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用朝廷的錢，買朝廷的官，做自己的事

1902年6月9日，朝廷實授袁世凱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一職，不久又加賞了太子少保銜。從此，他的名頭就成了“袁宮保”。這個稱呼一直被用到他成為民國的總統。

在清季滿人朝廷裏，袁世凱以他的權勢和尊榮，成了繼曾國藩、李鴻章之後的第三強人。

漸趨成熟的政治家

在他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的更多的已經是一個政治家靈活的手腕和善變的策略，而那種趙趙武夫的魄力和不計後果的一往直前卻是越來越少了。巡撫山東以來的所作所為恰是對此最好的例證。然而，長期的軍人生涯卻又不能不在他的政治行為中打下深深的烙印：這就是一旦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便會不顧一切地去實行，非至成功、絕不罷休。“謀定以後，行以堅毅”，這不但是他個人性格的典型特徵，也是他日後事業中賴以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但是，作為一個軍伍出身的政治家，他所有的學問和理論大都來自於他的實踐和經歷，而不是書本和教義。這就在很大程度上賦予了他在政治行為上重利害而輕是非，重功利而輕名實的色彩。一旦當利害關係足以影響到他對於是非的決擇時，他就有可能只顧利害而不顧是非了。正是這個原因，後來他才終於不惜食言背信，自毀誓言，由民國總統一變而為中華帝國的皇帝，釀成了一生中最大的悲劇。

輝煌的政治事業

作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對他一生最大的影響就是他從此掌握了金錢應用上的便利，並以此為基礎開拓了他輝煌的政治事業。他不但得到了李鴻章帶兵數十年由截曠，扣建而積存起來的800餘萬兩淮軍餉銀，而且取得了各省匯歸北洋的增派練兵經費千餘萬兩，順直善後捐餘、永平七屬鹽捐以及唐紹儀從盛宣懷手中接替下來的京漢鐵路的營業利潤。這些款項經年不用報銷，不經户部就成了袁世凱可以自由運用的資財。一時“天津財幣山積，任意開支，司農不敢過問。”這不但為袁世凱個人的官場運轉創造了條件，也成了日後直隸發展實業，興盛教育以及北洋實力擴張的雄厚的經濟基礎。

正如後人評説的那樣，在此後的政治生涯中，慶王奕助一直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尤其是在1903年4月榮祿一命歸天，慶王入主軍機之後。一個是貪鄙無能而又唯利是圖的享有世襲罔替特權的貴胃朽老；一個是雄心勃勃充滿着權力慾望的政壇辣手。兩人各取所需，前者很快因貪財好利而成了後者的掌上玩物，後者也終於通過前者掌握了晚清的軍政樞要，兩人一唱一和，演出了晚清政壇上的一出絕妙好戲，正應了袁世凱的那句話：世上只要有二件寶貝就沒有什麼辦不到的事，一是刀子，一是銀子。奕助顯然是他説的後一種對象。

榮祿一死，出人頭地

當人們紛紛指責袁世凱寅緣依附，投機行賄的時候，卻往往忽視了一個事實，這就是在滿人的朝廷裏，能夠爭得一席之地，出人頭地的漢人莫不是背後都有着滿人的靠山和籍仗，而這一點對於袁世凱來説卻尤為緊要。因為他雖然也手提數萬精兵，但畢竟沒有像曾國藩、李鴻章那樣顯赫的軍功和響噹噹科舉功名的牢固的根底。於是，揮金如土，廣交善緣，就成了他斡旋於政壇之上的“殺手銅”了。從這個意義上説，他與慶王的關係與他和榮祿的關係並不太相同。同樣是利用，他利用的是奕助，卻是被榮祿所利用。和貪婪而又無知的奕助相比，榮祿雖然也是胸無城府，但卻功於策劃，富有權謀。他以其老辣的手腕，特殊的權位以及藏赫的氣焰對袁世凱一面利用，一面又處處留心防範，時時提防裁抑。使袁世凱無時無刻不對他敬畏有加。就連榮祿本人也常説：

“此人（袁世凱）素有大志，有我在尚可駕馭，但將來必出人頭地。”

果然，榮祿一死，他和慶王的的關係立即轉了個個。奕呦卻以樞垣領袖之尊，對袁世凱言聽計從，很快被袁世凱玩弄於股掌之上，這就不能不使人們歎服金錢的法力了。

辛丑回鑫以後，榮祿一直體弱多病，常常請假，屢屢奏請開缺。這時，袁世凱已敏鋭地覺察到榮祿將不久於人世，而其繼任者也必將是奕助其人。於是，還在奕助入主軍機的諭旨未下之前，楊士琦奉袁世凱之命押送的10萬兩賀銀就到了慶王府，“袁宮保知道王爺不日將入主軍機，在軍機處辦事的人，每天都得入宮，伺侯在老佛爺左右的許多太監們，一定向王爺道喜討賞，這一筆費用也很可觀。所以，這些微數目不過作王爺到任時的臨用而已，以後還要特別報效。”

一舉手便是10萬兩金，還説是些微數目。簡直把一向貪財的奕助樂得抓耳撓腮，不知所以了：“瞧瞧，人家袁宮保，一出手就是10方金，果然是厖”

奕劻上任以後，無論是年節、生日，還是婚嫁、子孫彌月週歲，袁世凱都早早預備停當，不費王府一分錢。但從此以後，無論慶王遇有什麼樣的緊急要事，包括外省督撫、藩桌的簡放都必須商之於袁世凱，請求他“保舉人材。”有人説，榮祿死後，袁世凱投靠了奕助。其實，更確切地説應該是袁世凱完全俘虜了奕劻。

當然，宮廷內外，受到袁世凱如此“敬奉”的也絕不止奕助一人。從大內總管李蓮英到老佛爺西太后都無不入其轂中。老佛爺最喜歡的宮中各類西洋玩意兒諸如第一輛自行車，第一輛汽車全都是袁世凱給送來的。僅李蓮英喪母之際，他一次就封銀40萬兩。凡是京師權貴，家有婚喪嫁娶，都由北洋委員供應帳飲之費，已經成了慣例。

當一個古老的國家機器鏽澀到只有通過行賄逢迎才能運轉的時候，我們似乎無法過多地譴責袁世凱手段的卑劣。他的舉措也立即體現了他“只論利害，不計是非”人生原則的妙用。用他自己的話來説，就是用朝廷的錢，買朝廷的官，做自己的事。從這個意義上説，袁世凱是成功的，因為金錢，畢竟為他的事業鋪出了一條平坦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