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1月，在黑龍江滿洲里的一家普通旅館，一場突如其來的怪病帶走了一個又一個的客人。他們先是不停咳血，進而全身如同火炭般發燙，最終心力衰竭而死。更為恐怖的是，每一位死者的皮膚都會呈現黑紫色。
客人暴斃事件頻發，旅館因此成為了禁區，連旅店老闆都被嚇得趕忙收拾東西回了老家避禍。
但老闆回家不久，也突然暴斃身亡，死前同樣是咳嗽加高燒。老闆死後，村裏親戚們為其辦理喪事。結果喪事還沒辦完，村子裏便不斷有人病倒，乃至暴斃而亡。
短短一個星期的時間，村子便空無一人。
此事雖然怪異，但由於滿洲里地處邊疆，並未引起太多的關注。直到半個月後，在遠東第一大城哈爾濱，一夜之間出現許多呼吸困難的病人，其病症與滿洲里一般無二，人們才開始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
鼠疫來了！
此次鼠疫的傳染源，是當時沙俄的西伯利亞地區。沙俄遠東地區的民眾為了生計，大肆抓捕土撥鼠，其皮毛可以賣錢，其肉可以吃。而染上了鼠疫的土撥鼠，就這樣傳給了人類。當時在西伯利亞工作的，也有中國人，回鄉的中國勞工，把鼠疫也傳入了中國。
前面提到的滿洲里由於毗鄰西伯利亞，且又是中東鐵路第一站，所以成為了疫情的最初爆發地點。11月9日，一名哈爾濱鐵路工人因患鼠疫而死亡，其便是三天前剛剛從滿洲里回來。
由於事先缺乏防控措施，哈爾濱又是人口聚集區域，鼠疫得以迅速在哈爾濱蔓延開來。
在鼠疫爆發的初期，哈爾濱市內每天平均死亡50餘人，最多一天死亡183人。
僅僅一個多月，哈爾濱便宣告“淪陷”。當然，災難並未因此而停止，截至1911年一月初，長春和瀋陽也先後“淪陷”。也就是説，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裏，鼠疫已經傳遍了整個東三省，每天死亡的人數都是數以百計。
更可怕的是，由於當時的東北是全中國的工業中心，建立了全國最發達的鐵路網絡，瘟疫可以沿着鐵道網迅速蔓延到關內。所以東三省總督錫良向朝廷呈遞的奏摺裏，稱東北疫情：“如水泄地，似火燎原”。
希望朝廷趕緊想辦法，否則過不了多久，京城就淪陷了。
疫情如此兇險，勢不可擋，清政府高層當然不敢怠慢。其實早在1910年11月9日第一例鼠疫患者死亡後，死者那極其明顯的死狀立刻就讓在哈爾濱工作的沙俄和日本醫學專家聯想到了鼠疫，並且次日通過化驗也確認了這一結果。
當時俄國，日本在中國東北都有自己的勢力與地盤，並虎視眈眈想進一步掠奪中國更多的領土。這次鼠疫為日俄提供了一個契機，日俄兩國均以保護僑民為由，要求獨攬防疫工作，甚至想派兵維持秩序。
從表面上看，日俄都是一片好心，是為了幫助中國防疫；實際上是想借機侵佔更多的中國領土。
當時東北當地政府聽從了日、俄醫學專家的意見，全東北範圍內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打老鼠行動。因為當時的世界醫學界普遍都認為鼠疫是跳蚤從老鼠身上再傳播給人類的，比如當年讓歐洲人聞風喪膽的黑死病就是這麼傳播的。所以日、俄專家便認為只要打死老鼠，就能掐斷瘟疫源頭。
然而事實證明，日、俄專家搞錯了方向。東三省官民幾乎把耗子抓絕種了，可瘟疫蔓延的現象並沒有得到遏制。
所以，防疫的事情，不能隨隨便便就交給外國人來做，那無異於把自家同胞的生命當兒戲。
1910 年 12 月下旬，在外務部右丞相施肇基極力推薦下，天津北洋陸軍醫學院副監督伍連德博士被緊急召喚進京，他被告知東北爆發鼠疫已有兩個多月，多方各種防疫嘗試均告無效，如今列強不斷施壓，東三省危在旦夕，北京也勢如累卵……命懸一線之際。
只能請伍博士擔當抗疫情大任，以解救蒼生。
國家危亡之際，伍連德沒有絲毫推辭，當即帶着一個助手抵達哈爾濱，並深入疫情最嚴重的哈爾濱傅家甸區域進行深入調查。
前面説了，傳統鼠疫是通過跳蚤這個中介間接傳染到人體身上的，所以傳統鼠疫要想擴散開來，被感染者與源頭感染者之間，一定會有身體接觸。可是伍連德通過實地瞭解，發現很多人與患者沒有發生過身體接觸，可依然會被感染。
伍連德據此判斷，這應該不是一般的鼠疫，而是一種變異過的傳染病，其已經脱離了接觸傳播的限制，並不是通過老鼠的跳蚤傳播，而是更嚴重的人傳人，通過呼吸之間的飛沫傳染，他將此命名為“肺鼠疫”。這是人類第一次知道了鼠疫的其他傳播途徑。
當時伍連德的研究結論受到了許多國外專家的反駁。他們認為伍連德的研究結論完全是無稽之談。人與人之間沒有身體接觸是不可能傳染上鼠疫的。
1911年1月5日，法國醫學專家梅斯尼來到中東鐵路醫院探視鼠疫患者。而在探視過程中，他沒有戴口罩，只是穿戴了白色工作服，帽子和一雙橡皮手套。因為他不相信鼠疫會通過呼吸或唾沫傳染，只要不和患者接觸，自己就是安全的。
然而事實證明，伍連德的結論就是對的，這就是一種經過變異後的新型鼠疫。梅斯尼在接觸患者後不到三天，就突然出現低熱、頭痛、寒戰的情況，並在次日清晨出現咳嗽和痰湧。儘管梅斯尼第一時間入院治療，注射了抗鼠疫免疫血清，但仍然醫治無效，最後暴斃而亡。
梅斯尼死後，整個世界醫學界譁然，大家都不敢再質疑伍連德，於是關於控制鼠疫，也就按照伍連德的方案正式全面展開了。
首先，清政府下令，封鎖山海關，並在山海關外設立三道軍事防線。從1911年1月13日開始，任何人出入山海關，都必須要先在軍人的看守下滯留5日，待確認無恙才可以放行（當時鼠疫的觀察期是五天）。任何人都不能例外，以至於太子太傅、欽差大臣鄭孝胥從東北返回時，也毫無例外地在山海關停留5日後才得以返京。
其次，經過東三省總督交涉，從1911年1月14日開始，日本控制的南滿鐵路與俄國控制東清鐵路停止運行，最大程度減少人員跨區域流動。
1月21日，清政府又下命令
“將京津火車一律停止，免致蔓延”
自此，關內外鐵路全線停運。
其三，所有人都配發口罩，而且強制要求佩戴，不戴口罩者直接抓捕。當時伍連德設計了一種極其簡單的雙層紗布囊口罩，即用兩層紗布，內置一塊吸水藥棉，戴上它就可以隔離病患，成本費僅需當時國幣2分半錢。後來，在瀋陽召開的國際鼠疫研究會上，各國一致贊成採用這種口罩。至今，醫務人員仍在使用這種口罩，並稱之“伍氏口罩”。
其四，嚴格控制人員竄門現象，尤其是哈爾濱鼠疫最嚴重的傅家甸區域，被劃分為了四個小片區，每區由一名醫藥大員主持，配有兩名助理、4個醫學生和為數眾多的衞生差役與警察。而救急隊內則分診斷、消毒、抬埋、站崗等諸多崗位。每天，各區派出40多支搜查隊，挨家挨户檢查疫情。一旦發現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醫院，他們的房子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此外這四個片區的老百姓分別配發紅黃藍白四種顏色的口罩。警察通過口罩顏色不同，控制不同區域內的老百姓相互竄門。他可以在本區內活動，但要去別的區域，必須申請特別准許證。就連區內的軍人們也必須嚴格遵循這一規章，不許隨便走動。
應該説，這是非常科學的防疫制度。
不過，疫情並沒有因此得到控制。防治措施沒有效？老百姓紛紛質疑，以至於人心惶惶。一種恐懼和絕望的心情在民眾中間蔓延開來。
問題到底出在哪裏？伍連德一時間沒了頭緒。一日傍晚，他帶着助手從疫區查房出來，看到外面有人正在掩埋屍體。伍連德恍然大悟，原來他漏掉了一個最為關鍵的地方，那就是屍體的處理。
因為鼠疫桿菌可以在屍身上存活很久，俄國專家證實，哈爾濱嚴冬的極低的温度下，肺鼠疫的病菌至少能存活3個月。而當時伍連德的屍體處理辦法是深埋，這顯然無法殺死鼠疫桿菌，反而會變成鼠疫桿菌的天然冷藏室。等到來年開春，其又會出來作惡。
如果不把屍體處理好，鼠疫不會結束。
於是深思熟慮後，伍連德奏請朝廷，請求以焚燒屍體的方式徹底斷絕鼠疫。
對於伍連德來説，做出這個覺得你是需要極大魄力的。按中國傳統文化，死者為大，入土為安。不能安葬就沒辦法見祖宗，把遺體燒了，這是大不敬的事情。並且一次性要焚燒幾千具屍體，這是絕對不能讓人接受的事。這是在挑戰中國人的倫理觀念
不夠出人意料的是，伍連德的提議非常順利。不僅得到了攝政王載灃的批准，還獲得了當地鄉紳官員的支持。於是在有了朝廷支持的情況下，東三省所有感染鼠疫的死難者遺體全部被焚燒。這是當地，甚至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集中焚屍行動，烈火足足燒了幾天才熄滅。
目睹親人遺體化為灰燼，兩萬名傅家甸市民面無表情，“呆呆出神”——伍連德
好在，遺體全部焚燒後，奇蹟出現了。
從1911年2月20日開始，東北所有采取了隔離措施的地區，死亡人數全部出現下降。這是疫情開始以來的首次。1911年3月1日午夜，一份鼠疫死亡人數為零的報告傳來，一時間，坐落在哈爾濱傅家甸的防疫總部內一片沸騰。這意味着，踏出了戰勝鼠疫的第一步。此時距離而距離伍連德下令焚屍的那天，剛好過去一個月，距離清政府封鎖山海關，過去了47天。
從3月1日到3月底，整個東北，再也沒有出現新的死亡報告。
沒有出現新的死亡報告即説明，席捲了全東北，導致數萬人死亡的鼠疫，得到了控制。隨後防疫委員會宣佈解除對傅家甸的隔離。 而其他隔離區，也陸陸續續地解除隔離措施。到4月底，東北三省各地的鼠疫被全部消滅。
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學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傳染病的行動。
1935年，伍連德被評為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候選人，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獎候選人的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