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飛提供當年的監控，稱有不少艾滋病感染者阻撓營業
在幫別人討債的時候，趙義只要攤開“艾滋病就診證”就像亮出一張護身符，讓對手心裏一陣“膈應”，不敢靠近。常年侵蝕趙義健康的HIV病毒此時此地成了一種武器。
河南商丘周邊，有人看到了趙義這類艾滋病感染者的“商機”，一條以出售艾滋病討債服務為主的經濟鏈漸成氣候，已存在了多年。
趙義心裏有一條線，他知道拿自己的病當作砝碼去和別人談判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討債時他想盡量“以理服人”。但趙義的個人原則並不能守住整個“行業”的底線，因他們而起的衝突、騷擾事件時有發生。
日前，商丘市虞城縣一名艾滋病感染者李建民被警方逮捕，起因正是因為他以“中介”身份組織聯繫感染者參與討債、滋事。虞城縣公安局打黑大隊透露，李建民已涉嫌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這次批捕背後涉及的案件多達四五十起。
一個涉黑案件背後的“一線生產力”羣體若隱若現，組成者正是艾滋病感染者、殘疾人以及老年人這些人們眼中的弱勢羣體。
來堵門的艾滋病感染者稱“有人出錢讓我們罵你”
“頭號”感染者
2015年11月，商丘虞城縣城內，姜飛經營的照相館裏來了二十多個不速之客，包括一些手持枴杖的殘疾人，艾滋病感染者和年紀不小的“大媽”。
一羣人堵門、辱罵、阻撓客户進門，有人高喊“我是艾滋病感染者”，甚至有人當眾脱褲在店門口撒尿。“有人出錢讓我們罵你，讓你必須關門，一天也不能幹”，對方説明來意，並且一來就是兩個星期，姜飛懷疑，他們是競爭對手僱來的。
交談中，姜飛得知對方不是虞城縣本地人，多數來自商丘其他地方，其中的艾滋病感染者直接受僱於商丘一個名叫“喬四”的“頭號”艾滋病感染者，姜飛聽朋友説過喬四，“據説他沒什麼親人，因為怕被欺負，自己用針頭注射艾滋病感染者的血，主動感染的”。這樣的傳聞，讓姜飛對喬四產生了恐懼。
眼看生意快被攪和黃了，姜飛想起了虞城縣的“頭號”艾滋病感染者李建民，她給了李建民1000塊錢，讓他請喬四吃飯，希望李建民從中調和，勸説喬四這一幫鬧事的人離開。
李建民之後承諾，只要照相館肯拿出一萬塊錢平事兒，保證讓對方鬧事的人離開。姜飛本已經打算花錢息事寧人，次日李建民卻改口要三萬塊錢，姜飛拒絕給錢後的十分鐘，鬧事的人又來了，姜飛恍然大悟，“我猜他們都是一夥兒的”，無奈之下，姜飛只能不斷報警，但照相館最終還是關門了。
據虞城縣人民檢察院公訴科科長介紹，姜飛受到騷擾的那段時間，當地警方也接到了不少同類案件的報警，前前後後有幾十起案件都與李建民有關。
根據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公開的信息，在2015年12月虞城警方對李建民等人涉嫌組織、領導、綁架黑社會性質案件立案偵查。到2016年9月開始陸續對李建民、喬四等人實施抓捕。
公開信息顯示，抓捕過程中還有一名協警泄露了消息，幫助兩名犯罪分子逃避處罰。這位協警在之後的證詞中坦言，虞城的李建民與商丘艾滋病感染者的頭目喬四關係密切，算是同夥。
這證實了姜飛之前的推測，不同地區的艾滋病感染者中，總有一些像李建民和喬四一樣，樂意“出頭”的人，彼此之間的關係盤根錯節，有生意找上門的時候，他們就各自召集身邊的患者，逐漸鋪開一張大網。討債工作算是他們的主營業務，趙義曾經是討債生意的一個小小參與者。
出門討債時，就診手續成了艾滋病感染者對自己身份最好的證明
兩條煙和三萬欠款
在照相館遭遇連番騷擾的時候，姜飛聽説，不少艾滋病討債者來自商丘柘城縣雙廟村。上世紀八十年代，因為賣血，這裏成為了感染艾滋病最嚴重的村子之一。
當8月初，深一度記者來到雙廟村時，大部分感染者眼裏，“討債”這件事不值一提，但也有感染者看不慣病友的行為，“幹這事的，都是平時不注重臉面的人。”
感染者趙義今年60多歲了，問起他有沒有參與過討債，趙義先是擺手否認，但他最終還是沒有忍住，説：“其實，我們沒有外面傳的那麼囂張，也沒有賺那麼多錢，是講道理的。”
趙義始終認為，自己參與討債從某個角度講，算是“正義”的，有時候甚至不收錢。
大部分討債者都是通過熟人找到趙義，最近一次幫人要錢是去年，趙義決定出山的原因是“一個朋友打工的工資要不回來”。趙義叫上兩個同村病友，坐着債主的車，一起去了打工的工地。為了防止對方不相信自己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趙義揣上了他取藥用的本子作為證明。
趙義三人到了工地，堵住了工頭，在太陽底下曬了半天，給工頭講欠債還錢天經地義的道理。趙義多半會跟欠債的人説，自己是債主的朋友，並且是等着債主還錢看病的艾滋病感染者。
趙義很多次都發現，一亮明自己艾滋病的身份，對方就會露出一臉“膈應”的表情，“他們恨不得你趕快走，別在他家坐着”。
耗了大半天，工頭終於表態要還錢，結果對方借取錢的名義躲到了親戚的工地上，趙義三人見工頭騙人，一氣之下把對方工廠的電閘給拉了。“一般情況下我們是不動手，不搗亂，只講道理的”，只有對方耍無賴，趙義等人才會採取一些其它措施。最終，工頭如數償還了趙義朋友的工資。
由於是朋友的“生意”，趙義沒有要錢，債主朋友請他們三個人在飯店搓了一頓酒肉，再每人給兩條好煙，就算是報酬了。
艾滋病感染者長期服藥，抵抗力較差，這也成了他們中一些人蔘與討債的理由之一
“有理不怕報警”
按照河南商丘當地的標準，每個月，像趙義一樣的艾滋病患者，可以從政府領取260元的生活費，以及115元的補助，這每月375元的政策性補貼，是趙義唯一的穩定收入，兒子還會不定期地給一些錢。
由於身體的免疫力低下，很少有艾滋感染者有足夠的體力出去打工，或者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有一些女性感染者會去服裝加工廠剪線頭，從早上九點幹到晚上，只能賺十來塊錢，相比身體的消耗，得不償失。
幫陌生人討債，趙義一天的收費標準是一百塊錢。
前幾年身體相對硬朗時，趙義接到的討債生意會多一些。在選擇生意上，趙義會先問清債主有沒有欠條、對方承不承認。確認債主“有理”，他才會參加。“只要俺有理，也不怕對方報警”，警察來了，趙義也能跟警察講道理。
2015年，趙義出了一次“入行”以來最遠的差，坐了兩天兩夜的硬座火車，到新疆幫搞建築工程的遠房親戚討債，與他同行的有5位村裏的艾滋病患者，他們以參與工程的農民工身份討要某單位拖欠的三百多萬工程款。
忍受着異鄉不同的氣候飲食，足足“活動”了八天，趙義和對方終於達成了打款協議。他説，即使如此折騰了幾千公里，每個人算下來也只拿到了四百塊錢的酬勞。
一些村民看不慣趙義他們的這種生意，也有一些人暗中“羨慕”趙義。
四十出頭的林美是村裏年輕的艾滋病患者，長期的按時服藥讓林美看上去氣色沒什麼異樣，“我想去要債都沒人找我”，林美坦言，自己看上去不像是感染者，到了要債現場，對方很可能會對她動手，加上自己嘴笨，不會説話，更沒有人叫她一起去討債，“去要賬的，都是有材料（口才）的。”林美説。
討債公司
討債者中不只有艾滋病感染者的加入，其中一些生活中的“弱勢者”也加入其中。
2015年11月，到姜飛照相館鬧事的人裏除了艾滋病患者，也有殘疾人和年紀較大的老年人。趙義也聽説過，殘疾人討債“同行”的存在。
在商丘虞城縣火車站附近，深一度記者找到了腿部有殘疾的陳力，他曾參與過討債活動，如今靠賣飲料為生。
陳力六七十歲的年紀，據他介紹，已經一年多沒有到現場去討債了，在此之前，他與多名殘疾人有過一隻“隊伍”，很早之前這些殘疾人還成立過專門的討債公司，他也是其中的一員。
“雖然生意不多，但成功率挺高的。”後來，由於政府部門管控嚴格，公司也被政府取締。他們又以“地下”的方式幫人討債，一年前，這隻隊伍也最終散夥不幹了。
“工作”的那幾年，每單生意陳力能得到一百元左右的報酬，債主負責吃、住、行等一切費用。
據陳力説，原來討債公司頭目是一個叫任春華的人，此人現為虞城縣“殘聯主席”，之前幫人要過賬，也認識艾滋病感染者要賬的那幫人。
查找“任春華”的相關信息，在一篇2010年發佈的“商丘市殘疾人愛心互助中心”博客宣傳文章中，任春華以“虞城縣肢殘協會主席”的名號被提到。深一度記者以債主的身份撥通任春華的電話後，他承認了自己“虞城縣肢殘協會主席”的身份。
但任春華稱，已經有快10年不做要債的生意了，任春華説，這幾年不少殘疾人都自己找到了工作，也有人做些小買賣維持生計，討債的活兒現在不接了。
讓陳力放棄討債工作的原因，也是因為想過穩定的生活。近兩年，相關部門一邊清理欠債的“老賴”，一邊也在管理他們這樣的討債隊伍。
就在近期，商丘睢陽一批50歲到70歲年齡不等的“大媽”，因為參與各種債務糾紛、拆遷糾紛被法院判處2至1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陳力看到曾經的“同行”嚐到了惡果，也不願再冒險去討債了。
雙廟村裏的感染者漸漸老去，“討債”的生意也在減少
消失的“生意”
艾滋病感染者趙義也發現，從去年開始，要債的生意已經少了很多，願意參與討債的同行也越來越少，除非朋友所託，否則趙義也不想再去。
趙義所在的雙廟村，艾滋病感染者最多的時候有600多人，如今只剩下200人左右，這批感染者的年齡在四十多歲到六十多歲不等，當年那批靠賣血賺錢的人已經步入中老年的行列，趙義的孫子孫女都已經快要成人，他逐漸度過生計最為緊迫的年紀。
趙義強調，就像當年賣了十幾次血是為了一家人的生計，最終感染艾滋病。而後他以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幫人討債，也是被生活所迫。
鄰村的王麗夫婦和趙義的處境不一樣，他們才四十出頭，也是艾滋病感染者。他們也曾收到過“討債”的邀請，但並沒參加。王麗覺得有了孩子，得要些“臉面”，而且日子還沒窘迫到那個份上。
村裏的同齡人都出去打工了，王麗和丈夫終日守在大房子裏無所事事，王麗和丈夫在客廳中間鋪上一張涼蓆，沒事的時候就坐在上面發呆，“有一種吃飽了等死的感覺。”
為了省些電費，即便是天黑了，王麗和丈夫也不怎麼開燈，如果只是政府增加艾滋病患者的補貼也解決不了她和丈夫的問題。王麗希望政府能夠提供一些機會，讓他們在家做一些能夠銷售的手工藝品，那才能解決未來的問題。
趙義從來沒想過自己能活到六十多歲，政府免費提供的藥物基本上可以控制住病情不再惡化，為了防止抗藥性的出現，每過幾年，病人們服用的藥物就要更換一次。“每天早晚一次，一天也不能落下”。
一些年老者去世，村裏艾滋病感染者的人數少了，來村裏尋求幫忙的“債主”也越來越少。趙義説自己年紀大了，也折騰不動了，即便日後有人來找，自己也不想去了，相比一百多塊錢的收入，好好活着更加重要。(文中除李建民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