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基金“跑步”進入十萬億元時代
私募基金實際管理規模超過10萬億元，主要是因為股權類私募基金擴張。這一規模的快速擴張主要原因是高淨值人羣持續增多。除了成績，也要看到問題。當前行業發展還出現了發展不均衡等現象，根除弊病需要在法律、監管、市場等多個層面綜合施策
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發布最新數據顯示，截至今年8月底，已登記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約為2.07萬家，較上月增加542家，已備案私募基金6.06萬隻，較上月增加1954只，管理基金規模為10.21萬億元，較上月增加2600億元。今年以來，正在運行中的私募基金實際管理規模首次超過10萬億元，與規模為11萬億元的公募基金差距繼續縮小。
在看到私募基金“跑步前進”的同時，不能忽視的是，行業內部的潛在問題也在增多。例如，部分畸形私募公司“兼營”投資與融資活動，增加了潛在金融風險。又如，部分私募資管活動以合同約束代替信託約束，“只管合同不顧投資人利益”的問題依然存在。要根除弊病，需要在法律、監管、市場等多個層面綜合施策，讓私募基金迴歸資產管理行業本源，迴歸服務實體經濟正軌。
私募股權市場里程碑
“私募行業實繳規模突破10萬億元，意味着私募基金目前的規模基本與公募相當，成為資金市場的中堅力量。”格上理財研究員徐麗説。
截至2017年9月10日，基金業協會自律管理下的資產管理業務總規模達54.09萬億元，較2016年底增長4.9%。其中，公募基金規模為11.20萬億元，較2016年底增長22.3%；私募證券和私募股權基金規模為10.25萬億元，較2016年底增長31.2%。
從行業自身發展看，步入“10萬億元”時代後，私募迎來黃金髮展階段。徐麗表示，隨着公眾對私募行業認知程度的提升，行業內逐漸湧現出各種各樣的優秀私募機構，將引領整個私募行業蓬勃發展。
“私募基金突破10萬億元是國內私募股權市場的里程碑，也是2014年以來新一輪私募發展大潮的必然結果。”第三方股權投資機構投中研究院分析師付曉旭表示，在央企混改不斷推進的背景下，私募基金進入“互聯網+實體”、芯片製造和機器人研發等行業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值得關注的是，在經歷前期超高速發展後，目前已有超過2萬家私募管理人和超過6萬隻私募基金，難免會出現一些亂象，這些問題反過來對私募行業的健康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行業發展轉型任重道遠。
規模增加源自配置需求
私募基金規模為何能快速增加？細看私募規模增加的結構，可以發現，股權類私募基金成為規模增加的大頭，證券類私募反而出現下降趨勢。
基金業協會統計顯示，今年以來，股權創投私募規模增長了1.68萬億元，達到6.37萬億元；證券類私募基金今年以來繼續縮水，下降了5201億元，只有2.25萬億元。總體看，私募股權、創業管理人的資產管理規模佔全部私募基金的比例為62%，成為推動私募規模跨入10萬億元大關的主要力量。
付曉旭表示，從資金的供給端來看，資本市場的資金首先來自於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近年來，我國高淨值客户人羣數量增加顯著。根據招商銀行報告顯示，從2006年至2016年，全國個人持有的可投資資產總體規模從26萬億元增長至165萬億元，年均複合增長率為20%。高淨值人羣從18萬人增長至超過180萬人。這從資金源頭上為私募股權基金提供了發展空間。此外，國內受資本市場監管和金融衍生品不發達等因素限制，居民可投資的金融工具有限，也從側面促成了私募股權基金的迅速成長。
從政策環境來看，近年來政府引導基金的興起促進了私募股權基金擴張。目前，國內政府引導基金規模約為2.5萬億元，國字頭基金的入場帶來了政府層面的驅動力，提升了國內私募股權基金的增長速度。
格上理財研究員雷蕾也認為，今年以來，股權類私募基金規模的增長主要來自於高淨值人羣的增多。近幾年，投資股權市場的高額回報讓更多投資者看到財富效應，高淨值投資者、政府引導基金和私募管理人均競相湧入。此外，新股發行常態化在一定程度上利好私募股權退出。隨着國內投資者的不斷成熟，股權基金作為配置工具得到了更多人的認可。
發展不均衡不容忽視
在看到私募行業發展成績之餘，也不能忽視當前行業發展面臨的地域發展不均衡和“二八分化”現象。
基金業協會統計顯示，截至8月底，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私募管理的基金總規模達6.34萬億元，佔私募總規模的62%。相比之下，其他轄區私募數量和規模要小很多。大連、雲南、河南等14地的私募數量不足100家，其中青海僅有12家。
從私募管理人規模分佈看，超過八成的私募管理人規模低於10億元，其中絕大部分低於5億元；已登記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有管理規模的共1.78萬家，平均管理基金規模為5.74億元。超過100億元規模的私募管理人僅有169家，50億元至100億元規模的私募管理人為210家，1億元至5億元的有3641家，0.5億元至1億元的有2034家。
業內專家表示，剔除區域經濟發展因素，在這些結構性問題的背後，主要與私募基金自身的信託關係不清晰、投資功能與融資功能不清晰、市場化信用機制不健全等內部因素有關。反過來看，那些信託關係落實較好、投融資功能清晰、市場信用機制健全的地區或城市往往能帶動私募基金更好、更快地發展。
基金業協會會長洪磊認為，信託與委託關係不清晰，導致部分行業實踐脱離了信託關係的有效約束。委託關係只要不存在欺詐或重大過失等限制性條件，管理人在持續性管理運營中，並不承擔忠實於投資者的法定義務。這可能導致潛在非法私募等現象的出現；投資功能與融資功能不清晰，監管重心與實踐不匹配，部分泛私募資產管理“兼營”投資與融資活動時，必然產生監管空白和套利，增加金融系統性風險；市場化信用機制不健全，“信用依附”削弱“風險自擔”的投資文化。個體信用約束嚴重不足，在資金端表現為“剛性兑付”產品從銀行延伸至信託、資管，在資產端表現為對基礎資產缺少合理的風險定價，“風險自擔”約束達不到實效。
要解決這些問題，實現私募基金行業健康發展，應從市場制度與市場行為不匹配的視角思考。洪磊表示，從法律層面看，應當修訂完善《證券法》《基金法》等相關法律，充分發揮特別法的專業價值，將各類資產管理納入統一規範，根據本質特徵確立各類資管活動的法律屬性、活動邊界與行為規範，為行業統一監管奠定法理基礎。
洪磊表示，從監管層面看，要充分發揮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的統籌決策與協調職能，統一資產管理的上位法要求，實現功能監管。從市場層面看，要推動現代化行業治理體系，建立市場化信用體系與信用文化。要以個體信用的積累、運用為基礎，逐步推動個體信用在市場競爭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打破市場與監管博弈和監管套利的怪圈，推動市場主體迴歸行業本質，以持續的專業性和真正有價值的創新推動行業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