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組團盜古墓起內訌34人被抓
涉及7省份5個團伙34名成員，通過網絡組團，用暗語溝通；盜掘多座東周至漢代未被發現大墓
新京報訊 輾轉7省份18市，涉及5個團伙34名成員，通過網絡組隊、以暗語溝通，一起盜墓系列案件，因為一次團伙內訌浮出水面。
此次系列盜墓案主要嫌疑人鄧海峯於8月1日向警方自首。警方供圖 圖片來源：新京報
近日，湖南省公安廳通報稱，株洲破獲一起公安部掛牌督辦盜墓案件，被盜墓葬多為未經考古發現的“田野文物”。新京報記者從湖南株洲警方獲悉，案件線索，來自一通報警電話，而這名神秘舉報人，即為盜墓團伙內部一名成員。
漢代古墓被盜 神秘舉報人失聯
2016年9月26日晚6時左右，湖南省攸縣警方接報稱，一支團伙正在網嶺鎮羅家坪村盜掘古墓。蹊蹺的是，舉報人在提供盜掘地點之後，再無信息。
攸縣警方及文物保護人員在山上搜尋四個多小時後，在網嶺鎮定子坳一座小山丘上，找到這處藏在深山中的古墓。此時，古墓被多個向下深達數米的盜洞包圍，現場散落有碎瓷片等。
文物部門勘測，被盜古墓是一座尚未被發現的漢代大墓，具有較高研究價值。隨後，株洲市文物局和株洲市公安局刑偵支隊啓動聯合執法程序，成立“9.26”株洲古墓被盜案專案組。
專案組調查發現，這是一起涉案成員多、範圍大的團伙案件，隨之將案情上報。2017年1月27日，案件被列為公安部2017年第6號掛牌督辦案。
通過現場痕跡鑑定，警方鎖定兩名嫌疑人。隨着對兩名嫌疑人的審訊，一組涉及湖南、山東、河南等多省份的流動盜墓案件浮出水面。所盜掘古墓，均為東周至漢代大墓，總數超過10座。
涉案嫌疑人迷戀盜墓小説
株洲警方稱，專案組成員近百人，通過嫌疑人提供的線索，輾轉湖南、湖北、廣西、江西、山東等7省份18市，破獲5個盜墓團伙，涉及成員34人。涉案成員大多喜歡收看鑑寶節目，迷戀盜墓小説和電影。團伙結構鬆散，通過網絡聯繫，臨時組隊，彼此間互相猜忌。“9.26”案即因團伙成員內訌，一名成員報警後暴露。
2017年7月31日，公安部發布A級通緝令，通緝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鄧海峯。通緝令顯示，出生於1980年的安徽廣德人鄧海峯，負責出資並於2016年9月糾集、夥同他人到株洲市攸縣盜掘古墓葬。此後，還流竄河南、安徽等地盜掘古墓葬。8月1日，鄧海峯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
新京報記者從株洲市文物局獲悉，攸縣涉案盜墓團伙，所盜掘多為未被發現，也未被列入國家文保單位目錄的“田野文物”。按照刑法規定，“盜掘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
近日，湖南株洲檢方就此案，向當地法院提起公訴。
■ 對話
案件負責人，株洲市公安局刑偵支隊副支隊長陳庚讓：
盜墓團伙結構鬆散自發“結盟”
在案件負責人，株洲市公安局刑偵支隊副支隊長陳賡讓看來，儘管擁有支鍋老闆(負責人)、嚮導、民工等明確分工，但盜墓團伙存在無可調和的矛盾：缺乏信任基礎，互相傾軋，這些特性，為警方破案帶來幫助。
“內部人員舉報”
新京報：為什麼會對舉報人的身份產生懷疑？
陳庚讓：正常舉報的話，舉報人會講得很細，時間地點多少人這樣，但是電話裏，對方只説了大致地點就匆匆掛了，回過去電話不接，這就很可疑。
此外，按照舉報人説的情況，這個人説他們(盜墓團伙)“今天晚上還來”，也就是説，舉報人跟團伙內部起碼是有聯繫的，所以我們推測是內訌。
新京報：隨後的偵查證實了這種猜測？
陳庚讓：隨着偵查的進行，舉報人的身份被鎖定。這名舉報人，本身就是盜墓團伙的一名成員，但是不怎麼招人喜歡。
新京報：內部成員舉報的動機在哪裏？
陳庚讓：舉報人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一個自己沒什麼錢，參與盜墓團伙後總是向人借錢，又不肯還的人。這個舉報人不固定在一個團伙內，總是遊走於其他團伙之間，所以其他人都不喜歡跟他合作，覺得人品不怎麼樣。
我們問過舉報人的動機，就是“不讓我來，那就大家都別來”。
“用暗語互相溝通”
新京報：參與盜墓團伙的都是些什麼人？
陳庚讓：年齡上20歲到60歲都有，對法律沒什麼概念，基本都是法盲。有些人被抓的時候，還不覺得自己犯法了。
團伙內部沒有上下級關係，通過網絡聯繫。盜墓的時候，使用的工具很簡單，比如探測儀、探針、洛陽鏟等。
新京報：沒有上下級關係，平時之間怎麼溝通？
陳庚讓：這些盜墓團伙內部有一套自己的暗語，溝通時不會提及“盜墓”字眼，而是用一些詞代替。比如説“這裏有活幹”，然後發“招工”信息，比如説“發現一個好工地，大家一起去看看”。這樣，有想法的人就會私聊。
新京報：盜墓團伙內部會有分工？
陳庚讓：組建團伙的時候就會有意識的進行分工。一般來説，內部分為“支鍋老闆”、嚮導、挖工等工種。比如支鍋老闆，通常是財力比較雄厚，經驗比較豐富的；嚮導一般找本地人，因為本地人便於團隊掩護，即便是被附近村民發現了，也能方便找藉口。至於挖工，一般是招挖過煤的，或者做過礦工的。
新京報：這樣的臨時團伙，怎麼進行分賬？
陳庚讓：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支鍋老闆全包，包括招募人員，老闆要承擔所有費用，包括吃住，成員事先約定好報酬。如果挖不到寶，這些團伙成員就拿定薪，如果挖到了，會多給一點獎金。當然，這種模式下，挖到寶支鍋老闆是拿大頭的。
還有一種模式更加鬆散，大家在網上聚起來，沒有領頭人，自己承擔成本，約定一個分賬比例。
“交代10起能核實到的只有5起”
新京報：這樣的組織結構，給警方偵查帶來挑戰？
陳庚讓：這些盜墓團伙具有隨機性和臨時性，就不是一個組織化的團伙，給偵破工作帶來了難度。
怎麼去克服這種困難？靠大膽推測和緊密關注。比如這些團伙成員，既然要幹，肯定還會去別的地方幹。於是我們就隨時掌握嫌疑人員的活動情況，加以分析，團伙的活動軌跡出現了。
新京報：團伙內部會時常出現矛盾？
陳庚讓：出現矛盾是必然的。本來就是臨時性團伙，互相之間不信任，都是奔着錢去的，還想騙別人的錢。一旦挖個墓，可能給自己人下套，行話叫“埋地雷”。
“埋地雷”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發現出土文物，悄悄埋起來，把其他成員支走後偷偷返回；還有一種是騙團伙成員的錢，事先搞一些假文物埋下去，再挖出來，“埋地雷”的人套現走人。
新京報：盜墓案件與其他刑事案件相比，有什麼不一樣？
陳庚讓：偵查上來説，難度會更大。一個是室外盜墓不容易被發現，加上這些墓很多是盜墓團伙探測出來的，沒有列入保護範圍，只在有人舉報或者有人上山發現後，才接到報案。
一般的刑事案件，多少有個現場，而盜墓類案件基本是野外現場，沒有視頻監控，沒有目擊證人。所以團伙成員到案後，交代在其他地方盜墓，我們和當地公安和文物部門聯繫，反饋説沒有掌握這些信息。嫌疑人交代10起，能核實到的只有5起。
新京報記者 王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