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霍普金斯大學：為何其新冠肺炎數據更受青睞？
疫情地圖走紅後——
揭秘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
作者：本報記者 鄧暉
隨着新冠病毒在全球範圍蔓延，透明、真實的疫情數據備受關注。一段時間以來，在眾多實時可視化數據發佈平台中，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疫情數據頻頻出現在包括美國本土在內的多國媒體、機構的報道和分析中。
相關數據顯示，從該疫情數據1月22日上線以來，每日平均使用量從1月底的2億次，在3月初上升到每日12億次，高峯時每日近20億次。
統計數據的機構和網站如此之多，為何約翰斯·霍普金斯的數據更受青睞？這是一所什麼樣的學校？在科研、教學等方面有什麼特色？它和中國大學又有哪些合作？
火爆的疫情地圖背後：
權威的大學研究實力在“背書”
作為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疫情可視化數據圖的核心開發成員，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土木與系統工程學院博士一年級學生杜鴻儒一直在“連軸轉”。他告訴記者，這一疫情可視化數據圖由他的導師、該校系統科學與工程研究中心的勞倫·加德納(Lauren Gardner)副教授倡議開發，最初的核心成員只有他和另外一位中國學生董恩盛。
“最開始，這一系統叫作‘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系統科學與工程研究中心疫情可視化數據圖’。”杜鴻儒介紹，在今年1月份，新冠肺炎疫情還未在全世界範圍流行起來時，董恩盛就與導師達成一致意見，要做一個疫情數據地圖，並於1月22日完成並上線了最早一版。最早數據的收集完全靠手動整理，每天最多更新4-5次，但隨着疫情發展，這樣的工作模式難以持續，2月1日，杜鴻儒開始加入。進入3月以後，數據已經可以實現每20分鐘自動更新一次，並且加入了人工審核，保證數據準確性。
杜鴻儒告訴記者，他的工作主要分為兩個階段：“在手動收集的階段主要負責數據收集整理以及美國數據的更新；進入自動更新階段後，我主要負責編寫自動更新的代碼，同時負責維護Github數據庫，通過對比WHO的數據，驗證數據的準確性。”此外，為了不斷完善可視化效果，研發團隊還對數據地圖進行了多次改版。
記者注意到，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疫情數據地圖並不是“獨此一家”。隨着疫情在全球蔓延，哈佛大學與牛津大學合作、美國CDC官方以及《紐約時報》、CNN等媒體都構建了自己的數據發佈體系。“對手”眾多，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為何吸引到如此多的關注？採訪中，多位專家告訴記者，美國是聯邦制國家，各州可以根據自身情況制定不同的防疫措施，所以CDC地圖的更新速度和精度都很有限。而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疫情數據地圖走紅的背後，既有着“最早啓動”等偶然性因素，也跟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本身在醫學和公共衞生領域的權威性相關。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疫情數據圖的‘走紅’主要是兩方面原因，一是他們及時蒐集整理了來自中國網站丁香園、美國和歐洲疾控中心等的疫情數據，數據覆蓋全球，更新及時，完整性和時效性甚至超過了WHO網站；二是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在醫學和公共衞生方面的研究歷史悠久，實力雄厚，公眾更加願意相信它作為學術機構的權威性和獨立性。這個數據系統的開發只是一項很具體的工作，社會效應是主要的，學術價值是次要的。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實力是他們在疫情危急時刻得到公眾和媒體認可的主要原因。”清華大學醫學院教授洪波告訴記者。
除此之外，清華大學醫院管理研究院副院長薛鐳認為，與其他數據發佈平台相比，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疫情可視化數據發佈的界面易於導航和閲讀，同時更新最頻繁，在系統升級後可以自動抓取數據，即時性較高。“在這個過程中，值得點讚的是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極強的學術敏感性，校方在發現這個疫情數據地圖‘火’了之後，迅速給予了相關團隊強有力的支持，保證了這項工作的可持續性和專業性。”薛鐳説。
但在更新過程中，這一疫情數據地圖也曾經出現過大的失誤，比如北京時間4月14日上午8時曾誤報“全球確診病例200萬”。
“因為我們做的是全球疫情地圖，但每個國家的播報標準一直在變，比如西班牙會突然引入疑似病例，但我們因為語言障礙有時無法將這一變化及時反映出來。所以現在學校給我們配備了一個很大的團隊在做這件事情，系統也更名為‘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疫情可視化數據圖’，圖書館、應用物理實驗室的很多科研人員給我們提供了很大的幫助。目前，所有數據都已經實現了自動更新，只需要人工做一些異常情況的應對工作。”杜鴻儒介紹，他現在的工作重心已經轉向了數學建模，即在數據展示的基礎上進行更多的分析和預測，“一是評估美國現有的疫情應對政策效果，二是精準到郡縣一級對疫情走勢進行預測。”
百年名校的辦學法則：
重視科研、站在前沿
與迅速“走紅”的疫情數據圖相比，在中國國內，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本身知名度並不如一些傳統的常青藤名校高。但事實上，這所有着144年曆史的大學，不僅是全美第一所研究型大學，也是世界頂級的私立名校。2020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顯示，該校位列世界第12名，全美第9名。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始建於1876年，主校區坐落於美國大西洋沿岸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距離美國首都華盛頓60多公里。無論是教學還是科研，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都有着濃郁特色，甚至被稱為“建在美國的德國大學”。
“近代以來，德國大學重視學術自由、教學與研究相統一的原則對美國以及全世界各國的高等教育都產生了深遠影響。1873年，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銀行家約翰斯·霍普金斯留下了一筆價值700萬美元的遺產，相當於今天的30億美元，分成兩半捐給了以他名字命名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和約翰斯·霍普金斯醫院，希望能夠仿照以洪堡大學為代表的德國大學模式，拋棄美式學院的陳規舊制，打造一所專注於研究的大學。正是因為有着這樣的基因，科研是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賡續至今的傳統。”從2014年開始，因為有着學生培養項目合作，薛鐳與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互動頻繁，在他眼中，這所大學有着鮮明的特點：“一是非常重視科研，我們接觸的該校教授中，他們的薪水相當一部分由科研經費支付，沒有科研基金，教授很難待下去。二是師生比很低，中國很多大學的師生比是1：15甚至1：20，霍普金斯大學只有1：8，這使得它很多課堂可以開展小班授課。三是比較務實、強調社會責任，在世界上很多發展中國家都設有公共衞生研究項目。”
洪波曾經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訪問學習兩年，他告訴記者，作為全美第一所研究型大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教師的科學研究和教學結合緊密，學生也可以深度參與實驗室研究：“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氛圍跟哈佛、MIT相比更加沉靜從容，不那麼‘跟風’，教授們獲得終身教職的比率較高，學術研究的深度和學科交叉的廣度在美國的一流大學中都是非常突出的。”
而在教學上，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本科教育課程設計注重激發學生的興趣和想象力，核心課程的難度和挑戰度很大，學生跨系選課和轉專業是很平常的事情。洪波比較瞭解該校的生物醫學工程學科的教學：“他們把學生必修的核心課程整合成少數幾門課，讓最資深的教授給本科生講課，把自己研究的前沿素材帶到課堂上，融入作業裏，是典型的研究型教學。近年來，該校生物醫學工程系開設了生物醫學工程創新設計課程，讓學生組成小組，以來自臨牀的真實問題為題，進行開放式實踐性的團隊學習，並組織設計競賽，在解決實際臨牀問題中提升學生的創新和設計能力。清華大學醫學院生物醫學工程系也把這樣的理念融入到了本科培養方案的改革中。”
具體到公共衞生學科和醫學領域，一個多世紀以來，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及其醫院更是被公認為在醫療、科研及教學方面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在整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體系內，醫學科研人員、醫生、護士、技師、各種臨牀專科的專家、志願者等高達2萬5千餘人。該校公共衞生學院官網信息則顯示，其公共衞生研究領域包含流行病學、生物統計、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衞生政策和管理、全球健康、環境健康工程、健康行為與社會、人口家庭和生育、分子微生物與免疫學、精神健康等10個方向。
“霍普金斯大學把醫學學科發展放在重要戰略位置，這使得教授們能夠始終站在生命科學、醫學、醫工交叉學科的前沿。同時，霍普金斯大學的聲譽很大程度上來自霍普金斯醫院，該醫院一直在全美排名第一。其醫學院也一直和哈佛醫學院比肩。”洪波認為，基礎醫學研究和臨牀診療的緊密結合，是該校醫學學科的最大特點和優勢，“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的研究實驗室和霍普金斯醫院只有一街之隔，中間連着多個廊橋，科學家和醫生很容易走到一起合作創新。正是強調基礎科學和臨牀醫學的交叉融合，該校共有27位教師或者校友獲得諾貝爾獎，其中16位獲得的是生理與醫學獎。”
“醫學確實在霍普金斯大學處於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在入校之前對公共衞生領域沒什麼瞭解，但博士一年級所做的3個項目都與醫院、公衞有關。我們很多課題組組會都是跟公衞學院一起開的。”杜鴻儒説。
洪波還介紹，除了在醫學、生物醫學工程、公共衞生學科領域一直處在全美前列，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應用物理實驗室APL(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Applied Physics Laboratory)也是世界知名的太空探索和前沿技術研究中心，研製和發射了冥王星探測器新視野(New Horizon)、太陽探測器帕克Parker等。
賡續百年的科學合作遇挑戰：
美國政府政策是最大的不確定因素
值得關注的是，就是這所並不為國內公眾熟知的大學，其實早在百年前，就與中國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相關資料顯示，在國內家喻户曉的北京協和醫院，就是1921年在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下，按約翰斯·霍普金斯醫院的模式興建的。近年來，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與中國大學的合作日益增多。
2005年，洪波從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回到清華後，和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王小勤教授一起推動了兩校在生物醫學工程領域的合作。2009年兩校建立了清華—霍普金斯大學生物醫學工程聯合研究中心，2018年兩校合作建立生物醫學工程國際雙學位項目。“截至目前，我們兩校在神經工程、組織工程、醫學影像等領域開展了多次學術研討會，安排了近百人次的教師互訪和學生交流。近年來，清華大學還與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共建了清華—霍普金斯SAIS全球政治與經濟雙碩士項目，與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共建了公共衞生博士項目。”洪波介紹。
此外，公開信息還顯示，近年來，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與北京協和醫院、復旦大學等多家中國醫院、高校有着科研方面的合作。
“在我國全面推進醫藥衞生體制改革的新形勢下，醫院的管理體制、運行機制和管理模式等的研究都亟待進一步的加強與創新，為了培養在醫療健康領域內具有領導潛力的專家型管理人才，進一步提升整體公共健康服務水平，我們從2016年開始與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聯合培養公共衞生博士，每年25個人，到現在已招生100人。除了少部分線上授課外，要在清華和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進行集中授課。”經過4年的合作，薛鐳感嘆，兩校都在這種合作之中增進了認識，也結下了深厚友誼。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加速蔓延。採訪中，多位受訪者都表示，疾病沒有邊界，應避免疫情政治化帶來的人為障礙，全球應通過有力的、多層次的、跨國的、協調一致的措施來共同應對疫情，全世界科學家更應該加強合作和共享。
“從數據上來看，美國目前是全世界疫情最嚴重的。中國疫情防控對其他國家都是很好的榜樣，我希望世界上各個國家可以參考中國的防控手段，早日控制全球的疫情。”杜鴻儒説。
“當前的新冠肺炎疫情讓人類健康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再次提示全球公共衞生研究合作和公共衞生領軍人才培養的極端重要性。”洪波表示，“此前，兩校在共同培養公共衞生博士方面已經邁出了重要一步，一批優秀的醫療和公共衞生行業的醫生和學者從這個項目走出來。前不久，清華大學剛剛成立了公共衞生與健康學院，並收到了來自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院長的熱情祝賀。”
合作正在繼續，但學者們也並不諱言，當前，中美關係正處在一個重要關口，科學家們的合作也正面臨着現實的困難和挑戰。
“我們希望，基於兩校公共衞生博士聯合培養項目，在疫後對相關的衞生管理政策等進行深入研究。但擴展到整個中美科學界的合作，最不確定的因素就是美國政府的政策。”薛鐳説，“當前，中美關係趨於緊張，甚至已經開始影響到本不該政治化的科研合作。在美國政府一些人的刻意引導下，有些美國民眾也開始對華抱有敵對意見，持有理性觀點的科學家和學者的聲音反而不能被重視。去年，在美國政府一些部門的壓力之下，很多大學對與中國大學合作的項目進行了審查。在這種態勢下，要想大規模地開展深度合作，對美國學者來説，要承擔相當大的壓力。”
(本報記者 鄧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