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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碧蹄之戰的描寫上，《兩朝平攘錄》對於碧蹄之戰的書寫跟隨了官方的態度，明顯經過了一個官員→明廷→民間的過程。在這個流轉過程中，碧蹄之戰也由原來的一場互有傷亡的遭遇戰，逐步被書寫稱了“倭甚膽寒”，“平壤三戰”到“無敢與天兵相抗”。即使時人對碧蹄之戰爭論甚多，諸葛元聲依然採信碧蹄之捷之説，就是因為官方對於碧蹄之捷的承認。因此，在這場戰鬥中，除了勝利，看不到李如松的敗軍之相，也不看到明軍的氣餒，反而看到了日軍因此產生了恐懼之心。
經過諸葛元聲的建構，碧蹄之戰成了戰爭第一階段的“對日寇的最後一戰”，明朝完全是勝利者的形象，而日軍完全是一副失敗者的形象。主動停戰的主體成了日本，和平是日本求來的，封貢則成了明朝對日本的恩賜。諸葛元聲把碧蹄之戰塑造成第一階段停戰的直接原因，其目的還是在歌頌明朝的平攘之舉。諸葛元聲對於東征四經略的形象建構的十分正面，東征四經略分別是宋應昌、顧養謙、孫鑛、邢玠。在《明神宗實錄》與時人所記中，四人形象並不一樣。宋應昌在任時先是主戰，繼而主封，顧養謙一直主封，孫鑛無所作為，邢玠堅定主戰。
四位經略的主張並不相同，尤其是宋應昌與顧養謙力主封貢，可謂時人眼中的“主和派”。身為主戰派的諸葛元聲本極力反對封貢，卻建構了四位經略的正面形象。由於顧養謙與孫鑛在任時事蹟較少，因此諸葛元聲對二者着墨較少。對宋應昌與邢玠，諸葛元聲則着墨較多，尤其是對宋應昌。宋應昌是戰爭中的第一位經略。有關宋應昌，學界也有所研究，但並不是十分深入。總的來説，宋應昌到底是主和派還是主戰派，依然值得商榷。在《經略復國要編》中，宋應昌極力證明自己是主戰派，主封並非本心，而是客觀因素所致。綜合《明神宗實錄》以及朝鮮方面的記載來看，宋應昌並不單是主戰派。
但這並不影響諸葛元聲對於宋應昌主戰形象的建構。可以確定的是，《兩朝平攘錄》關於戰爭第一階段的書寫，多取材於《經略復國要編》。由於《經略復國要編》是宋應昌用以自白的一本文書彙編，諸葛元聲在摭拾史料時，也肯定會受宋應昌的影響，在情感上傾向宋應昌。在《經略復國要編》的史料基礎上，諸葛元聲建構了宋應昌主戰的正面形象。諸葛元聲先是對宋應昌進行相貌描寫。這是本書中唯一一次對人物進行相貌描寫。在極具爭議的封貢問題上，諸葛元聲為宋應昌開脱。
其次，在對待沈惟敬的態度上，諸葛元聲記載了一件宋應昌怒殺沈惟敬未果的事情。在李如松渡江前，沈惟敬從日本軍營歸來，繼續之前的議和之説。宋應昌此時一意進剿，在聽到沈惟敬的議和之説後大怒，甚至要殺沈惟敬，為李如松所勸阻。考慮到沈惟敬是石星所派之人，不方便誅殺。此事也只見於《兩朝平攘錄》，而且在後世史書的記載中，誅殺沈惟敬未果多是李如松所為。查《經略復國要編》相關書信可知，宋應昌確實懷疑過沈惟敬，覺得沈惟敬“為倭所愚”，有延誤軍機之嫌。但至於是否有誅殺行為，只能説孤證難立。
但無論此事真假如何，有兩點可以確定：一是宋應昌在平壤戰前確實主戰，二是此事在塑造了宋應昌的主戰形象上確實起到了很大作用。其次，諸葛元聲認為封貢是客觀原因所致，主要責任在沈惟敬、石星，並非宋應昌的本心，宋應昌也是封貢的受害者。在《兩朝平攘錄》中，宋應昌由主戰無奈轉向封貢的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石星受沈惟敬蠱惑，將原打算調入朝鮮戰場的士兵召回原駐地，宋應昌孤立無援。二是小西行長主動求和，宋應昌考慮到客觀條件不利於作戰，於是答應談判。考諸史籍可以發現，諸葛元聲在此記載有誤。
在《兩朝平攘錄》中，石星將沈茂之兵撤回導致宋應昌孤立無援之事記載在萬曆二十一年小西行長求和之前。但實際上，有關沈茂等將領入援朝鮮一事直到萬曆二十一年七月還在爭論之中，“兵部議留劉綎、吳惟忠、駱尚志所部南兵及沈茂兵，分防大丘、鳥嶺、王京各險要”，當月宋應昌在書信中也期待沈茂等人入援，“俟沈茂兵至日，或倭奴下海，（遼兵）即行更替”。諸葛元聲將此事放在小西行長求和之前，封貢的責任也由宋應昌轉移到了石星、沈惟敬的身上。
實際上，宋應昌本人並非沒有過與日軍談判的行為。在平壤大捷後，宋應昌曾經借勢派馮仲纓、金相二人遊説加藤清正，甚至想派遣部下去漢城遊説小西行長，但未曾成行。在碧蹄之戰後，宋應昌雖未同日軍講和，但已開始派遣部下勸降小西行長等人。可以看出，宋應昌對待戰爭一直是兩手準備。在碧蹄之戰前，宋應昌一直主戰。碧蹄之戰後，宋應昌雖然堅持主戰，但也開始考慮談判。在小西行長求和後，宋應昌就正式轉向封貢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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