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擴大金融對外開放。這是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的重要任務之一。在改革開放即將走過四十年之際，中國金融業從對外開放中取得巨大成績和發展，但也面臨着一些難題。
9月23日，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主辦、浙商銀行獨家支持的《2017·徑山報告》（下稱《報告》）在杭州發佈。多位來自央行、北京大學、社科院、CF40等機構的資深學者、專家共同探討如何積極、穩健地推進中國金融開放。
這份《報告》課題組成員包括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CF40高級研究員張斌、CF40高級研究員管濤、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徐忠和中國人民銀行國際司司長朱雋，不過要指出的是，所有課題組成員均以個人身份參與研究。
“從目前看，中國金融開放的程度滯後於實體經濟，也落後於其它新興市場國家。因此，從保持經濟增長、防控金融風險和參與國際金融治理的角度出發，中國金融業應該進一步開放，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助開放。”CF40學術委員會主席、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表示。他同時也是《徑山報告》的牽頭人。
中國為什麼需要金融開放？又該如何推進金融開放？
中國金融開放有空間很大
張宇燕課題組成員、中國社科院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室主任馮維江表示，中國當前面臨着金融開放和金融接軌的過程。要求其它國家與我國金融進行雙向接軌，尤其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時候。
朱民指出，中國金融業在改革開放中取得長足發展，國際地位大大提高，但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還是非常緩慢。面對新的改革開放階段，中國金融開放是有很大的空間和餘地。
“開放不僅有利於國內經濟和金融競爭力的提高，一定意義上來説，還有助於防範和控制金融風險。”黃益平表示。
浙商銀行董事長沈仁康以中國銀行業發展舉例表示，在國內商業銀行和外資銀行同場競技中，中國銀行業的業務模式、管理理念的進步，乃至會計準則、信息披露、監管標準等政策的引進，都與之休慼相關。“中國的金融穩定和金融開放之間的辯證關係，並不是非此即彼，或取捨平衡，而是互為因果。換言之，維護金融穩定的能力不是在封閉的温室裏培養出來的，而是在對外開放的百花爭鳴中鍛造出來了。經歷了40年改革開放，中國金融業正處於最好的時期，也是進一步推動金融對外開放的最佳窗口期。”
外資持股比例、業務範圍、牌照或率先開放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從外資機構獲悉，近期包括央行、銀監會等部門正在密集調研，就金融開放徵求意見。
在設計開放過程當中，可能還需要設計路線圖、時間表。
要主動有序的推進金融業的開放。朱雋課題組在《報告》中指出，在短期內，主要考慮的是實現准入前的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尤其是在股權比例的限制，業務範圍的限制和牌照發放方面的限制，在這些方面應該做比較大力度的開放。這會是走得比較快的步驟，接下來則是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資本項目的改革等。金融業開放、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和減少資本管制等“三駕馬車”要協同推進，這對於增加開放效率和防控風險都非常重要。
徐忠課題組指出，從不同的金融子市場來看，金融市場開放差距較大，協同性不夠。在國際比較上來看，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相關指標遠低於國際水平。這是由於市場開放的統籌性和協調性不夠，各個市場不同的管道式開放，割裂了各金融子市場之間的聯動性。此外，中國金融市場的制度規則和監管安排，與國際市場存在着一些較大的差異。開放包括兩個層次，一是境外機構引進來，或者國內機構走出去；二是尊重並適應國際市場的規則和慣例，借鑑國際經驗，發展國內的金融市場，最終實現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一個融合，這是更高層次的開放。管濤也表示，要通過開放提升境內中介機構的話語權。機構不能只講“方言”。
朱民表示，所謂金融開放，即一個國家的金融融入世界金融體系。開放包含四個維度，包括市場和監管兩個上下維度，商業行為和貨幣政策行為兩個平行維度，在融入過程中，四個維度幾乎都要同時進行。
從商業角度來講，開放第一點是市場準入，更多采用接近國際慣例的負面清單辦法，而不是行政批准。當要準備融入世界金融體系時，就要準備接受世界金融體系的波動，預防和防控世界金融體系的波動，現在來看就是宏觀審慎體系要建立起來。從商業和貨幣體系來説，債券市場是一個重要的切入點。作為形成貨幣政策和基準利率的基礎市場，債券市場國際化是中國融入國際非常重要的通道和載體，國際市場標準化尤為重要。
黃益平表示，積極推進金融開放但不能盲目推進。在推進的過程當中，要防範金融風險，一方面通過開放來化解一部分風險。同時構築一個跟開放金融體系相匹配的全覆蓋的金融監管框架，同時防範一些短期的風險。
當前是人民幣匯改最好時機
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穩步實現資本項目可兑換。這是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對金融開放提出的具體任務。
事實上，對於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最終方向，社會各界均已形成共識，即採取浮動匯率體制，目前的主要分歧在於改革時機和方式的抉擇。一個普遍的擔心是，中國在向浮動匯率的轉軌過程中，可能會發生劇烈的匯率調整並傷害實體經濟。
“我想不出比現在（進行人民幣匯改）更好的時機了。確實應該儘快減少外匯市場干預，把匯率價格決定更多交給市場，沒有必要為干預外匯市場付出那麼多代價，”張斌表示。
張斌介紹，在過去，由於持續大規模外匯市場干預，往往形成人民幣單邊升值或者貶值預期，又直接傳導到資產價格的變化，又對宏觀經濟運行造成新的衝擊。這還部分帶來產業結構失衡、資源配置扭曲。由於匯率的原因，人民幣國際化、資本項目，包括對外投資等多方面受限。
而當前，國內經濟基本面比2014、2015年要好，且有望在未來一兩年保持相對穩健的增長狀態。國外經濟環境也有所好轉。外匯市場基本面今年開始供求基本平衡，被迫干預的壓力也不大。央行應對外匯市場波動的工具也更加充裕。
管濤表示，在宏觀層面，就要構建資本管制和宏觀審慎管理兩個維度的管理框架。要完善政策工具，完善宏觀審慎的檢測評估機制和壓力測試的安排，然後要保留宏觀審慎的管理工具。比方説逆週期調控，和事後管理的工具。但跨境資本流動管理不能取代必要的改革和調整，跨境資本流動管制更多為改革和調整爭取時間。管制是臨時性的手段，有必要時再管制。但平時應該保證監管政策的透明。這樣才是真正與國際標準規範接軌。
朱民、黃益平和管濤等多位專家也認為，當前是匯率改革比較好的時間窗口。“現在説的匯率改革只是提高靈活性，並不是一步到位走向浮動匯率了。”朱民説。
“形勢好的時候改革的風險相對較小。”管濤表示，不過他提醒，改變就有不確定性，即便當前是改革的有利時機，也要對形勢逆轉做好壓力測試和預案。
附：《2017·徑山報告》政策建議
第一，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應統籌金融改革開放政策。
第二，積極增加匯率的靈活性，更多地讓市場因素決定匯率水平。
第三，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建立跨境資本流動的管理框架，並穩健地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第四，落實准入前國民待遇並放鬆外資機構的持股比例，真正推動金融機構的對外開放。
第五，尊重國際市場規則和慣例，實現金融市場更高層次的開放。
第六，利用國內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一帶一路”倡議的契機，積極構建對外投融資框架。
第七，完善與開放金融體系相匹配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有效預防並化解金融風險。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趙梓安”：這就是開放金融業的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