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關於警察規範化執法的問題，有頗多討論，共識基本形成。但我們不妨考查一下事件另一方——警隊自身，規範化執法為什麼對他們也有利並且勢在必行?
要點速讀1警察規範化執法，不僅對民眾有利，對警隊自己也有好處，這是自我保護的好辦法。2現代社會，警察的職能除了執法外，更大層面來自“服務”，“服務型警察”才是順應時代潮流的。警察規範執法是雙贏，警隊內部同樣受益匪淺
如果一個社會，警察執法總體來看是規範化的，對民眾而言，好處自不待言：由於警方的行為，始終處在預期內，警權可受到限制，民眾可免於恐懼。
但這只是好處的一面。另一面，對警隊自身，規範化執法同樣利大於弊。就以這次“警察盤問兩女孩”事件為例，最終落得一個當事警察停職、局長道歉的局面，起因僅僅是因為執法過程中很尋常的身份核驗問題。
關於警方執法時，要不要出示警官證，可不可以查你身份證，這其實是一個很老舊的話題。可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甚至很多專業人士認為，“穿着制式警服不用出示警官證”。比如微博上一個檢察官認為，着裝即代表賦權，如果糾纏於此，警察自然會認為你在挑釁。
這一問題，沒有爭議。具體的法律條款這裏就不列了，明確告訴大家幾個結論：1、公民沒有隨身攜帶身份證的義務;2、警方查驗公民身份證，需要有特殊的情境。在街上逛街的兩個女孩，不屬於這些情況中的任何一種;3、警方除了現場制止違法犯罪行為，或處置重大、緊急警情這種情況，都應主動出示證件。
有人説，不要裝，穿着制服的警察出示了證件，你就能看出來是真的還是假的?這裏面存在的誤區，正是規範化執法的意義：警方主動出示證件，體現的是程序價值，而非實體價值，是表現一種雙方均存在制衡對方的權力。
為什麼公安部三番五次地強調一定要規範化執法?因為公安部也想保護自己的警察。規範化執法對警隊最大的好處是，只要你按照規範來，就可以免責。在某些事件中，本身不存在任何利益問題，規範化執法，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另外，長期不規範執法，會使得一些警察動作變形嚴重，其行為甚至超過“不規範”之範疇，有涉嫌違法犯罪之風險。
可以發現，最近這幾年，每當警民對立事件發生後，警隊內部怨言載道，直言警察不好做。這些不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抱怨警員不足，工作壓力太大;第二，感慨中國警察沒有執法權威。
上述第二點，很難得到警隊之外羣體的認同，甚至可以説背後有極大的認知撕裂。警察如果缺少執法權威，首先是因為執法公信力的喪失。像不佩戴執法記錄儀、隨意搜查盤問、暴力逼供、超期羈押等不規範執法行為，都在一次次重創公信力。而規範化執法，是執法公信力重建之根本。
美國警察執法過程中有嚴格的執法規範，並不像大家想象中那麼“勇猛”
國內警察常常羨慕美國警察的威權，尤其是“敢於開槍”。且不説這根本不是事實，即便是事實，也建立在美國民間有幾億把槍支，兩國警察執法時面對的威脅不可同日而語的基礎上。況且，美國警察執法過程中有非常細緻的執法規範和標準規程。舉一個例子，美國警察攔截檢查車輛時，應將攔截地點和被攔截車輛的車型、顏色和牌照號碼告知指揮中心(登記備案制度)，如果攔截髮生在夜晚，警察必須使用交通警示燈和探照燈，並且探照燈應當對準嫌疑車輛的後視鏡。
社會在變，警察的管理職能也應跟着變
社會在變，警察自己的業務範圍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19世紀，美國大城市迅速發展，由此帶來了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移民使得城市人口空前膨脹，工業化又加大了貧富差距，因此才誕生了美國的現代警察制度。在彼時，警察的職能，最主要的就是維護治安，增加公眾安全感。
但是，在1976年至1978年間，美國警察服務研究課題組(Police Service Study)在紐約州60個社區進行了調研，想看看平日裏警察都在幹什麼。研究顯示，警察的大部分時間是向公眾提供服務。在維護治安是警察的首要工作時，執法手段側重於“有效”;在服務民眾變成警察的首要工作後，執法手段自然應該轉變成“親民”。
中國的情況非常類似。社會治安狀況普遍不好時，在1983年至1987年間開展的嚴重踐踏法治的“嚴打”，在當時都可被接受，這可就不是“執法不規範”的問題了，公安、檢察、法院三家公然合體，“可抓可不抓的，堅決抓;可判可不判的，堅決判;可殺可不殺的，堅決殺。”
1980年，公安部在杭州開了一個會，定調刑偵與基層工作分開，破案工作歸刑偵部門，基礎工作歸派出所。這就意味着，作為國家暴力的末梢，基層派出所主要是作為國家權力與社區對接的組織，其主要工作內容就是服務社區居民。但由於“嚴打”來臨，這一方針發生根本逆轉，基層派出所也完全參與到“打擊犯罪”中。
“嚴打”這種所謂“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讓基層派出所也廣泛參與到“打擊犯罪”中去，模糊了定位
這一政策的貽害，正在逐漸顯露出來。派出所多和社區居民接觸，而社區居民絕大多數都不是違法犯罪嫌疑人，但警察的執法態度，已經很難再扭轉。雖然在04年，公安部再一次提出，中國治安政策要從“國家中心”向“社區中心”轉變，“民警應通過各種途徑多參與社區事務”。但結果是，對於服務居民的日常性工作(如自行車、手機被偷)，警隊的興趣並不大;在日常執法活動中，也更願意彰顯自己是“暴力機器”這一面。
如果警隊沒有及時轉型，日後將承受更多痛苦
不知大家發現沒有，在2007年以前，國內幾乎所有的物業公司，都叫做“物業管理公司”。基於“管理”之名，出現什麼幺蛾子都在意料之中。07年出台的《物權法》注意到了這一情況，強調管理的職能，只能屬於業主大會。在這之後，所有的“物業管理公司”都改名成“物業服務企業”。
由“管理”變成“服務”，這才叫找準了自己的定位。一個由業主花錢僱傭，來服務整個小區居民的企業，怎麼好意思打着“管理”之名?
舉這個例子，不是説警察和物業公司的性質一樣。警察具有執法權，這一點是不容否認的。但基於整個警察業務範圍的變化，在執法之外，是時候真正考慮打造“服務型警察”的可能了。
“服務型警察”這一概念，其實在09年時就被我國公安學術界提出過，但反響並不大，不僅在警隊內部被嗤之以鼻，不少民眾也不支持。有人説，你拿納税人的錢，讓警察幫你扛煤氣瓶到6樓?有人説，打造“服務型警察”，是不是以後西瓜不甜警察也要來管一管?
“服務型警察”並非要求警察一定要去做社工，而是應改變“自己是權力主體，他人是義務主體”的慣性思維
這些低級的誤解本身不值一駁。那我們所説的“服務型警察”到底是指什麼呢?和“服務型警察”相對應的，是“管理型警察”，“管理型警察”警察的最大特點是“自己是權力主體，他人是義務主體”。我做任何事，你都得配合我，你不配合我，就是冒犯我，我就要對你動手。這其實正是學者吳思提出的“合法迫害權”。
從目前的局面來看，警隊如果不及時從“管理型警察”轉變成“服務型警察”，會面臨明顯的不適應。
這個不適應是指，隨着公民意識愈發覺醒(以前很少有人要查看警方證件)，媒體(更多是自媒體)監督方式愈發多樣，因為警察執法不規範而帶來的糾紛勢必增多——以前這類事件並不是沒有，要麼是沒當一回事，要麼是沒被發現並引入公共討論。
這種情況下，會把更多的警民對立事件拖入我們眼前，讓很多人驚呼一句：最近警察怎麼了?
所以，儘早規範化執法，並且側重於打造“服務型警察”，對警隊內部絕對是件好事。因為原本舒適的環境，正在變得越來越不舒適。同時，在各類公職中，警察是與公眾接觸最密切、最能讓公眾感受法治進程的職業。從這個角度來看，警方的執法方式轉變迫在眉睫，這是外部環境在逼着進步。
今年5月，習近平在中央全面深改領導小組會議上強調“深化公安執法規範化建設，完善公安執法權力運行機制，努力讓人民羣眾在每一項執法活動、每一起案件辦理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公安執法規範化，這是放在第一個説的，因為沒有這個，其餘皆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