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十九大的使命着眼於第二個“百年”

　　十九大的使命着眼於第二個“百年”

　　――專訪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

　　要探討十九大的使命，可以將其置於十八大以來中共一直強調的 “兩個百年”的構架中去理解，“這是一個關乎當代中國從哪裏來、到了哪裏、又到哪裏去的問題”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徐方清

　　中共十九大的召開，不僅受到中國國內民眾的高度關注，也是世界範圍內的熱點議題。對此，常年在中國和世界各地奔忙穿梭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感受更為深刻。近期，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其他國家和地區出席活動時，十九大都是他談得最多也是最受聽眾關注的內容。

　　在十九大召開前夕，鄭永年接受了《中國新聞週刊》的專訪。他指出，要探討十九大的使命，可以將其置於十八大以來中共一直強調的 “兩個百年”的構架中去理解，“這是一個關乎當代中國從哪裏來、到了哪裏、又到哪裏去的問題”。

　　將改革進行到底

　　中國新聞週刊：與過去相比，當前中共所面臨的形勢和肩負的歷史任務有什麼變化？

　　鄭永年：在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九大上，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就是中國的未來。十八大以來，中共一直在討論“兩個百年”，即中共成立100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年。

　　從現在算起，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裏，中共就要迎來第一個“百年”。第一個“百年”的目標已經很明確，即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多數人認為，這個目標的實現儘管並非易事，但是可以實現的。因此，十九大所着眼的更多是第二個“百年”。

　　我的看法是，十九大以後，中共會逐漸把重點從第一個百年轉移到第二個百年。其實，到2049年也就剩30來年的時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一百年差不多正好由三個30年組成：改革開放以前毛澤東或者毛澤東思想的30年；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或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30年；從十八大開始到2049年的30來年。

　　不管人們對未來抱有怎樣的理想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100年怎麼也脱離不了這三個時代。更為重要的是，能掌握的便是眼下這個時代了。

　　以十八大為標誌，中國進入了第三個時代。十八大以來，執政黨推動了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涉及黨、政、軍各個領域。與此同時大力推進改革，用今天的話説，就是要“將改革進行到底”。

　　就改革的目標而言，第三個時代的標誌便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三中全會是全面深化經濟社會改革的方案，其目標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四中全會的改革主題則是建設法治國家。一般認為，這個改革方案所強調的法治國家建設這一核心，便是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

　　那麼，就今天而言，三中、四中全會的改革方案實現得怎樣了？今天已經走到了哪一步？未來又怎樣走下去？這些都是十九大需要回答的具體問題。

　　中國新聞週刊：在你看來，實現第二個百年的目標，將是一個怎樣的過程？

　　鄭永年：儘管當前中國經濟增速呈現下行的態勢，但仍然維持在6.5%到7%的年增長率之間。考慮到中國的經濟規模，中國每年對世界經濟的貢獻依然是所有經濟體中最多的。到今天，沒有人對中國將在“十三五”期間建設成“全面小康社會”存多少懷疑。但此階段後，中共要面對的任務並不輕鬆。

　　從這些年的政策討論來看，中國的焦點已經是如何規避中等收入陷阱，把國家提升成為一個高收入經濟體，或者説建設成富裕社會。在東亞，早先的日本和後來的亞洲“四小龍”等經濟體都成功規避了中等收入陷阱，成為發達經濟體。

　　建設全面小康社會，有一些具體的經濟指標，比如人均GDP從現在的約9000美元提升到1.2萬美元。但建設富裕社會，即便是要到達今天中國台灣地區的水平，即人均GDP2.3萬美元的水平，以中國的人口規模，實現這個目標的過程並不輕鬆。

　　在社會發展方面，這些年中國也受全球化的負面影響，產生很大的收入差異和社會分化。中共出台了諸多有效的政策來實現和保障基本的社會正義和公平，其中最引入矚目的要算全國性的“精準扶貧”政策了。根據這個政策，中國要在整個“十三五”期間，每年在農村減貧1000萬人口。放眼世界，今天越來越多的國家都在面臨貧困或者再貧困化的現象，但沒有一個執政黨能夠像中共這樣具有如此強大的能力來這樣做。很多國家，包括一些發達的西方國家，因為面臨人口的貧困化，社會抗議運動日益增多，但政府束手無策，使得社會充滿巨大的不確定性。

　　不過，“精準扶貧”並不能替代整體社會制度的建設。即使和中等收入經濟體相比，中國社會制度建設的水平仍然較低，表現在社會建設投入不足、城鄉分化、統籌級別低下、地區差異巨大等等方面。如果有效的社會制度得不到確立，國家整體現代化包括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和政治進步都會受到影響。

　　無論是經濟還是社會制度，所面臨的問題都是深化改革這個關鍵問題。

　　10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中新社記者 毛建軍 攝

　　繼續通過“三位一體”的大外交戰略實現崛起

　　中國新聞週刊：同樣放在“兩個百年”的架構中觀察，當前中國的國際地位有什麼變化？未來在處理對外關係方面會呈現什麼趨勢？

　　鄭永年：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的一個最重要特徵就是經過不懈努力，現在中國有了足夠的能力來為自己創造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為自己創造有利於內部可持續發展的國際機遇。在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的外交經驗基礎上，這些年來中國已經探索出自己的一條“大外交”或者“全方位外交”道路，不管是針對大國的、中等國家的還是小國的。我曾把中國的大外交戰略概括成為“兩條腿、一個圈”，這是一個“三位一體”的戰略。

　　第一條“腿”即新型大國關係，不僅針對美國，而且也針對俄羅斯和印度等大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強調中國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國和新發展大國之間發生爭霸戰爭。

　　第二條“腿”即是針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一帶一路”倡議。儘管“一帶一路”倡議涵蓋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但沿邊國家大都是發展中國家，有些是貧困國家。中國要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實現“走出去”的目標，服務於國內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盡到大國的責任，為這些國家提供區域的和國家“公共物品”(public-goods)。用中國自己的話説，就是歡迎發展中國家搭中國經濟發展的“便車”。“一帶一路”倡議已經有很多國家加入。即使是從前持懷疑甚至是反對態度的美國和日本也在改變它們的態度，派代表參加了今年5月份在北京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

　　“一個圈”即中國的周邊外交，中國在早些年提出的“睦鄰”“安鄰”和“富鄰”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亞洲命運共同體”的概念。這些年，儘管中國和一些鄰國就南海問題一度面臨緊張的關係，但中國從來沒有動用過西方慣用的“經濟制裁”手段。這也是這些國家能夠快速改善和中國關係的基礎。

　　在國際層面，今天的西方因為內部經濟困難大搞民粹主義，導致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使得現存國際經濟體系岌岌可危。但全球化勢不可擋，中國領導層清醒地意識到，無論是內部的民粹主義還是外部的經濟民族主義都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

　　中國領導人利用各種國際場合，無論是2016年的杭州G20峯會還是2017年初的達沃斯論壇，或者5月份北京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釋放出繼續推進經濟全球化的強大信號。今天中國是少數幾個大力推進經濟全球化的國家之一，同時中國也在努力探索解決全球化所帶來的社會問題。

　　“大外交”也包括追求經濟和戰略兩方面的均衡發展。從歷史經驗看，任何世界大國的發展都包括經濟和戰略兩個方面。無論是曾經的大英帝國還是美國，它們的崛起是在這兩方面同時崛起的。中國既要實現經濟崛起，也要實現戰略崛起。在戰略崛起方面，中國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主要表現在東海、南海和與印度的關係中。在東海的釣魚島問題上，中國對日本的挑釁並沒有退讓。在南海，中國已經改變了從前被動回應的局面，轉為主動掌控局面。在與印度的邊界問題上，中國在耐心和剋制的前提下，也通過各種方式對印度施加壓力，和平結束對峙。

　　我自己的判斷是，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國一直會通過這個“三位一體”的戰略實現自己的崛起。儘管一些西方人認為中國已經放棄了鄧小平時代的“韜光養晦”的國際戰略，但實際上世界上從來沒有像今天中國這樣“韜光養晦”的大國。從前的大國，在其快速崛起的過程中，大都發展出來了如何擴張甚至如何稱霸世界的戰略，但今天的中國努力探索的則是如何和平發展，如何為世界和平作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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