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的開創者漢文帝劉恆晚年祈求長生，於是一位名叫新垣平的方士投其所好，以假文物來討好他。史載，新垣平讓人在一隻普通玉杯上刻了“人主延壽”四個字，詭稱是一位神仙送給漢文帝的“長生杯”。此騙術雖然拙劣，但漢文帝求仙心切，於是欣然收下了這隻“神杯”，放置在宮中，他還賜予新垣平大夫的官位。
得手後，新垣平繼續以假古董矇騙漢文帝，據《史記·封禪書》記載，新垣平告訴漢文帝：“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漢文帝興建廟宇，想通過祭祀讓周鼎重現人間。
新垣平在漢文帝面前裝神弄鬼，屢屢得逞，得意之時，卻不知丞相張蒼和廷尉張釋之已暗地裏派出密探去監視他的行動。經過一番調查，密探終於查出了那個在玉杯上刻字的工匠，並從其口中得知所謂“周鼎”也是偽造的。張蒼和張釋之立即上書，趕在“周鼎”出土前向漢文帝告發新垣平。大夢初醒的漢文帝當即下令革去新垣平的職位，把他交送廷尉張釋之審問。新垣平一見張釋之的威嚴，嚇得魂飛天外，一經審問他沒法抵賴，只好把前後欺詐的經過和盤托出。張釋之判他欺君之罪，結果新垣平被夷滅三族。
項元汴是明代著名收藏家、鑑賞家，他號稱“古狂”，愛好收藏金石遺文、法書名畫。有一次，項元汴得到一張鐵琴，琴上印有“天籟”二字。項元汴得琴後愛不釋手，將其置於自己的藏書樓中，隨後又將此樓命名為“天籟閣”。
一張鐵琴為何受到項元汴這般青睞，原來它竟是“晉朝制琴名家孫登所斫”。此琴為仲尼式，長約1.2米，重十斤六兩，系黑鐵鍛造而成，通身不加髹漆，琴面琴底均有細冰裂紋，琴背鑄有兩個八分大字：天籟，其下有嵌金絲小篆“孫登”款，並“公和”篆印。
在項元汴死後幾百年間，這張琴輾轉流傳，民間學者圍繞此琴進行了大量研究，最終卻認定它是一件“贗品”。鑑賞家們從式樣、材質等方面對這張鐵琴提出了質疑：古琴取仲尼式，要到晚唐才時興，兩宋才流行開來;至於鐵製的樂器，一些複雜的工藝問題更是要到宋元之後才得以解決，就此看來這張古琴的製作年代不會早於宋。一些古文字學家也認為，鐵琴上的“天籟”“公和”兩款題名皆為長方形的均整規則小篆，起住皆為圓筆，這與晉人的書寫風格完全不同。至於這張古琴的真實製作年代，學界經過審慎考慮，多傾向於“元代”。
如今這張讓大藏家項元汴都看走眼的古琴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清代的古玩造假手段較明代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清代政治家、文學家紀曉嵐在他的《閲微草堂筆記》中就記載了一則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案例：一日，紀曉嵐在京城集市“淘寶”，他看中了16塊所謂“明代制墨師傅羅小華之墨”，這些墨裝在一箇舊盒子裏面，看上去“漆匣黯敝，真舊物也”。
羅小華名龍文，是明代制墨業歙派代表人物，他以桐煙制墨，墨品極佳，時人稱其“堅如石，紋如犀，黑如漆，一螺值萬錢”，並有“當朝第一”之美譽。羅氏制墨傳世稀少，極其珍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一池春綠”墨，由於羅氏沒有墨譜傳世，依他人著錄，才知此墨為羅氏作品。
紀曉嵐一下子得到稀世珍寶“羅小華墨”16塊，喜出望外，捧回家端詳了半天，一時興起，還準備使用一番。可這一用卻露了餡，原來這16塊墨竟全是泥摶的，造假者只是“染以黑色”，上面還掛了一層白霜，所以看上去古色古香。
事後紀曉嵐自嘲道：“或以取賤值，或以取便易，因貪受餌，其咎亦不盡在人。”與紀曉嵐同時代的狀元錢文敏在評價此事時則説：“稍見便宜，必藏機械，神奸巨蠹，百怪千奇，豈有便宜到我輩。”
乾隆皇帝一生收藏蔚為大觀，但他也有打眼的時候。1745年，一幅元代畫家黃公望的名作《富春山居圖》被徵入宮，乾隆皇帝見到後愛不釋手，把它珍藏在身邊，不時取出來欣賞，他還在6米長卷的留白處賦詩題詞，加蓋璽印。可沒想到，第二年他又得到了另一幅幾乎一模一樣的《富春山居圖》。
其實，乾隆皇帝得到的第一幅《富春山居圖》是贗品，後世稱之為“子明卷”，而第二幅“無用師卷”才是黃公望的真跡。“子明卷”是明末文人臨摹的《富春山居圖》，後人為牟利，將原作者題款去掉，偽造了黃公望題款，並且還偽造了明代畫家鄒之麟等人的題跋。事實上“子明卷”仿製的漏洞並不難發現，元代書畫上作者題款都是在繪畫內容之後，而“子明卷”卻將作者題款放在了畫面上方的空白處，這明顯不符合元代書畫的特點。
耐人尋味的是，得到真品的乾隆皇帝依然將偽造的《富春山居圖》“子明卷”視為珍寶，把它時時帶在身邊，屢屢題贊，並編入《石渠寶笈》;而對於真跡“無用師卷”，乾隆帝一方面宣佈“無用師卷”是贗品，另一方面又以不菲的價格將這幅畫作買下收藏。後世認為，乾隆帝之所以顛倒黑白是怕世人知道自己鑑定錯誤，故而將錯就錯。
1816年，翰林院編修胡敬等奉嘉慶帝之命編纂《石渠寶笈》三編，《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始得以正名獲編入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