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輔導員角色功能定位不清 茫然尷尬現狀發展受阻

  【新聞閣2015年07月30日訊】職稱提升困難、發展通道受阻的現實使得很多輔導員不得不接受“高校邊緣人”和“講師過一生”的事實,這也是造成輔導員隊伍不穩定、流失嚴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河北省教育廳日前發佈高等學校教師資格認定相關文件,規定“高等學校中的專職輔導員可以申請認定高等學校教師資格,任教學科原則上應為思想政治教育類或就業指導類”。這一規定對於河北高校內仍在思考個人職業發展的輔導員來説,提供了一個明確的思考方向。而對於目前在自我定位和發展途徑方面都有些茫然和尷尬的高校輔導員羣體而言,這也給他們帶來了一線曙光。

大學輔導員角色功能定位不清 茫然尷尬現狀發展受阻

  ■本報記者 韓琨

  24小時開機的日常

  高校輔導員可以説是高校教職工隊伍中十分重要卻又頗為特殊的一個羣體。他們與大學生的日常學習、生活密不可分,每一位大學生都或多或少地與輔導員打過交道。關於輔導員的日常工作,山東大學制作了一部名為《山大輔導員的一天》的微電影,形象而生動地展現了一位高校輔導員的普通一天。在微電影中,輔導員忙碌的身影和場景快速切換,連吃飯的時間都會接到意料之外的家長電話。

  這部微電影同時提供了更為直觀的數據:在山東大學,每位輔導員平均每天接聽學生電話23個,接收短信約70條,每學年隨堂聽課約20次;平均每位輔導員建立並整理學生檔案,每生5條,共計約3000條,每年參與獎助學金評定工作涉及金額高達33.9萬元,平均每年和學生談心談話400次……工作之細碎繁雜,可見一斑。

大學輔導員角色功能定位不清 茫然尷尬現狀發展受阻

  具體來説,輔導員每天要處理的事務並不侷限於一定的範圍,只要和學生有關,只要學生找上門來,無論是學業上的困難,還是生活中的宿舍關係、情感問題,甚至是超出學校範圍的社會活動、求職等問題,輔導員都要打起精神來幫學生解決。

  “我們的手機都是24小時開機,這是規定。”對於平時的工作狀態,遼寧省某“211工程”高校專職輔導員章天這樣向記者描述道。就拿最近這幾天來説,雖然學生們已經陸續期末考結束,但章天卻並沒有享受到暑假的輕鬆。“只要有學生在學校,我就不能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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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採訪中,記者瞭解到,在部分高校,輔導員(有的高校也稱班主任)並非由專職人員擔任,而是由學校黨、團幹部或者學院的專職教師兼任。但是,就工作的質量而言,這類兼任性質的輔導員大多比不上專職輔導員。

  北京某“985工程”高校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副教授告訴記者,幾年前,自己曾經擔任過一屆學生的班主任,但那並非出於自願,而是為了職稱晉升。他坦言道:“學校有規定,要評副教授必須有擔任班主任的經歷,這是硬性條件。”

  回顧自己的輔導員經歷,當時還要承擔教學、科研壓力的他表示,作為輔導員的自己的確沒有投入太多精力在學生身上。“我只能説我盡力了,畢竟一個人的時間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不過,話又説回來,有過體驗才知道,專職輔導員他們也不容易啊。”這位副教授補充説,作為在高校讀書、任教多年的“資深人士”,以前他對輔導員羣體抱有一定的輕視態度,在自己親身體會之後,這種印象有所改變。

  顛倒的角色功能

  教育部2006年印發的《普通高等學校輔導員隊伍建設規定》明確指出,“輔導員是開展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幹力量,是高校學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組織者、實施者和指導者。”換言之,高校輔導員最重要的職能還在於做好學生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在採訪中,結合當前大學生思想面貌現狀,章天向記者重申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幾位輔導員或有過輔導員經歷的採訪對象卻不約而同地向記者表達了同樣的感受:現在高校輔導員所發揮的主要功能與其原本定位產生了不小的偏差。

  “現在,輔導員成了學生的‘保姆’‘管家’,工作內容多而雜亂,幾乎學校裏出的所有和學生有關的事情,相關工作人員或者教師都會跟學生説‘把你們輔導員叫過來’。”上海市某高校曾擔任輔導員的朱方感慨道,輔導員一人需要對接學院、團委、教務處、學生處、保衞處、就業處等多個單位,“辛苦不説,完全是在打雜,弱化了對學生進行思想教育的本職工作。”

  “事實上,我們還給學生們上課。”章天説。“心理健康講座”和“就業指導”是大學裏常見的由專職輔導員擔任教學任務的課程。

  而在此之外,章天也承認,學生就許多學業上的專業問題前來求教時,不具備專業背景的輔導員欠缺指導能力。以章天所在的學校為例,為解決這一問題,學校在專職輔導員之外為學生配備專業教師擔任的“兼職”輔導員,作為補充。這樣一來,學生們就可以更加方便地獲得老師在專業上的指導,而章天等輔導員則會在這一過程中儘量幫助學生獲得恰當的指導。

  從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到事無鉅細悉心關照的“管家”,遼寧師範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教授張愛軍對此的表述是:“從現實來看,輔導員在思想政治上並沒有做什麼具體的工作,而在學生的行為上卻花費了巨大的精力。”

  發展道路受阻

  應該可以説,和上文中提及的那位副教授的想法差不多的人並不少。在高校中,的確存在對輔導員羣體的刻板印象,就連輔導員本身,也覺得自己在高校內身份“尷尬”——既不是專門從事學術研究的教師,也不屬於完全意義上朝九晚五的行政序列。

  “就待遇而言,據我瞭解,我們和同樣的專職教師相比,是差不多的。”章天告訴記者,儘管待遇差不多,但專職輔導員中並沒有多少人是打算做一輩子輔導員的,在他們看來,專職輔導員的職業發展通道還是要往兩條路上走。

  “基本上就是這兩條路,轉崗做教師,或者謀求晉升,在團委或學校其他部門工作,但這些都不容易。”章天説。他補充道,有一些前輩“做了一輩子輔導員”,職稱職級也許有所晉升,但是崗位始終不變。“畢竟學校裏競爭激烈,晉升難度大。”

  而説到轉崗成為專職教師這條路,章天的説法與河北省教育廳的規定類似,方向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類或就業指導類。“往其他學科或者專業方面轉基本不可能,畢竟專職輔導員絕大多數是碩士,學歷層次不夠。”

  雖然所在省份不同,但章天在職業發展方面感受到的困惑得到了來自江蘇省同行的數據支持。2014年,江蘇大學教師周慧蓮對江蘇省十所高校的輔導員所作的調查顯示,在職稱和職務這兩個體現輔導員職業生涯發展層次和發展狀態的重要指標上,情況不容樂觀。“69.8%的輔導員是講師職稱,副教授職稱僅佔7.4%,副科和正科級別的輔導員共佔71%,副處級輔導員僅佔3.7%,沒有正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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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慧蓮指出,職稱提升困難、發展通道受阻的現實使得很多輔導員不得不接受“高校邊緣人”和“講師過一生”的事實,這也是造成輔導員隊伍不穩定、流失嚴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盡力做好每一天”

  2011年,朱方以輔導員身份留校工作。如今4年過去,他的工作崗位已經調到了學校的組織部,成為管理崗的一名工作人員。

  説起這樣的工作變動,他向記者表示:“在我們那一批輔導員裏,我確實是算幸運的。很多人都只是想把輔導員崗位作為一個跳板,但是之後如何發展,就因人而異了。”

  但是,説起對後來人有什麼建議時,朱方卻表現得相當謹慎,絲毫沒有被自己目前在別人眼中“還不錯”的情況所影響。

  “喜歡高校環境,喜歡與學生打交道的人可以考慮輔導員這份工作,但是,一定要作好壓力大、發展前景不明朗的心理準備。”此外,他還向記者透露,工作兩三年後,有離職打算的輔導員比例不低。

  “另外,我瞭解到,在學生比較強勢的高校,輔導員的存在感就相對較弱,至於以後的發展,確實不好説。”朱方補充道。

  而章天則表示:“這只是一份普通的職業。每個人在作出職業選擇時,都有自己的綜合考量。”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記者採訪前,章天在忙完一天的工作後,還見到了幾位以前帶過的學生。他們已經到外地就業,這次碰巧回來,就來看望這位當年的輔導員。對此,章天十分高興,他説:“能夠看着學生們四年的成長,畢業後他們還記着我,就是我做這份工作最有成就感的時刻。”

  至於未來的工作發展,章天的打算是,儘管兩條晉升通道看起來都很難,但他還是要同時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盡力做好每一天的工作,就是他的規劃。

  《中國科學報》 (2015-07-30 第5版 大學週刊)(搜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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