用性強的文科實驗室，圍繞重大攻關問題組建跨學科研究團隊。”
“很多高校文科目前的實驗室按專業或課程設置，將實驗室分散設置在不同的系部，實驗人員編制隸屬於單一學科基礎上的院、系。這種按專業或課程設置的模式，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現有文科實驗室結構分散、共享程度低，以及實驗教學人員知識結構不合理、工作分配不均衡等問題，不僅實驗室難以形成規模，而且難以消除部分實驗設備盲目、重複購置和實驗經費隱性流失等管理盲點。”一位在南京某理工科重點高校人文學院長期負責實驗室工作的教師表示，相比理工科實驗室建設，當前很多高校的文科實驗室缺乏總體規劃和科學的制度設計。
文科實驗室從建設之初的定位到相關運行和管理機制都有待完善，這是很多教師的共識。
“文科實驗室中技術人員的配備、管理與晉升等需要良好的運行機制。教師參與文科實驗室項目取得的成果，也應該納入評價機制。”胡恆説。
對此何宇有着相似的觀點：“我在學院設計系負責品牌板塊的產學研教學和實際操作工作，依託實驗室為很多企業提供了服務，但評職稱還是主要靠發論文、出專著和完成國家社科項目。文科實驗室中取得的成果，往往很難作為學術成果納入評價。”
“我認為這些問題之所以存在，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的大學目前正處於轉型階段，一些理念不能適應新的發展形勢。”何宇説。
《中國教育報》2020年09月02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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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教育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