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7期
【導語】
據媒體報道，伊朗著名導演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7月4日因癌症在巴黎去世，享年76歲。
阿巴斯是當代公認的電影大師，其作品包括《何處是我朋友的家》《橄欖樹下的情人》《隨風而逝》《原樣複製》《特寫》等等。1997年，阿巴斯憑藉作品《櫻桃的滋味》獲得戛納電影節最佳影片金棕櫚獎。
“電影始於格里菲斯(美國電影先驅)，止於阿巴斯。”法國“新浪潮”先驅戈達爾給了他高度的評價。阿巴斯對於當代影壇為什麼這麼重要?
儘管審查苛刻，伊朗電影卻光彩奪目
20世紀初，電影伴隨着西方列強的殖民入侵進入伊朗。但在這個由伊斯蘭教統治下的國家，電影一直遭到公然詆譭和排斥，發展速度相當低緩。“毛拉”們認為，電影褻瀆神靈，是清真寺的勁敵，甚至直接威脅到他們的權力，顛覆了他們長期以來信奉的價值理念。直到60年代初，在世界電影版圖上，伊朗電影一直都是默默無聞的。
1969年，大流士·梅赫爾朱伊拍攝了《奶牛》，成為了伊朗新浪潮的開山之作。到八十年代中期，伊朗第一次“新電影”浪潮的電影，多用簡單純淨的語言敍述普通社會生活，展示本土現實的陰暗面，奠定了伊朗電影以本土紀實為主的影像美學風格。
80年代末，伊朗興起第二次“新電影”浪潮，阿巴斯是這次浪潮的旗手。他1940年6月出生於伊朗首都德黑蘭，從小痴迷於繪畫，以此為志考取了德黑蘭美術學院。他的影像創作是從拍攝商業廣告開始的。1960年至1969年，他創制了近150部廣告片。1969年，伊朗電影新浪潮誕生，多個機構向有潛力的年輕導演拋出橄欖枝，阿巴斯進入了伊朗青少年教育發展協會。拍攝了多部優質短片後，1977年他拍攝了第一部故事長片《報告》。阿巴斯真正開始在國際影壇受人矚目是在1987年。
1987年，《何處是我朋友的家》在戛納電影節上斬獲大獎後，接着便是一發不可收拾的伊朗電影獲獎現象。至1997年《櫻桃的滋味》榮獲“戛納金棕擱”大獎為止，短短的10年間，伊朗共有4096部(次)影片在國際各類電影節上放映，獲得了276項不同級別的獎項。伊朗電影以其濃郁的地域風情與文化景觀，成為世界影壇的瑰麗奇葩。
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讓伊朗社會生活的伊斯蘭化進程得到了加強，電影業曾一度沉寂，後才逐漸甦醒繁榮。直到現在，伊朗仍然實行着苛刻的電影審查制度。在電影中，禁止出現的內容至少包括緊身的女性服飾;除了臉和手以外裸露其他女性身體的部位;男女性之間的身體接觸、曖昧的語言或笑話;關於軍隊、警察或家庭的笑話;長鬍子的反面角色;外語或粗鄙的語言;外國音樂或其他類型的歡快音樂;正面角色表現得喜歡獨處，而不喜歡集體生活;士兵或警察衣冠不整或相互爭執等等。
1998年，阿巴斯接受採訪時曾言：“‘限制’是我們東方人生活和文化中的一部分，生活就是在限制和自由的矛盾和對立中發展和變化的。我並不是説這些限制是應該的，我是説，我們就是在這種環境中長大並形成自己的思想觀念。”
西方對伊朗電影關注，很大程度源於對伊斯蘭社會的無知
伊朗電影引起西方社會的普遍關注，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伊朗社會相對封閉，電影成了西方社會了解這個國家的一個窗口。
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後冷戰時期世界主要衝突之源不是經濟或意識形態上的，而是文化上的差異。伊斯蘭世界曾向西方學習，但卻並沒有帶來所期望的繁榮和尊嚴，因而很多穆斯林將落後的原因和麪臨的問題都歸咎於西方。20世紀70年代，石油帶來的財富讓伊斯蘭力量迅速擴大，他們在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都抵制西方的制度。
在穆斯林反西方情緒高漲同時，西方對“伊斯蘭威脅”的關切也在增強。亨廷頓認為，“西方面臨的問題根本就不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而是一個不同的文明——伊斯蘭，它的人民堅信自身文化的優越性，但擔心自己的力量處於劣勢。”
伊朗電影成為了伊斯蘭復興以來，解讀東方主義與保守的伊朗社會中民族主義、宗教信仰的不二選擇。西方觀眾通過伊朗電影完成對伊斯蘭東方的想象。
伊朗電影在西方文化的影響和伊斯蘭文化限制之間艱難求生。許多伊朗電影在在國際影展上倍受褒獎，但是在伊朗國內放映時票房表現卻差強人意。某些電影導演雖然在國外獲得大獎，但在國內卻沒有得到其電影的放映許可權。
《納德和西敏：一次別離》曾獲2012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它通過一個面臨婚姻危機的家庭的經歷，折射出當代伊朗社會的不同層面，但因觸及伊朗社會移民和離婚等敏感題材一度面臨難產。導演阿斯加爾·法爾哈迪2010年曾公開批評政府孤立有傑出成就的電影人，呼籲當局允許被驅逐出境的導演和演員回國，導致《一次別離》被下令停拍，直到他道歉後才被解除禁令。
專注生活與人性，才是伊朗電影獲得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由於能夠獲得政府審查通過的電影題材極其有限，因此伊朗電影主要關注普通人的社會生活，從平凡生活中尋求價值，極具人文主義色彩。其中兒童往往是純潔、自由的象徵，伊朗盛產以兒童片為主的純藝術電影。導演們善於抓住兒童的純真趣味，以孩子的視角來重新審視成人世界的種種痼疾。
阿巴斯的《何處是我朋友的家》便是典型，故事發生在伊朗北部偏僻貧瘠的山村，8 歲的男孩艾哈默德放學回家後發現錯拿了同桌的作業本，怕同桌交不出作業被老師責罵，於是艾哈默德執着往返於兩個距離很遠的村子之間尋找朋友的家，但到天黑也沒找到，於是幫朋友做好作業。故事十分簡單，是日常生活中平凡小事，但是電影人在孩子純真、執着與大人的冷漠、守舊對比中挖掘了人性的閃光點。
阿巴斯通過對兒童的真實寫照表現出伊朗人的生活現實和堅韌的性格特徵，也對人性內心進行探索與反思。後期作品主要關於山區農村和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的生活，表現出在艱難困苦中度日的人們不屈的個人尊嚴和優秀的品質。《生生長流》、《橄欖樹下的情人》都是代表。
阿巴斯的電影具有紀錄片的真實和故事片的劇情，在真實與故事之間遊走。電影無法還原真實，在《櫻桃的滋味》和《橄欖樹下》中，他採用了劇情中有劇情和開放式的結尾，讓觀眾感受到了一種近似於現實的影視效果。此外，阿巴斯的電影有着很長時間的敍述，這段時間用來描繪無關的人物和事件，並沒有絕對的開始和結束。
從演員挑選上，他選用了很多非職業演員。《橄欖樹下》的男主角就是突然跑來現場而被導演相中的，而女主角是從一羣女學生當中挑選出來的。他們在片中都扮演最真實的自己，普通人的平凡出演，使得影片具有久違的感動和真實情感，具有真誠的紀實主義傾向。
為有效地渲染氛圍和烘托人物情緒，阿巴斯多運用長鏡頭和景深鏡頭。《櫻桃的滋味》中，巴蒂先生確定老人會協助他自殺後，在房間踟躕和思考，最後下定決心下樓乘車離去。該鏡頭長達兩分多鐘，用來表達人物內心對生命的掙扎。阿巴斯認為長鏡頭可以有效地保持主體的完整性，保持各種要素的體現，讓觀眾儘快地進入藝術情境，從感動的東西出發做出自己的判斷，這是對觀眾自我體驗的表達。
以阿巴斯為代表的伊朗導演，所拍攝的電影從題材、風格和文化內涵都迥異於西方，他們貼近生活的寫實特徵，給電影世界注入一股清新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