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晉京: 中國將在較長時期內繼續處於戰略發展機遇期
作者賈晉京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務委員兼宏觀研究部主任、首席研究員，本文刊於10月26日求是網。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當前，國內外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複雜變化，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戰也十分嚴峻。
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這是從歷史發展維度對國際國內形勢和我國發展條件作出的重要判斷，也是我國可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繼續前進，實現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戰略安排的重要保障。深入認識當前世界形勢的發展演變特點，辨識機遇與挑戰，將有助於準確把握我國所處的歷史新方位，從而抓穩抓好我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為此，需要從世界形勢演進的規律、我國發展方式的轉換以及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的互動三方面進行思考。
第一，世界形勢演進總體對我國有利。
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世界形勢發生了深刻複雜的變化。總體格局上看，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總量和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上都超過了發達國家，使世界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政治上看，和平與發展仍將在比較長的時期繼續是世界主旋律，而挑戰和平與發展的因素出現了比較明顯的變化，非傳統安全和地緣政治摩擦問題突出，西方出現的“逆全球化”與民粹主義浪潮深刻改變了其政治與社會生態，也使西方國家參與全球事務的能力與意願減退。經濟上看，金融危機的影響持續存在，並向深層次發展，低增長、低通脹、低需求同高失業、高債務、高泡沫交織的局面可能將長期持續，其中一大核心原因在於西方世界的人口年齡結構與文化心理發生重大變化。科技創新上看，市場對創新的導向作用日益凸顯，全球價值鏈深化發展使得分工日益複雜，每一種產品涉及的分工環節都在變多，因此協調多個部門、大量人才的大科學、大創新能力成為決勝全球產業鏈引領能力的關鍵。
世界形勢演進的上述四個特點，都使得作為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同時也是世界最大產品生產國和消費市場國的中國，在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方面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期待，而中國為世界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越來越強也將成為大勢所趨。
第二，我國發展動能已出現“躍遷”。
當前，我國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型和結構調整深化的態勢不斷增強，中高端產業和新興產業代替中低端和傳統產業成為主要動力。增長動能由投資拉動型轉向消費驅動型、由工業主導型轉向服務業主導型、由數量擴張型轉向創新驅動型、由資源消耗型轉向綠色低耗型。越來越多的中國產業正在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若干世界級的先進製造業集羣正在形成。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2010年的50．9％增加到2015年的55．3％。高新技術產業佔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從2011年的9．1％逐步上升到2016年的12．4％。中高端製造業、中高端經濟相關服務業，如裝備製造業、軟件信息技術服務業等產業增加值增長顯著高於整體增速。在水利、鐵路、公路、水運、航空、管道、電網、信息、物流等大型公共基礎設施網絡建設方面，不斷書寫着人類歷史上的新篇。可以説，我國在國土空間格局、人民生活軌跡、發展動力來源上，與五年前相比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從而使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如何概括描繪我國發展動能轉換的大勢呢？或許可以借用物理學中的“躍遷”一詞，指的是量子力學體系狀態發生跳躍式變化的過程，例如原子從較低的能態變換到較高的能態。我國發展方式五年來的變化，正可以用“躍遷”來形容：現在的所處發展軌道“能態”已然躍升到更高，從而為今後的發展開闢出一條方向不變但更高級、更順暢的“高架路”。
第三，我國正在成為世界經濟中的“組網者”。
五年前，在全球版圖中佔面積很小的大西洋兩岸區域，依舊在充當全球經濟網絡中唯一的“服務器”，世界其他地區都需要先與之發生經濟聯繫，才能“接入”到全球；而近五年，隨着APEC北京峯會、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峯會、“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會晤的四次重要會議的成功召開，使我國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開始扮演“新的服務器”角色。“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六廊六路多國多港”的藍圖，正在為世界連接起一個新興的國際市場之網，而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以及我國貿易投資的雙向增長，則為這張網絡注入着越來越多的商品流、資金流。
從未來的世界前進方向看，我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及“一帶一路”倡議，一改西方主導全球化的“先談判分利規則”方式，而是踐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先發展再共享，成為當今時代國際經濟合作的新範式，引領世界奏響共同發展的交響樂。在未來的全球發展之中，這將是世界發展經驗中最重要和最具創造性的因素之一。
綜合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和我國發展條件，可以認為：我國發展仍處於、並將在比較長的時期內繼續處於戰略機遇期，到2035年基本上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兩階段安排，具有充分的戰略合理性以及現實條件支撐。
資金鍊危機下的樂視，打算出資4.35億元投資一家保險公司。
8月3日，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發佈公告稱，當天，永泰能源（600157）與正大天晴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華信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樂視投資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廈門高煦有限公司、正興隆房地產（深圳）有限公司、浙江泰康藥業集團有限公司共同簽署了《一帶一路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投資人出資協議書》，共同組建一帶一路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根據公告，一帶一路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29億元整，註冊資本劃分為等額股份，每一股的金額為1元，總計為29億股股份。
其中，永泰能源以創始成員的身份，出資5.8億元認購一帶一路保險20%的股份，樂視投資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出資4.35億元，持股佔比15%。
一帶一路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股權結構
根據公告，一帶一路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的經營宗旨是積極響應和主動服務“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為根本宗旨，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內外企業提供風險保障。公司經營範圍包括財產損失保險；責任保險；信用保險和保證保險；農業保險；短期健康保險和意外傷害保險；上述業務的再保險業務；國家法律、法規允許的保險資金運用業務；經中國保監會批准的其他業務。上述經營範圍以最終中國保監會批覆同意的公司經營範圍為準。
此次參與投資的樂視投資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成立於2012年1月，註冊資本5億元。法人代表為賈躍民，即樂視網創始人賈躍亭的哥哥。
賈躍亭的姐姐賈躍芳持有樂視投資管理（北京）有限公司99.99%的股權，另外0.01%的股權由樂視網監事吳孟持有，吳孟跟隨賈躍亭多年，是賈躍亭的“心腹”之一。
樂視投資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主導了不少樂視對外投資，持有新三板公司廣東詠聲動漫股份有限公司（835994，詠聲動漫）1.96%、布丁酒店浙江股份有限公司（布丁股份，839121）0.47%、以及北京春秋永樂文化傳播有限公司3.39%的股權，此外，樂視七大子生態之一的樂視金融眾多公司也均登記在樂視投資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旗下。
值得一提的是，樂視投資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在今年5月進行了一輪工商變更，股東由樂視控股（北京）有限公司變更為了賈躍芳和吳孟。樂視控股成立以來的定位是樂視非上市公司體系的母公司，近日來連連陷入樂視的債權方申請財產保全的糾紛之中，賈躍亭對樂視控股的持股，以及樂視控股對其他公司的持股，已經被多家法院凍結。
換句話説，樂視投資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已經從債務纏身的樂視控股剝離。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狂顧南行”：財務不互通
網友“瀟灑走一回”：有錢就先還債！
網友“nf147”：債主可以起訴集團還錢。集團沒錢可以要求以集團所持上市公司股權抵償。
網友“鄉民正富”：為什麼都喜歡玩保險(業務)？保險可能真的好賺錢？!
網友“肥曦”：有點意思
網友“柳眉竹茶”：樂視分為上市跟非上市兩個體系，曾經非上市給上市公司輸血，保證上市公司盈利，但現在已經被警告了，所以現在上市公司有錢，非上市公司欠了很多錢，但是現在已經被警告了，所以財務不能互通，所以説上市公司還是有錢的，但非上市公司供應商的錢就要慢慢還到猴年馬月了
網友“瀟灑走一回”：有錢就先還債！
(1970-01-01)
歐美同學會(中國留學人員聯誼會)會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陳竺。 中國青年網記者 李拓 圖
7月11日，歐美同學會（中國留學人員聯誼會）會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陳竺參加第十屆海外高層次人才座談會暨海外院士青島行“雁棲湖論壇”並在開幕式上用中英雙語發表致辭。陳竺表示，“一帶一路”建設正在為全球科技創新提供新動力。
本次論壇主題為“‘一帶一路’：科技·創新·合作·共享”。陳竺表示，“一帶一路”根植於歷史，但面向未來；源自中國，但屬於世界，必將成為一條通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康莊大道，也為人類社會發展進步開啓了新的探索、增添了新的活力。
他指出，科技創新需要良好的外部環境給予動力支撐。“一帶一路”建設實施以來，沿線各國之間科技交流日益頻繁，科技探索不斷深入，科技成果逐步豐富，創新範圍從“集中一點”到“帶動一片”，創新領域從“一枝獨秀”到“全面開花”。可以説，“一帶一路”建設為沿線各國提供了互學互鑑的重要平台，為科技創新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強勁動力。
“我相信，隨着‘一帶一路’建設的不斷深入和蓬勃發展，科技創新就好比一粒埋入肥沃土壤的‘種子’，迅速生根發芽、茁壯成長，必將成為參天大樹，結出累累碩果。”陳竺説。
此外他提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由於國情不同，在經濟、文化、工業、城市發展等方面存在很大差異，需要互幫互助、互伸援手，這已經成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合作的嶄新模式。中國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發起者，願意更多參與國際治理，儘可能提供國際公共產品；願意與沿線國家分享發展經驗，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幫助；願意為全球經濟強勁、持續、平衡增長分擔應有的責任，這既充分體現出中國作為世界大國的責任擔當，同時也展示了“一帶一路”合作機制的優勢所在。
陳竺還指出，今天，“一帶一路”建設秉承了“絲路精神”，將沿線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聯繫起來，共同謀劃世界各國的美好未來，共同推動不同文明的融合發展，共同分享人類社會的創新成果。可以説，“一帶一路”建設是時代賦予全世界的發展機遇，是打開人類文明進步大門的一把“金鑰匙”。
陳竺最後表示，希望大家知難而上、勇攀高峯，努力成為科技創新的領航者;希望大家攜手共進、精誠合作，努力成為科技合作的推動者;希望大家互通有無、獻計出力，努力成為科技共享的實踐者，在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發揮我們的優勢作用，彰顯科學技術的強大力量。
據瞭解，本屆活動由歐美同學會、青島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北京市歐美同學會（籌）、北京市懷柔區人民政府、青島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青島市李滄區人民政府承辦。隨後，院士們將赴青島開展後續活動，活動將持續至13日。
（原題為《陳竺：“一帶一路”建設為全球科技創新提供新動力》）
(1970-01-01)
2017台灣競爭力高峯會舉行 商界盼融入“一帶一路”
2017-08-15
中國新聞網
中新社台北8月15日電 (記者 李欣 路梅)2017台灣競爭力高峯論壇15日在台北舉行。與會台灣商界人士表示，期盼融入“一帶一路”建設，海峽兩岸實現經濟優勢互補、攜手共進。
本次高峯會由台灣競爭力論壇、台灣中華民族發展基金會等單位主辦，設置兩場專題演講和“再造經濟力”“創新驅動力”“提升軟實力”三場分議題。
“台灣經濟規模小、市場縱深不足，無法靠自身支撐發展，因此提升競爭力，必須首先處理好兩岸關係”，台灣競爭力論壇理事長龐建國表示，自1996年起，台灣當局縮減兩岸生產要素流通，把機會當成威脅，使台灣經濟進入困境。目前，台灣必須正視大陸已成為世界經濟領頭羊，隨着“一帶一路”倡議順利推動，由中國大陸領航的世界經濟態勢，甚至會持續整個二十一世紀。
台灣競爭力論壇一直致力於促進海峽兩岸交流工作，與大陸共同舉辦“兩岸競爭力高峯論壇”，並參與“海峽論壇”的“兩岸智庫分論壇”。龐建國説，海峽兩岸語言、文化相通，地理距離臨近，人員交往親密，經濟互補空間廣大。因此處理好海峽兩岸的關係，暢通兩岸交流，形成優勢互補，是台灣提升競爭力的首要任務。
中國大陸2016年出境旅遊人數達1.22億人次，再度蟬聯全球出境旅遊人數第一。台北市商業會理事長王應傑在發言中特別指出，台灣盲目“去中國化”只會進一步減損旅遊觀光業競爭力。只有穩定和諧的兩岸關係，才會帶來穩定數量的陸客人數，才能進一步提升台灣觀光業的發展。
出席當天峯會的前台北市長郝龍斌也表示，台灣的強項在軟實力，包括觀光產業、創新產業、現代服務業等。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揮優勢、互補合作，是台灣未來發展的方向。
台灣中華民族發展基金會董事長、前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出席當天活動，並做題為《區域優勢互補相互提升競爭力》的專題演講。他認為，海峽兩岸同文同種，兩岸行業優勢互補明顯。大陸具有廣闊的市場、充沛的人力，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大陸也在“十三五”規劃中，明確表達了對台商、台灣青年的友善。台灣更應發揮自身在現代服務業方面的優勢，與大陸交流合作，促進經濟發展，防止邊緣化。
林中森説，大陸“一帶一路”倡議已成為世界矚目的投資標的，台灣應積極融入。海峽兩岸要攜手共同融入全球區域經濟發展，相互合作，謀求優勢互補、互利共榮。(完)
本文來自騰訊新聞客户端自媒體，不代表騰訊新聞的觀點和立場
(2017-08-15)
主講人：石齊平（鳳凰衞視評論員）
主題：“一帶一路”是中國版的全球化
時間：2017年6月10日下午
地點：廣州購書中心
主辦：國際問題自媒體“世界靈敏度”
鳳凰衞視評論員石齊平。 趙靈敏 圖
四年前的2013年3月15日，習近平正式擔任中國國家主席。半年後的2013年9月7日，習近平出訪中亞最大的國家哈薩克斯坦，在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演講時首次提出了“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倡議；一個月之後的2013年10月3日，習近平出訪東南亞最大的國家印度尼西亞，在印尼國會發表演講時又提出了“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構想。在當年11月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習近平首次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相提並論。這就是“一帶一路”的起源。
2014年10月，北京召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會議，中國作為東道主正式向全世界發出信息，邀請它們參與“一帶一路”的建設。在“一帶一路”這個抽象概念之外，習近平還提出了具體建議，那就是要建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邀請所有有能力的國家出資，用於“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建設，只要在2015年3月31日前備妥相關資料提交，就有機會成為創始會員國。但在美國的壓力下，直到2015年3月上旬，申請的國家依然寥寥無幾。3月12日英國的加入改變了這一局面，其他國家紛紛跟進，形勢急轉直下，美國即便不高興也無可奈何。目前，亞投行的成員國已經有77個，未來還有望繼續增加。
要理解“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有三個背景需要特別注意。
一是中美關係的背景。奧巴馬2009年上台後，為了應對中國崛起的挑戰，從2010年開始在政治上提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這個戰略包括戰略退縮和戰略統戰兩個部分，前者就是從阿富汗和伊拉克撤軍，最大限度保存美國的實力；後者就是團結俄羅斯、穆斯林世界、委內瑞拉、古巴等一切能團結的力量，形成國際統一戰線來孤立中國。在經濟上，奧巴馬加入了本來只有幾個小國參加的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並有意將之打造為高標準和全覆蓋的國際貿易規則，重塑亞太乃至全球的貿易秩序。在軍事上，美國有意將60%的軍力部署在西太平洋，以防範中國。
二是金融危機的背景。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是19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全球貿易因此出現了萎縮。對中國來説，來自歐美國家的貿易量急劇下滑，為了“保八”，中國一方面需要擴大內需，另一方面需要尋找新的出口市場，而中國的商品要進入到中亞，進入到東南亞，這些地方糟糕的基礎設施是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
三是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自信正在恢復。對中國來説，1840年以來一百多年的不幸經歷只是歷史的一瞬間，中國正在回到中心位置，找回領導者的感覺。我們覺得除了關心自己的事，也應該走向世界，關心世界，為世界做貢獻。
以上是對“一帶一路”這個21世紀最重要戰略構想的背景介紹。以下我將從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四個領域，進一步闡述我對“一帶一路”的理解。
全球化3.0
全球化這個概念由來已久，但早年的全球化都是發生在世界某些區域的局部的全球化。真正的全球化開始於三四個世紀之前，是由英國主導的。當時的英國經歷了工業革命，建立了議會民主制，限制了王權，是當時世界上制度最先進、發展最快速的國家，但英國本身資源有限，市場狹小，因此需要到全世界去尋找原材料，開拓商品市場，這就是重商主義。如果那個時候從太空俯瞰全球，就會看到一艘艘商船從英國、荷蘭等歐洲國家出發，把最物美價廉的商品輸出到全世界，也把世界各地的木材、煤、橡膠、礦石等資源運回到歐洲。
但這種做法在世界很多地方遭到抵制，人家不見得要買你的商品，也不見得願意讓你開採資源。在意識到做生意不容易之後，商船後面往往緊跟着炮艦，你不按我的意思辦就打你，這就是帝國主義。可戰爭的代價畢竟很大，英國人漸漸革新了統治方式，想派總督和少數官員進行直接統治，這就是殖民主義。從離西歐最近的非洲開始，跨過大西洋到美洲，英法佔領了北美；西班牙、葡萄牙佔領了中南美洲；再往東到亞洲，英國佔領了印度和馬六甲，法國佔領了中南半島，西班牙佔領了菲律賓，荷蘭佔領了印尼。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裏，全世界幾乎都被殖民完畢。
20世紀英國開始走下坡路，兩次世界大戰讓英國大傷元氣，維持殖民體系已經力不從心。於是美國出來了，殖民主義時代成為過去，“美帝國主義”登場，它有兩大支柱：一是美元帝國主義，通過佈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二是美軍帝國主義，為了保證美元的信用，美國建立起全世界最強大的軍隊，在世界各地進行大規模駐軍。這就是美國主導的全球化2.0。
到了21世紀，以特朗普的上台為標誌，美國表現出不太願意繼續維持上述國際體系的傾向。那麼，有沒有可能的替代品呢？這就是今天我們的主題“一帶一路”。縱觀全球，“一帶一路”最有希望成為3.0版本的全球化。
顯然，“一帶一路”首先是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概念，一方面是消除自然方面的障礙，另一方面消除市場方面的障礙。前者就是中國的高鐵以及多年來積累下來的在架橋鋪路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能力和經驗，2008年，中國的第一條高鐵從北京延伸到天津，不到十年後的今天，中國的高鐵里程已經達到21000公里，並且以每年2000公里的速度在增加；後者就是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就是東盟十國加上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不是全世界一步到位，而是先消除這16個國家內部的關税和非關税壁壘，相互開放市場、實施區域經濟一體化。而伴隨着美國退出TPP，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的吸引力在不斷增加。
“一帶一路”與“世界島”
談到“一帶一路”就不得不提一下“世界島”。
一百多年前的1904年，英國地理學家和地緣戰略家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1861-1947）向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提交了一篇題為《歷史的地理樞紐》（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的論文，這是一篇有劃時代意義的文章。
麥金德認為，地球由中心和邊陲兩部分構成，由歐洲、亞洲、非洲組成的“世界島”是中心，在“世界島”的周圍是邊陲，主要包括美洲、澳大利亞、日本和不列顛羣島。“世界島”的人力物力資源豐富，是世界政治的樞紐區，也是最適合人類文明繁衍的地方，從古埃及文明到中華文明，人類歷史上的主要文明基本都是在“世界島”上產生的，誰控制了世界島，誰就控制了世界。然而由於落後的交通運輸條件，歷史上沒有一個政權能進行有效的管理。
當然，過去一百多年的世界歷史和麥金德的預言是相反的：英國、美國、日本、澳大利亞這些邊陲地區發展起來了，“世界島”上的很多文明卻衰落了。這裏面起主要作用的因素就是交通，因為麥金德所期待的鐵路網沒有發展起來，因此文明的發展主要靠海運來推動。
幾年前有一部很有名的紀錄片叫《大國崛起》，總結分析了人類歷史上九個大國崛起的過程，這九個大國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美國、俄羅斯和日本，可以看到，這九個國家都是海洋強國，分處大西洋和太平洋兩岸。因此，迄今為止大國崛起的歷史，也就是大西洋和太平洋兩岸的歷史。
而“一帶一路”的推進就有可能將麥金德的預言變為現實。麥金德認為，鐵路的出現已經大大降低了治理的難度，當歐亞大陸被密集的鐵路網覆蓋時，一個強大的大陸國家將會在“世界島”上崛起。而“一帶一路”的重要內容就是鐵路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在座很多人很有可能會在有生之年看到，高鐵從雲南延伸到中南半島，再到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然後到印尼，再從印尼跨海到澳大利亞。英國和日本也都有興趣參與“一帶一路”，這意味着麥金德提到的四個邊陲地區中有三個有望和“世界島”連接起來。如果再能在白令海峽上修建跨海鐵路的話，那麼美洲也就和“世界島”連接起來了。
“一帶一路”的軍事意義
再從軍事上看。從1840年開始，中華民族有差不多一百一十年，命運急轉直下，受盡列強欺凌，這是大多數中國人至今不願回憶的一段屈辱歷史，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今天中國人的世界觀。但從更長的歷史區間看，這其實只是一個偶然。在中國三千多年的歷史上，富有和強大才是常態，我們有兩千多年應該都是世界第一，漢唐的榮光自不必説，宋朝雖然在軍事比較弱，經濟上卻非常富有，GDP佔世界的60%。到了1840年鴉片戰爭的時候，中國的GDP仍然佔世界的32%。
但是，中國在軍事上的落後其實在鴉片戰爭之前的四百年已經註定了。15世紀初鄭和下西洋的船隊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裝備最齊全的海軍，約有各種船舶兩百餘艘，人員和武裝部隊近三萬，每次下西洋往返時間約兩三年之久，其中最大的寶船，“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有“九桅十二帆”，其“體勢巍然，巨無與敵，蓬帆錨舵，非二、三百人莫能舉動”。但此後不久，明朝開始實行海禁政策，在限制對外貿易的同時，海軍也急劇衰落。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開始高度重視海軍的建設。1979年8月，鄧小平在視察中國自行研製的第一代導彈驅逐艦“濟南號”時為海軍寫下了“建立一支強大的具有現代戰鬥能力的海軍”的題詞，並提出“我們在太平洋要有發言權”。但當時中國國力弱，一切還是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近年來，伴隨着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國在海軍建設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2008年12月，中國海軍護航編隊出發到索馬里海域執行護航任務，這是中國海軍時隔六百年後第一次重新回到那裏。日前，中國的首艘國產航母001A僅用三年時間就完工下水，下一艘國產航母或許也會以外界想象不到的速度完成。屆時中國將擁有三艘航母，形成一艘戰備巡邏、一艘用於訓練、一艘在船廠進行維修的基本格局。而要形成戰鬥能力，光有航母還不行，艦載機、偵察機、護衞艦、驅逐艦、潛水艇、人造衞星等也都在不斷髮展中。中國正在力爭成為第10個海洋強國。
在我看來，“一帶一路”至少有八個組成部分，除了亞投行、高鐵、RCEP、人民幣國際化這四個經濟方面的內容外，還有其他四個部分和軍事相關，包括遠洋艦隊、南海吹填造島、吉布提（未來可能還有其他地方）海軍補給基地和北斗導航系統。（吉布提是一個位於非洲東北部亞丁灣西岸的國家，2016年估計人口約84.7萬人，國土面積2.32萬平方公里。——編注）
文化輸出的歷史經驗
在“一帶一路”的建設過程中，文化的作用怎麼強調都不過分，在這方面，中國還在摸索的過程中。在這裏我想舉兩個歷史上的例子：漢武帝時張騫出使西域，兩次被匈奴人抓住，還和匈奴女人生了孩子，前前後後花了十三年才回到長安。張騫使團裏有一百多人，很重要的一個人是匈奴人堂邑父，他擔任着翻譯、護衞、嚮導等多重職務，如果沒有堂邑父的忠誠護主，張騫極有可能就此命殞高山荒漠之中，那麼玉門關以西的世界對於漢朝人而言有可能一直都會是一片空白。
一千四百年之後，鄭和率船隊下西洋。大家都知道鄭和是雲南的穆斯林，卻很少有人知道鄭和同時是受過戒的佛教徒。在那個時代，交通閉塞，人們之間的交流很少，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的事情很多。鄭和的多重身份，為他和沿線國家打交道提供了很多方便，幫助他圓滿完成了任務。
時代的變遷決定了，與英國、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相比，在中國版全球化中，文化的因素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在“一帶一路”的推進過程中，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已經具備了很多優勢條件，如果再能發揮和整合在宗教、人文、民族等文化方面的優勢的話，效果一定會更好。
中國要注意避免美國犯過的錯誤
當然，“一帶一路”的推進不會是一帆風順的，有幾個問題我覺得需要特別注意。
第一是要注意避免過往的全球化帶來的貧富分化、文明衝突等弊端。全球化很大程度上就是市場經濟的全球化，市場經濟的優點是資源優化配置，缺點是容易拉大貧富差距，這個問題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中已經出現了，美國其實也做了一些制度方面的安排來防止，比如設立世界銀行，幫助發展中國家脱貧。但這件事説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近些年來全球很多地方都爆發了反全球化的示威，去年以來發生的英國脱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等讓人意外的事情，都和貧富差距的擴大有關，説明這個問題至今沒有好的解決辦法。
還有就是恐怖主義形勢嚴峻和文明衝突的加劇，不同宗教從此前的相安無事到今天的互不相容，和美國推進全球化的方式有很大關係。中國在不同文化的包容共處上是有優勢的，那就是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 1975）所謂的“天下主義”，不強迫不強加，這一點要注意發揚。
第二是不要再犯美國干涉別國內政的錯誤。美國在全世界駐軍，喜歡干涉別國內政，把自己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強加給別人。這種前車之鑑中國要注意避免，韜光養晦、不強出頭、有所為有所不為都還是需要的。在“一帶一路”的建設過程中，在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和國際治理機制的形成過程中，都要注意吸納其他國家的參與，注意聽取不同意見。
第三，要在自信中找到謙虛。近年來，伴隨着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國正在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過去的不幸和凌辱正在遠去，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正在快速恢復。在這個過程中，我希望國人也能從自信中找到謙虛，戒驕戒躁，努力成為合格的大國國民。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朝雨浥輕塵”：中國的全球化是開放包容的全球化，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的合作共贏的全球化，主張的是公平正義。不是霸權主義的全球化，在中國的全球化中，資本不是推動力，發展才是推動力，發展的目的是為了給全球人民生活帶來幸福。
網友“朱芸萱”：很棒的資料！
(1970-01-01)
日前，2017首屆無遮大會在中國嵩山少林寺隆重舉行，這場禪意十足的峯會除了“禪”“武”之外，還包含了體育、文化等元素，吸引了眾多武林高手、射箭達人、圍棋超一流高手的到來。
一時間坊間熱議，“武林大會”“東方奧運會”的定義和評語不絕於耳。
回溯本源，我們還是希望瞭解無遮大會的內涵和外延、歷史、現在和未來，這樣才能釐清少林寺作為禪宗祖庭、功夫聖地，在復興中國傳統文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廣州日報》特別請到少林寺方丈釋永信，一起來探討禪、武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
釋永信在首屆少林寺無遮大會開幕式上。視覺中國 圖
“無遮大會”就是廣結善緣的大齋會
記者：少林寺舉辦首屆無遮大會的消息一經傳出，就引發了廣泛關注。很多人對“無遮”一詞頗感興趣，“無遮”的出處以及內涵是什麼？
釋永信：“無遮”一詞是從梵語翻譯而來，其意是説徹底打開心境闡釋佛法，引領大家完全釋懷，心理通透，化解所有的疑謗。
早期佛教寺院經常舉行“無遮法會”，以此來破除人世間賢愚貴賤的一切等級與差別，讓人們充分享受佛法的平等與普利。
中國的無遮大會始於梁武帝，盛行於南北朝。後來，無遮大會用以泛指無所限制的公眾集會。
它有別於印度的無遮大會，是中國佛教特有的一種廣結善緣，不分貴賤、僧俗、智愚，一律平等對待，佈施僧俗的大齋會。
我們希望藉此活動，讓大家進一步認識和了解佛教禪宗的基本知識與理念，繼承和發揚以禪武醫藝聞名天下的少林文化，增進佛弟子們弘法佈道的熱情，提升社會大眾的文化道德修養，更好地服務於“一帶一路”，為偉大中國夢的實現貢獻力量。
選手在無遮大會表演二指禪。
“無遮大會”不僅是運動會
記者：或許是無遮大會在少林寺舉行的緣故，消息一出，民間就展開了熱烈討論，有媒體將之稱為“武林大會”、“東方奧運會”，怎麼看這樣的評價？
釋永信：我們這次舉辦無遮大會，包括祈福大法會、學術研討會、少林七十二藝、禪弓比賽、書畫攝影、少林問禪、黑白決（圍棋比賽）、世界傳燈大會，以及茶道、香道展示等，多元文化共生共榮，相得益彰。
其中參禪悟道和拉弓射箭有異曲同工之妙，都講究專注、心無雜念，兩者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這也是我們將傳統弓箭納入無遮大會並作為重要組成部分的原因。
選手在少林首屆無遮大會參加單手破磚比賽。
射箭是人類最古老的發明之一，也是最早引發人類哲學思維和宗教感悟的器具之一；佛典記載，佛釋迦牟尼為太子時，精通學問與武功，射箭是他的最愛，也是他武功的最強項。
所以，敦煌壁畫的佛本生故事中以及為數眾多的經典故事中有着許多射箭的畫面，除了讓我們洞解佛的徹悟之路外，也成為我們瞭解古代射箭的重要資料。
國手古力參加首屆少林寺無遮大會黑白決。
記者：實際上，近年來少林寺一直在做傳統文化推廣、復興的事情。
釋永信：少林功夫有着不同於其他拳種門派的特點，這個特點就是禪與武的結合：以參禪之心習武，以習武作參禪手段之一，“禪武結合”是少林武學的精華所在，也是少林歷代僧人千年的感悟。
今天，追溯少林功夫文化形態，對於認識和傳承少林功夫是極其重要的一件事。少林功夫的深厚文化內涵是禪宗智慧賦予的。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噢”：沒有人會相面？
網友“阿貓粑粑”：這位更像ceo
網友“silver”：宗教從來沒有脱離經濟。
網友“navy”：和尚都搞活經濟了？現在還有原汁原味的真品嗎？
網友“小莫”：佛門中人還要管世俗中事嗎？
網友“navy”：和尚都搞活經濟了？現在還有原汁原味的真品嗎？
網友“navy”：和尚都搞活經濟了？現在還有原汁原味的真品嗎？
(1970-01-01)
【編者按】
2013年9月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演講時倡議：“為了使我們歐亞各國經濟聯繫更加緊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發展空間更加廣闊，我們可以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
2013年10月3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發表演講時指出：“東南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中國願同東盟國家加強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國政府設立的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發展好海洋合作伙伴關係，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合稱為“一帶一路”。四年來，“一帶一路”作為中國的全球發展倡議，逐漸從願景轉變為現實，在許多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並贏得世界上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人民的認可，已成為引領全球化發展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途徑。
值此“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四週年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8週年之際，我們為廣大讀者奉上一組相關文章，議題涉及“一帶一路”倡議的基本理念以及對“一帶一路”與中國自貿區兩大戰略對接、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經貿關係、“一帶一路”背景下的北極環境安全國際合作、“一帶一路”倡議的國際地緣政治意義等具體問題的解析和建言。
期待進一步的討論。
中國自貿區與“一帶一路”兩大戰略之間存在內在共性與聯繫。圖為2017年3月7日，陝西省西安市，夜幕下的西安國際港務區（西安港）鐵路集裝箱中心站。2017年4月，國家批准設立中國（陝西）自由貿易試驗區，西安國際港務區是陝西自貿區的三個片區之一。 東方IC 資料
2017年4月，第三批7家自貿試驗區正式掛牌成立，中國現已基本形成以“1+3+7”自貿區為骨架，東中西協調、陸海統籌的全方位和高水平區域開放新格局，併為加快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提供重要支撐服務。[“1+3+7”：1是指2013年成立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3是指2015年成立的第二批3家自貿區；7是指2017年成立的第三批7家自貿區。——編注]
作為“制度創新試驗田”的中國自貿區戰略施行至今改革成果斐然，具體包括：以負面清單管理為核心的外商投資管理制度基本建立，以貿易便利化為重點的貿易監管制度有效運行，以資本項目可兑換和金融服務業開放為目標的金融制度創新有序推進，以政府職能轉變為核心的事中事後監管制度初步形成。
以制度創新為焦點，通過自貿區這個平台，可有效推進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間的文化交流、經貿合作與制度融通，從而消減和化解“一帶一路”倡議實施過程中的文化隔膜、貿易壁壘和制度障礙。並且，通過地理交通互聯以形成中國自貿區體系，將會為“一帶一路”自由貿易區網絡的形成與發展起到協助推進作用。中國自貿區自身具有服務支撐“一帶一路”倡議的功能作用與歷史使命，而中國自貿區的制度創新與地緣優勢則是兩大戰略對接的主要“着力點”和“軌道橋樑”。同時，“一帶一路”為中國自貿區內企業帶來更為廣闊的市場空間與合作機遇，將各地自貿區串聯為一體，形成戰略集羣，聯動中國自貿區作為整體前進發展。
可以説，中國自貿區發揮服務支撐作用，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驅動力量，而“一帶一路”倡議則作為載體和基礎，將各個自貿區“由點成線”、“從線到面”聯繫起來，推動中國自貿區戰略體系的構建。兩大戰略一體兩翼、相互作用和共同發展。
本文通過明晰兩大戰略間的內在關係，在此基礎之上以中國自貿區服務支撐“一帶一路”戰略為主要方向，以自貿區制度創新與地緣優勢為中心媒介，探究兩大戰略對接的可行路徑，並針對戰略對接中的主要現實難題提出有益建議。
一、中國自貿區服務支撐“一帶一路”的功能屬性與內在關係
中國自貿區與“一帶一路”雖然具有不同的國際法律屬性，一個是典型的FTZ，一個是自由貿易區網絡，在制度設計、管理模式、治理結構等方面存在一定差異。但是，中國自貿區與“一帶一路”卻有着相同的戰略背景和歷史使命，兩大戰略均是為了適應世界政治經濟新格局，調整轉變國內經濟結構，打破歐美經濟封鎖與政治孤立而由中央科學決策，集中體現中華民族智慧的宏偉構想。兩大戰略之間存在着內在共性與聯繫。[FTZ是free-trade zone的首字母縮寫，指根據本國（地區）法律法規在本國（地區）境內設立的區域性經濟特區。——編注]
（一）中國自貿區服務支撐“一帶一路”倡議的功能屬性
自貿區制度創新中最為重要的是文化產業制度創新與經貿管理制度創新。文化產業與經貿管理制度創新可有效減少國際貿易中的制度障礙，加速國際市場要素的自由流通，進而推進“一帶一路”沿線各國間的文化交流和經濟合作。這是兩大戰略間的“軟件”對接。
在硬件方面，對兩大戰略對接而言最重要的是基礎設施的貫通與連接。在“一帶一路”沿線中的交通樞紐地帶設立自貿區，可充分發揮“一帶一路”的自由貿易特性，有利於實現兩大戰略地理交通上的互通互聯。2017 年中央政府之所以正式批准設立河南、陝西自貿區，正是因為兩地恰好位於“一帶一路”中的陸上交通樞紐地帶，這與福建自貿區作為“海絲之路”的核心區域相似，三地同是“一帶一路”沿線中的海陸交通樞紐站和匯集點。
河南、陝西、福建等自貿區憑藉制度創新與各自突出的地緣優勢，可有效加速和提升“一帶一路”自由貿易中的貨物運輸、物流中轉、客運集散效率，大幅度減少和降低“一帶一路”沿線跨境貿易中所需的時間、人力、物力成本，進而有利於推動“一帶一路”自由貿易網絡的迅速形成和發展。通過兩大戰略間的軟硬件對接，不難發現中國自貿區原本具有服務支撐“一帶一路”戰略的功能屬性。
（二）中國自貿區服務支撐“一帶一路”戰略的內在關係
中國自貿區與“一帶一路”同為我國深化對外開放的載體，兩者共同組成新時期中國改革開放戰略的核心力量，兩大戰略可謂是相互依存和共同發展，尤其是中國自貿區服務支撐“一帶一路”戰略的內在關係屬性最為突出。當前兩大戰略的內在關係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中國自貿區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內涵理念相通。
“一帶一路”所堅持倡導的“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和民心相通”與中國自貿區建設所始終遵循的“投資自由化、貿易市場化、金融國際化、管理規範化”存在諸多相通之處，例如政策溝通對應管理規範化，貿易暢通對應貿易市場化，貨幣流通對應金融國際化。中國自貿區與“一帶一路”同樣藴含着世界大同的博愛精神與互利共贏、共謀發展的合作價值理念。
其次，中國自貿區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功能價值存有內在聯繫。
“一帶一路”的核心要義是通過“走出去”開創新的市場空間，實現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和再平衡，並通過構築發達交通網絡不斷深化沿線經濟合作，努力打造以“一帶一路”為載體的自由貿易區網絡。而作為新時期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中國自貿區以消除貿易壁壘、推進貿易自由、提升貿易便利為使命，與“一帶一路”同樣具有增進對外經貿、擴大對外開放、加強對外交流的功能作用。“一帶一路”自由貿易區網絡的推進落實需要沿線一些貿易核心區域作為地域節點和戰略支撐，而中國自貿區多是處於“一帶一路”國內線段中區位優勢顯著、經貿往來頻繁、腹地較為廣闊的交通樞紐地帶，加之自身寬鬆便利的市場管理模式，無疑成為我國銜接“一帶一路”自由貿易區網絡的最佳戰略切點。通過中國自貿區聯通“一帶一路”自由貿易區網絡，更能有效發揮“一帶一路”的要素聚集、經濟輻射和區域聯動作用。這也符合構建“一帶一路”自由貿易區網絡的題中之義。
第三，中國自貿區為“一帶一路”倡議孵化制度創新。
中國自貿區着力推行各項管理制度創新，“先行先試”，為“一帶一路”制度建設提供了可靠的實踐平台和豐富的規範淵源，為將來“一帶一路”制度建設創造條件和積聚經驗。“一帶一路”為對外開放構建了新的平台，深化了與沿線國家的雙邊區域經濟合作，而自貿區則在投資自由化、貿易便利化、金融國際化、行政管理簡化等方面試驗推行制度創新，為國內經濟轉型升級、參與國際貿易談判積累了經驗，也有利於“一帶一路”良好法治營商環境的形成與發展。
二、中國自貿區服務支撐“一帶一路”的戰略對接路徑探析
中國自貿區與“一帶一路”本是各自獨立的國家戰略，然而兩者同樣具有對外開放與自由經貿的戰略目標、價值理念與功能作用。從內涵到外延，兩大戰略間相互一致，彼此間易形成合力，共同推動新時期中國改革開放戰略的前進發展，兩者間在本源上具有融通對接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對外開放與經貿自由是兩大戰略的主要目標和使命，制度要素與地理要素是兩大戰略中的重要組成，因此今後可在文化交流、經貿往來、制度引鑑、地理聯通等幾方面嘗試探索兩大戰略對接的可行路徑。
（一）以中國自貿區為窗口推動“一帶一路”文化交流
中國自貿區建立以來，在文化產業監管方面採取一系列新舉措和新制度，例如：放寬文化產業經營許可範圍，簡化文化活動審批流程，便利藝術品進出口貿易，多元化商事爭議解決機制，為知識產權交易提供法律保障等。這一系列措施，形成了特有的自貿區文化產業發展模式，為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間的文化交流合作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展示窗口和貿易平台。
伴隨“一帶一路”建設的日趨明晰化、具體化，各界對這一倡議有了更加直觀的瞭解和全面的認知，但由於受到思維差異、價值觀念、利益分歧等因素的影響，一些西方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仍對“一帶一路”存在諸多誤解，並藉此影響和干擾“一帶一路”建設。比如有西方學者認為，“一帶一路”主要起到阻滯美國中東貿易和能源通道的作用。或者將“一帶一路”與美國建國伊始的“門羅主義”進行比較，認為中國是在歐亞地域傳播本土文化，倡導推行中國版的“天定命運”理論，試圖建立由中國人主導的亞洲秩序。還有不少西方主流媒體和學者誤認為“一帶一路”是“新殖民主義”。
針對各種對“一帶一路”誤解、誤讀的最好解決辦法是要做好宣傳推廣，國內對“一帶一路”的認識已很全面，關鍵是要將“一帶一路”的正確理念傳向世界。中國自貿區依靠自身特有的文化監管制度與管理模式恰好成為宣導本國“一帶一路”倡議文化意識的有利平台，利用自貿區加強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文化交流、文化傳播與文化貿易，消除彼此觀念上的隔膜與芥蒂，將“一帶一路”開放合作、和諧包容、互利共贏的精神理念由中國自貿區轉向“一帶一路”沿線各國乃至全世界，以文化融通帶動民心相通，以民心相通實現意識共通，方能築牢“一帶一路”倡議的社會根基。
（二）以中國自貿區為平台增進“一帶一路”國際經貿合作
制度創新為中國自貿區營造了良好的法制營商環境。中國自貿區內貿易便利化、投資自由化不斷提升，為“一帶一路”沿線各國進入中國市場創造了絕佳的機遇和平台，同時“一帶一路”也為中國自貿區內企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中國自貿區對接“一帶一路”能夠形成合力，共同推動亞太經濟自由化、一體化，實現亞太經濟的蓬勃發展。
1.吸引外資企業入區貿易。中國自貿區相對於區外地區具有明顯制度優勢，通過制度創新成為國內貿易最為便利、投資最為自由、市場準入最為寬鬆、監管模式最為先進的特色經濟區域，經歷三年開拓探索，現已成為具有較強市場競爭力的國際經貿平台。依靠良好的法制營商環境，通過政府對外宣傳、市場主體參與、信息資源交流等多種方式，可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深入瞭解中國自貿區所具有的制度紅利，從而吸引更多“一帶一路”區域內的公司、企業、個人進入中國自貿區開展貿易投資，為中國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2.加速市場主體要素自由流動。市場主體是市場經濟中的基本要素，應當調動市場主體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通過市場主體的自由流動與經貿合作推進中國自貿區與“一帶一路”的戰略對接。“一帶一路”沿線多為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普遍較低，大多數企業實力較弱，不具備很強的國際市場競爭力。從控成本、降風險、謀利潤視角分析，中國自貿區對“一帶一路”沿線外企無疑具有較強的市場吸引力，這也同時為中國自貿區內企業帶來了潛在的貿易對象與合作機遇。
可以中國自貿區為紐帶，藉助中國自貿區所特有的制度創新（例如對外投資備案制、“資金出海”政策等等），鼓勵區內中國企業敢於開拓“一帶一路”沿線市場，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外企的經貿合作，協助“一帶一路”沿線經濟發展，通過經濟紅利共享不斷提升中國自貿區在“一帶一路”中的國際市場影響力。與此同時，也讓“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更多瞭解中國自貿區優勢特性，從而吸引更多“一帶一路”外商進駐中國開展經貿活動，以中國自貿區為契機將“走出去”與“引進來”相結合，在“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及地區實現經濟利益的同時為自貿區內企業帶來更廣闊市場空間，最終達成互利共贏的“一帶一路”國際經貿合作新局面。
3.連線“一帶一路”助力亞太經貿自由化。上海自貿區設立之初的主要目的便是試行國際貿易規則，適應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PSA（多邊服務貿易協定）基本准入要求，成為對接世界經濟的開放窗口。經過三年試驗改革，中國自貿區現已形成了較高標準的經貿規則制度體系，雖與TPP 准入標準仍有一定距離，但中國自貿區早已符合甚至超越“一帶一路”沿線諸多自由貿易區的制度要求，例如國民待遇原則、負面清單制度、快速通關制度與“一帶一路”沿線諸多自由貿易區現行規則相一致、相適應，中國自貿區現已具備連線融入“一帶一路”自由貿易區網絡的制度條件。
然而，“一帶一路”沿線自由貿易區情況各異，發展狀況不盡相同，在對接的方式上需具體分析、區別對待。以FTA為例，從地域上劃分，“一帶一路”沿線FTA 大致分為5大塊區：東亞、南亞、西亞北非、獨聯體和中東歐。從FTA 數量、自由開放水平、外向性程度、戰略重要性上進行綜合比對，東亞FTA 適用更高標準的貿易準則，總體發展水平最高，最具市場活力、發展前景和戰略意義，其後依次是中東歐、獨聯體、南亞、西亞北非。[FTA是free trade area的首字母縮寫，指根據多個國家之間協議設立的包括協議國（地區）在內的區域經濟貿易團體。——編注]
據此，我國應當採取有重點、按步驟、分層次的辦法，以本國自貿區為窗口，分別開展對接工作。依據目前情形，可將對接戰略的核心放在東亞及中東歐FTA，藉助中國自貿區的制度創新在文化交流、經濟合作、自然人流動等多個領域深層次，全方位開展對接。在此基礎之上再與獨聯體、南亞、西亞北非FTA 進行合作對話，在基礎設施建設、園區產業、金融貨幣、旅遊觀光等方面探尋利益共同點，進行逐步對接，以中國自貿區為載體，先行探索我國融入“一帶一路”自由貿易區網絡的可行路徑，以為我國將來深入全面融入“一帶一路”自由貿易區網絡，在“一帶一路”自由貿易區網絡中發揮更大作用創設有利前提。
另外，當前我國也在籌備建立一些新的FTA，佈局亞太關鍵位置，形成“一帶一路”國際戰略支點，例如中韓、中新（加坡）、中烏（克蘭）、中巴（基斯坦）等雙邊或多邊FTA。但受困於國際政治、軍事安全、經濟利益等多方因素的影響，談判進展較為緩慢，在此狀態下，可先行通過各國FTZ 的相互對接，在局部範圍內試行自由貿易，例如中國自貿區與韓國釜山自貿區、新加坡裕廊海港自貿區先行對接，通過“先行先試”探尋各國之間構建FTA 的利益契合點與可行方案。在試驗成熟的基礎之上再在更廣範圍、更多領域和更深層次開展交流合作，以FTZ對接為路徑，突破現有FTA談判僵局，為我國與他國間FTA籌建工作創造條件和積累經驗。
（三）中國自貿區制度創新紅利共享：服務“一帶一路”倡議的法治建設
1.“一帶一路”倡議中制度融合的必要性與可行性。近年來，美國及西方諸國將目光及注意力集中於服務貿易、投資自由和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擬訂等方面，意圖藉助新一代貿易政策建立起經濟合作高度自由的FTA，TPP 就是很好的例證，其先進、完善、高標準的規則制度體系已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拒之門外。所以，要建立起互通互融的“一帶一路”自由貿易區網絡，無疑需要先進完備、趨於一致且相互適應的經貿規則為基礎。
在“一帶一路”的“五通模式”中，“政策相通”是貿易暢通、設施聯通、金融融通的關鍵條件和必要前提，只有“政策相通”才能實現互利互惠以及不同國家間對外資准入的公平對待，才能真正實現貿易投資自由化、經濟發展一體化和戰略建設常態化。中國自貿區不僅是“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重要節點和開放窗口，同時還是本國制度創新的“試驗田”，發展至今已初步形成了較高標準的經貿規則體系，例如“負面清單制度、證照分離制度、單一窗口制度、一口受理制度、投資備案管理制度”等等，這些制度創新經過實踐檢驗已被證明能夠有效推動貿易便利化和投資自由化，是與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相符且具有可複製、可推廣優勢特性的先進制度，也完全能夠被引入“一帶一路”法治建設之中，以保障戰略長遠發展。通過制度紅利共享,一方面能夠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提高自身市場管理水平，實現各國市場管理的現代化，另一方面則可通過制度的不斷融合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一帶一路”中的現有制度障礙，增進彼此之間在文化、商貿、金融等領域的自由聯通。
然而，“一帶一路”沿途各國在經濟文化、社會習俗、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多樣化與差異性，現實狀況決定了在中國自貿區內所成功實踐的制度創新未必能夠得到其他國家的完全承認或接受。因此，如何以制度為紐帶連接起中國自貿區與“一帶一路”，將好的中國自貿區制度創新引入“一帶一路”建設，“一帶一路”倡議如何在規範的指引下實現有序發展，將是未來一段時期內需要認真考量的現實問題。
2.事先引入負面清單制度。負面清單制度主要是為解決投資信息不對稱和國民待遇最大化的問題。由於每個國家的法律在內容上存在差異，外商起初進入一國投資時，不可能全面熟知該國所有的市場管理制度和對外資的各類特殊監管措施，與其本國國內企業的信息不對稱將對外商投資帶來潛在市場風險。而藉助負面清單制度＋國民待遇原則，則可認定在市場準入方面內外企業享有同等權利。特殊監管規定以清單列表的方式進行公開，更可讓外商一目瞭然，迅速掌握相關信息，進而作出準確投資判斷。
同時，由於負面清單是以國民待遇為參照，負面清單制度客觀上能夠起到擴大國民待遇原則適用範圍的作用。負面清單的長短直接影響一國對外投資的吸引力。目前為止，全球至少有77 個國家或地區採取負面清單的外資管理模式，負面清單制度已成為國際投資發展的總趨勢。將負面清單制度引入“一帶一路”，能夠增強各國外商投資政策透明度，有效減少外資進入一國市場的制度壁壘，相互間在更大範圍內實現市場開放與投資自由，加速人員、資本、技術、信息等市場要素在“一帶一路”區域的自由流動。
3.中國自貿區通過制度創新對接“一帶一路”倡議的基本邏輯思路：中國自貿區制度創新→構建較為完善的自貿區經貿規則體系→推動自貿區市場開放、貿易便利化與投資自由化→將成功實踐的制度創新引入“一帶一路”法治建設→充實“一帶一路”法治內容，創建有利於“一帶一路”發展的法治營商環境→激發“一帶一路”市場經濟活力，形成“一帶一路”自由貿易區網絡→反向帶動中國自貿區經濟發展，為中國自貿區內企業帶來更多國際經貿合作機遇，實現兩大戰略間的有益互補、相互對接和共同發展。
中國自貿區內一系列已初見成效的制度創新為“一帶一路”制度建設提供了豐富的規範淵源，也將成為今後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進行雙邊或多邊戰略談判的主要內容和有利要件。這些有利於貿易便利化、投資自由化、金融國際化的制度創新定會被逐步轉化引鑑於“一帶一路”建設發展之中，未來“一帶一路”各國商談的重點無疑將是經貿制度互鑑互用上度和量的把握，以及制度紅利溢出效應最大化如何實現的問題。
（四）加強中國自貿區與“一帶一路”地理交通互聯：空間格局上形成服務支撐“一帶一路”倡議的中國自貿區體系
2017 年，中國自貿區再次擴容升級為3.0 版本，全國範圍內形成了自貿區集羣，其中陝西、河南自貿區依靠自身地緣優勢成功突圍，並將服務“一帶一路”倡議建設作為其主要任務目標。可以説，陝西、河南自貿區具有鮮明的“一帶一路”特色，與福建自貿區一起在全國範圍內初步形成了中國自貿區對接“一帶一路”的地理格局。未來以中國自貿區為窗口、“一帶一路”為載體、陸海交通為動脈，“一帶一路”將轉變成為具有“生命力”的有機整體。
1.陝西自貿區服務支撐“一帶一路”倡議。現橫貫我國東中西部的兩條經濟帶是長江與亞歐大陸橋，長江與亞歐大陸橋發展模式不同。長江經濟帶是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經濟區為龍頭，經濟依靠龍頭帶動。亞歐大陸橋沒有龍頭但有中心，亞歐大陸橋一頭以連雲港為出口對連海上絲綢之路，一頭以阿拉山口及霍爾果斯為結點，聯通路上絲綢之路。西安處於中國版圖的原點區域，是亞歐大陸橋沿線最為重要的集散中心城市，加上地處關中地區，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積澱，具備成為亞歐大陸橋心臟及“一帶一路”交匯中心的有利地理條件。以自貿區為集點和窗口，西安能夠有力提升自身聚集效應，通過自由開放的貿易平台“以點帶面”，輻射周邊區域經濟，從而能夠更好地發揮陝西在歐亞大陸橋的“中心”區位優勢，加速絲綢之路中歐亞各國間的自由貿易、跨境投資和文化交流。
陝西雖有地緣優勢，但其經濟優勢並不突出。在新獲批的自貿區中，河南、四川、重慶、湖北同樣處於內陸中心區域帶，並且重慶、鄭州、武漢、成都的經濟都要強於西安，川渝城市羣、中原城市羣都已形成且發展迅速，相對而言陝西自貿區的競爭優勢並不明顯。所以要加快以西安為中心的關中城市羣建設，把西安儘早建設成為現代型國際化大都市，讓陝西自貿區有更好的經濟腹地和戰略依託，從而充分發揮陝西自貿區在“一帶一路”中的支撐作用，真正成為陝西對外開放的戰略高地。
2.河南自貿區服務支撐“一帶一路”倡議。當前，河南位於絲綢之路經濟帶西向、南向和聯通海上絲綢之路的交匯處，是“一帶一路”沿線的重要交通樞紐。依靠卓越的地理交通優勢，河南現已成為中西部、中東部、華北地帶主要的客貨集散地、物流中轉站以及“一帶一路”的支撐點和橋頭堡。自貿區的單一窗口、便利通關、分類監管等先進管理制度能夠有效提升外來貨物通關週轉效率、降低交通運輸成本、便利人員商品流通，更加充分發揮河南在“一帶一路”運輸網絡中的交通樞紐作用。
河南作為絲綢之路的交通樞紐，其基礎設施的建設、維護和升級至關重要，因此要加大對河南交通設施、自貿區配套設施的資金投入，圍繞自貿區戰略加大鄭州航空港建設，以鄭歐路線為主線適度向外擴展形成鄭歐鐵路網絡，構建起以鄭州航空港與鄭歐鐵路為支撐的絲綢之路陸航一體新幹線，以便更好地發揮自貿區便利通關、貨物集散、經貿自由的功能和作用，使自貿區能夠直接參與絲綢之路商貿資源的聚集與整合，將貿易與交通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吸引更多外商通過自貿區開展投資貿易，藉助自貿區的聚集效應推進河南成為絲綢之路中的物流中心、路港中心和商貿中心。
3.福建自貿區服務支撐“一帶一路”倡議。福建地處中國東南，與寶島台灣隔海相望，毗鄰浙江，界交江西，連接廣東，聯通我國經濟最發達的長三角與珠三角兩大經濟區域，是我國曆史悠久的重要出海口，也是中國與世界交往的主要窗口。伴隨新時期改革開放的深入，福建依靠自身獨特的地理優勢，已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和東方起點。福建自貿區則利用福建所特有的地理區位優勢以及通陸達海的綜合交通網絡，在地理上全方位對接海上絲綢之路，憑藉自身自由開放、靈活便利的經貿管理制度，加速物流週轉效率，促進沿岸自由投資，較好地實現了自貿區的開放窗口作用。
福建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區擁有諸多優勢，但最大特色還是對台貿易。平潭綜合試驗區原本就是為台灣而建，不過2014 年起至今，大陸對台貿易量持續下降，福建自貿區的自由貿易優勢並未得到應有發揮。2016 年上半年兩岸貿易額806.9億美元，同比下降近10%。其中，大陸對台灣進口192 億美元，同比下降3%；對台灣出口615 億美元，同比下降9.5%。排除國際形勢、政治外交、兩岸政策的影響，經貿管理制度與基礎設施建設是制約兩岸貿易發展的主要因素，未來應當利用自貿區“試驗田”深化兩岸經貿管理制度改革，創建更為良好的法制營商環境，合力完善聯通兩岸的基礎設施建設。除地理交通外，網上互聯也要加快合作，要以福建自貿區為平台和契機，商談對接台灣自由港區，儘早建立台海經濟自由區，推進兩岸經濟一體化。
4.逐步形成服務支撐“一帶一路”倡議的中國自貿區體系。除陝西、河南、福建自貿區外，廣西是海上絲綢之路與絲綢之路經濟帶相互接連的主要通道，憑藉與東盟各國海陸相鄰的地理區位優勢，以及北部灣經濟區與珠江-西江經濟帶的合作互聯，廣西將成為貫連東盟區域的國際要道以及西南地區新的改革開放戰略支點。新疆位於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域，與中亞、南亞、西亞等國貿易往來頻繁，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門户和交通樞紐，也是亞歐大陸腹地的商貿物流及科教文化中心。連雲港作為亞歐大陸橋東方橋頭堡，2015 年港口吞吐量達到2.1 億噸。連雲港與韓日隔海相望，通過亞歐大陸橋連通我國東、中、西部，經過中亞、西亞直達歐洲，是隴海線乃至中西亞國家最為便利的出海口岸。這些區域都有着鮮明的“一帶一路”特色，如果設立自貿區將能更有效發揮這些區域的地緣優勢，能夠更好地將交通與貿易相結合，通過打通“一帶一路”地理交通推動“一帶一路”沿線自由貿易，盤活“一帶一路”經貿網絡。
三、中國自貿區對接“一帶一路”倡議所遭遇的主要問題與對策建議
“一帶一路”倡議推行三年以來，沿線各國之間在貿易、投資、人文、交通、產能、金融、互聯網等多個領域展開深入合作，取得了一系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但在發展過程中仍存在諸多問題。
（一）設立國家層面的戰略統籌協調機構
國家戰略的推行涉及眾多部門與地域間的關係和利益，需要有專業的國家機構從中進行調節，設置專門的國家戰略協調機構是實現國家戰略穩定、持久、常態發展的必然要求。
目前，中國自貿區建設已升級為3.0 模式，已發展成為戰略集羣，試驗區域不斷擴張、地域聯繫越加緊密，這對不同部門、機構、區域間的協同協作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具有專業性、獨立性、權威性的國家機構居間協調，避免和消除因觀念或利益衝突所可能引發的部門糾紛，並要妥善調和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避免和減少在自貿區國家政策推行及制度創新複製推廣過程中所可能遭遇的地方保護主義，以便更好地發揮自貿區經貿自由、制度創新的功能作用。
另外，中國自貿區與“一帶一路”的對接涉及文化、經貿、制度、交通等多個領域，單一部門或機構無法有力推動兩大戰略的互通互聯，只有通過國家層面統籌協調、合理規劃才能有效整合現有資源，將兩大戰略進行全面深入地對接。況且，伴隨“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今後需要更多地方自貿區對其進行服務支撐，相應也需要更為獨立、專業的國家機構對戰略建設與對接進行規範化管理，從而真正實現中國自貿區與“一帶一路”間的良好對接與協同發展。
（二）完善“容錯機制”，加快自貿區的制度創新、複製和推廣
中國自貿區的市場吸引力關鍵在於區內先進卓越、開放便利的管理制度，制度創新是中國自貿區的核心生命力，也是中國自貿區對接“一帶一路”的重要紐帶。通過制度創新，中國向“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敞開了本國市場，也讓中國市場以“一帶一路”為載體接軌世界、融入國際。藉助制度創新能夠加速實現中國自貿區與“一帶一路”的優勢互補、相互促進與共同發展，真正實現兩大戰略有效對接。因此加速自貿區的制度創新、複製和推廣，是提升中國自貿區與“一帶一路”對接效率、減少對接時間最為可行有效的辦法。
基於我國不同地區在地理文化、民族經濟、傳統習俗等方面的差異，同一制度創新的複製推廣可能會因地域差異而產生不同結果，存在不能達到預期成效甚至推廣適用失敗的可能，對此應具有包容精神建立起對創新容錯的社會機制與觀念。由其應在法律方面對由創新行為所引發的過錯寬容以待，從而為制度創新及其複製推廣創造更為寬鬆的社會氛圍與環境。
具體而言，一是要完善制度創新、複製和推廣的評估制度，降低制度創新在複製和推廣過程中的適用風險。另一方面，要建立起事後容錯機制，依此減輕或免除相關責任人對制度創新及其複製推廣失敗結果的責任追究，並且要將評估制度與容錯機制制度化和法定化，以為創新容錯提供相應法制保障。
（三）加強跨域金融合作為戰略建設與對接提供資金支持
“一帶一路”建設以及其與中國自貿區的對接需要大量資金支援及融資支持，雖然已成立了亞投行與絲路基金，可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5000億美元，但由於工程持久浩大，這些資金仍遠遠不夠，資金問題仍是困擾“一帶一路”的現實難題，而實現資金融通則是解決該問題的有效途徑和關鍵所在。
對此，應當着重推進“一帶一路”沿線各國間金融合作，建設穩定的亞洲貨幣體系、融資體系和信用體系，擴大不同國家間貨幣互換、結算範圍與規模，推動亞太地區債券市場的開放和發展；重點發揮和提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與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資金作用與國際影響力，積極商談籌建上海合作組織融資機構，加快推進絲路基金投資運作，推動中國與東盟銀行聯合體、上合組織銀行聯合體開展實務談判，以貸款等方式進行多邊金融合作；支持“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政府或具有較高信用級別的外資企業、金融機構進入中國市場發行人民幣債券，鼓勵國內具有同等資質條件的市場主體“走出去”到“一帶一路”沿線他國發行人民幣債券或當地債券，努力實現亞太市場金融互通，並將所籌資金主要用於各國基礎設施建設；繼續加強沿線各國間金融監管合作，積極構建亞太金融監管網絡體系，建立亞太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協同完善關於亞太市場金融危機處置的制度安排，增進各國徵信機構與評級機構的跨境交流，共築亞太金融風險預警系統。
（本文原刊於《經濟學家》2017年第5期，原題：“中國自貿區服務與‘一帶一路’的內在關係及戰略對接”。略去參考文獻，正文經略加重新編輯，未經作者審定。）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A- siedem lat.”：站得高看得遠，感謝國家感謝黨。
(1970-01-01)
8月20日，裝載着82只20英尺（約6米）鐵路集裝箱的貨運列車緩緩駛出青海省格爾木市火車站，由阿拉山口口岸出境，途徑哈薩克斯坦，預計在15天后到達俄羅斯彼爾姆市布羅齊納亞車站。這是青海首次開通開往俄羅斯的中歐班列。
8月20日，青海格爾木市—俄羅斯彼爾姆市中歐班列開行。中國西藏網 圖
這已經不是今年第一次有關“中歐班列”的消息引發外界的廣泛關注。“新商業時代的黎明”、“新經濟地理學”……英國《金融時報》近日刊文梳理了2017年一年裏有關從中國多個地方省市向歐洲各國開通的多條洲際貨運班列，及其被賦予的各種新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與該文章的發表幾乎同時，由山西臨汾開往德國慕尼黑的首趟中歐班列於上月末開通，被稱為“為中國製造走出國門開闢的一條新的快捷通道”。就在最近，塞爾維亞副總理兼建設、交通和基礎設施部部長左拉娜·米哈伊洛維奇又對外透露，該國匈塞鐵路塞爾維亞境內第一段有望在今年11月份動工，預計2年至2年半完工。這條鐵路也是中國鐵路在歐洲市場的首個項目。
毋庸置疑，中國在交通基礎設施上的建設能力已然在歐洲得以充分展現，但除了“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之外，政策的對接、金融的互相融通以及文化的互通也是很重要的內容。”中國交通運輸部部長李小鵬在不久前於德國萊比錫舉辦的2017國際運輸論壇（ITF）上回答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提問時説道，“如果説中國政府準備與沿線國家在那些方面開展合作，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合作的方面。”
今年的論壇主題恰恰是“交通治理”，來自57個成員國的交通部長齊聚一堂，中國及亞洲國家參與度的提升成為本屆論壇的一大看點：中亞的哈薩克斯坦成為該論壇第58個成員國；就在8月21日，來自韓國的金永泰（Young Tae Kim）出任國際運輸論壇的新秘書長，成為首位非歐洲的論壇領導人。
在連接中歐的通道上尋覓機會
論壇期間，一場題為“治理門户和走廊，探索良好實踐”的專場討論尤為引人注意，其中重點聚焦了有效開發歐亞間交通走廊的經驗和挑戰，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成為整場討論的最重要話題。
中國交通運輸部科學研究院院長石寶林在發言中分享了“一帶一路”倡議給新絲綢之路沿線帶來重要投資機遇的故事的同時，也吸引更多國家參與到這一宏大工程的建設中。討論嘉賓、黑海經濟合作組織（BSEC）秘書長邁克爾·克里斯蒂德（Michael B. CHRISTIDES）表示贊同，他同時也認為，從長遠來看，要確保合作的連貫性，對於協調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他在討論中強調了他所在的組織在協調歐亞不同行政標準和互通水平各異國家時遭遇的困境。
克里斯蒂德説，黑海經濟合作組織（BSEC）完全可以發揮協調歐亞大陸之間開發經濟走廊的促進者的作用。“土耳其在古代就是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重要連接點。土耳其是BSEC的成員，我們的組織對於‘一帶一路’的倡議和想法當然也很感興趣，實現亞歐之間更好更高效的聯通。”克里斯蒂德在討論會後告訴澎湃新聞。
歐洲東南部的黑海是“一帶一路”上的重要節點之一。BSEC成立於1992年，目前有俄羅斯、土耳其、烏克蘭、塞爾維亞等12個成員國，覆蓋人口約3.35億。
實際上，將中國與黑海聯繫起來的陸上通道已經在過去兩年完成了多次的通行測試。
“我們在多種運輸形式與中國都有很好的合作，通過跨裏海列車，連接中國與黑海，這些項目是針對中國與歐洲之間的交通，我們在這個列車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歐洲-高加索-亞洲運輸走廊組織（TRACECA）秘書長米爾恰·喬普拉加（Mircea Ciopraga）在論壇現場對澎湃新聞表示，他所説的陸上通道便是跨裏海國際運輸通道——是歐亞間非常便捷的陸上通道，將中國和歐洲緊密連接。
早在2016年5月，從中國新疆奎屯至格魯吉亞第比利斯、中國江蘇連雲港至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等多趟國際貨運列車已經完成了途經跨裏海國際運輸通道的通行測試。
“目前這個項目是還是實驗性的，但是未來會變得更加頻繁。”他説。
來自歐洲投資銀行可持續城市交通項目部交通事業主管Kevin Cheung也表達了對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濃厚興趣。“歐洲投資銀行正在尋找合作，我們有東亞部門，我們期待跟中國合作。我們之間過去曾有很好的合作，我們曾經為北京機場提供了貸款。我們也在討論參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進一步合作。歐盟和中國在討論有關進一步加強中歐聯通的互補投資，包括公路、鐵路和機場等項目。”
實施國際運輸便利化公約
除了濃厚的興趣，部分歐洲人的疑慮也時隱時現，而國際運輸論壇為中國化解或是減輕這種疑慮提供了絕佳的場所。
在論壇現場，黑海經濟合作組織（BSEC）秘書長克里斯蒂德也委婉地提及，“對於‘一帶一路’，毫無疑問……中國也期望增加在這一地區的經濟影響力，以及其他的共同利益。”
對此，中國交通運輸部科學研究院院長石寶林在論壇期間作出澄清，表示中國不光已經鋪開了130多個項目，同時也加入了20個國際公約和協定。他堅信，合作和國際支持是“一帶一路”倡議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克里斯蒂德回應表示贊同，“正如我強調的，最主要的事情是將人們更緊密的聯繫在一起，因為我們相信對話有助於更好的理解，對話理解也一定能夠帶來好的合作，好的合作最終帶來穩定和發展。”他告訴澎湃新聞説。
圍繞今年的論壇主題“交通治理”，石寶林表示，今年中國交通運輸部將推進交通規劃與標準對接；加快推進一批重點建設項目。充分利用現有合作機制，推動加入並實施國際運輸便利化公約，鼓勵開闢新的海上航線，加密航線班次，深化與相關國家在海上運輸和港口建設經營方面的合作。
截至目前，設在經合組織（OECD）內的國際運輸論壇是由59個成員國組成的政府間組織。作為全球唯一一個涵蓋所有交通方式的國際組織，其主要工作包括交通政策研究和在德國萊比錫主辦每年一屆、有各國交通部長參加的峯會。中國於2011年正式提出申請加入該組織，並很快成為該組織第53個成員國。
新任國際運輸論壇秘書長金永泰表示，他計劃通過引進更多的非歐洲國家加入，致力於將本組織改造為更具互動性的平台。
(1970-01-01)
經過長期過度開發和破壞後，被喻為“中國西部天然生態屏障”的祁連山，變得遍體鱗傷。
7月20日，多名甘肅官員因祁連山生態問題，“扎堆”上了被問責的名單。
這一天，中辦、國辦對外公佈《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生態環境問題的通報》（下稱“通報”），直指祁連山存在違法違規開礦、水電設施違建、偷排偷放、整改不力等行為。
通報在點評當地官員時措辭嚴厲，比如“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不堅決不徹底”，“在立法層面為破壞生態行為放水”，“不作為、亂作為，監管層層失守”，“不擔當、不碰硬，整改落實不力”等。
楊子興、李榮燦、羅笑虎等三名甘肅省時任（曾任）副省長，同時被點名問責。此外，15名相關責任單位的負責人被嚴肅問責，其中負有主要領導責任的省林業廳廳長石衞東、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局長李進軍、甘肅省國土資源廳廳長蒲志強、甘肅省國土資源廳原副廳長郭玉虎4人被撤職。
新華社稱，截至目前，已有上百人因祁連山生態破壞問題被問責。
今年年初，蘭州大學資源環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丁文廣，向甘肅省政府提交了《關於構建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新型管理機制的建議》，得到了時任省長（現任省委書記）林鐸的批示和副省長李斌的回信。此建議也成為甘肅省正在制定的祁連山自然保護區工作方案的重要參考。
7月30日，丁文廣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直言，如果祁連山自然保護區繼續破壞下去，河西走廊的生命水將斷流，“一帶一路”的戰略通道將在甘肅受阻。
亂象由來已久
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面積廣大。2014年，最新規劃調整後的自然保護區面積198.7萬公頃，加上劃定的66.6萬公頃外圍保護地帶，總面積265.3萬公頃，接近北京、天津兩市面積之和。在甘肅境內涉及張掖、武威、金昌3市8縣區及山丹馬場。祁連山東西長800公里。
祁連山已有近半個世紀的“破壞史”。
2017年1月，一篇《兩位生態學博導四問祁連山生態保護》的文章被廣泛轉載。該文作者為中科院西北生態環境資源研究院副院長馮起與甘肅省祁連山水源涵養林研究院院長劉賢德。
兩位生態專家在文中稱，祁連山的生態破壞開始於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初期以森林砍伐、盜伐為主，當年有“吃得苦中苦，為了兩萬五（每年要完成2.5萬立方米的森林採伐任務）”的説法；20世紀80年代以礦山開採為主；90年代後以小水電開發為主。
甘肅省相關政府部門提供的資料顯示，在20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祁連山保護區範圍內僅肅南縣就有532家大小礦山企業，在張掖境內的干支流上先後建成了46座水電站。
2017年2月12日至3月3日，由中共中央、國務院有關部門組成中央督察組就此開展專項督察。
通報稱，通過調查核實，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生態環境破壞問題突出。一是違法違規開發礦產資源問題嚴重。保護區設置的144宗探礦權、採礦權中，有14宗是在2014年10月國務院明確保護區劃界後違法違規審批延續的，涉及保護區核心區3宗、緩衝區4宗。長期大規模的探礦、採礦活動，造成保護區局部植被破壞、水土流失、地表塌陷。
二是部分水電設施違法建設、違規運行。當地在祁連山區域黑河、石羊河、疏勒河等流域高強度開發水電項目，共建有水電站150餘座，其中42座位於保護區內，存在違規審批、未批先建、手續不全等問題。由於在設計、建設、運行中對生態流量考慮不足，導致下游河段出現減水甚至斷流現象，水生態系統遭到嚴重破壞。
三是周邊企業偷排偷放問題突出。部分企業環保投入嚴重不足，污染治理設施缺乏，偷排偷放現象屢禁不止。巨龍鐵合金公司毗鄰保護區，大氣污染物排放長期無法穩定達標，當地環保部門多次對其執法，但均未得到執行。石廟二級水電站將廢機油、污泥等污染物傾倒河道，造成河道水環境污染。
四是生態環境突出問題整改不力。2015年9月，環境保護部會同國家林業局就保護區生態環境問題，對甘肅省林業廳、張掖市政府進行公開約談。甘肅省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約談整治方案瞞報、漏報31個探採礦項目，生態修復和整治工作進展緩慢，截至2016年底，仍有72處生產設施未按要求清理到位。
多位受訪者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過度開發旅遊資源和超載放牧，也對祁連山的生態造成了破壞。
2013年，徐柏林等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工作人員寫了一篇《生態旅遊對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景區植被的影響》的論文，其中寫道：祁連山保護區生態旅遊景區各類旅遊設施佔地2萬多平方米，近3萬平方米的植被遭到破壞。
該文認為，旅遊對祁連山保護區植被的影響方式主要有兩類：遊客在景區有踐踏、刻劃、採摘和損傷等行為。此外，旅遊設施建設對植被也會造成影響，住宿、餐飲、娛樂設施的建設都要佔用景區土地，對植被造成大面積集中破壞。
2017年7月21日，據《甘肅日報》的報道，省旅發委通過調查摸底，發現祁連山保護區內共有旅遊項目25項，其中，武威市14項，張掖市（包括山丹軍馬場）11項。這些旅遊項目在祁連山保護區界址明晰和範圍調整過程中，陸續進入保護區，部分存在違規進入的問題，對祁連山生態環境造成了一定影響。
該報道稱，這25個旅遊項目已全部進行了整改，其中涉及核心區、緩衝區的5個項目全部完成整改、恢復生態；實驗區的20個項目，已整改完成9個。
超載放牧也對祁連山生態造成了破壞。上述兩位生態專家稱，祁連山經歷了近40年的大規模開發，加之氣候等大環境變化，歷史性破壞和現實威脅依然突出。
因為礦山開採、水電開發造成的破壞仍未完全恢復，急需進行平整、覆土、種草為主的生態修復，但草原過度放牧仍然比較普遍，僅張掖市在保護區內就有各類牲畜106萬羊單位，超載20.62萬羊單位，部分區域生態退化的威脅依然存在。
國家“千人計劃”特聘教授、蘭州大學資源環境學院原院長張廷軍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從2011年開始，該學院就在3500米以上的祁連山區域做多年凍土（連續凍結兩年以上的土層或岩石）、積雪、生態及碳循環等方面的研究。張廷軍團隊試圖研究在沒有放牧等情況下，自然生態、植被對地表下土壤温度及多年凍土的影響到底是什麼關係。
“但是至今，我們找不到一塊淨土進行科研。可以説，只要有草的地方，就存在放牧現象。甚至我們在科研區域內圍的欄，經常出現被破壞掉的情景。”張廷軍説。
違法違規開發礦產資源，在這次兩辦通報中點名的突出問題中，排在第一位。有多名礦企老闆向《中國新聞週刊》反映，甘肅國土廳存在違規發放“採礦證”問題。
甘肅賽拓礦業公司一位負責人稱，2000年該公司與他人聯合投資數百萬元在甘肅隴南市探測到礦源後，依照程序，向省國土廳提出申請辦理採礦許可證。由於有一家官方背景的企業介入，甘肅國土廳不予發放採礦證，還默許將該礦源低價轉與上述企業開發，賽拓礦業為此進行了長達十幾年的上訪和實名舉報。
為進一步瞭解甘肅國土部門近年來在祁連山礦產資源管理方面所做的工作，《中國新聞週刊》多次聯繫自2013年起分管建設用地、礦產開發的甘肅省國土廳副廳長。7月28日，這名副廳長在回覆《中國新聞週刊》的短信中，以其“已退下來”為由，婉拒採訪。
連鎖後果
匈奴語稱“天”為“祁連”，祁連山即 “天之山”。
位於甘青兩省交界處的祁連山，孕育、維繫了河西走廊的黑河、疏勒河、石羊河，是三大水系56條內陸河的主要水源涵養地和集水區，也是絲綢之路的關鍵區段。
張廷軍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祁連山是海拔大約3500米以上的高寒地區，很大一部分屬於多年凍土。這個區域的植被，對凍土會起到保護作用，不至於讓多年凍土温度升高及融化。
張廷軍説，高寒地區一般來講植被應該生長得更好、更旺盛，植被生長可以使大氣中的二氧化碳貯存到土壤中，減緩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進而減小其對氣候變暖的影響。“我們在美國阿拉斯加北部的工作，就證明了這一點”。
張廷軍説，在祁連山高寒地區，由於礦產開發及過度放牧，導致植被嚴重退化。這些植被嚴重退化甚至消失後，就會導致地表温度及土壤温度升高，進而會使多年凍土退化，活動層及多年凍土中含有的有機碳也會被分解成二氧化碳和甲烷釋放到大氣中，增加大氣的碳含量，進一步導致氣温升高、全球變暖。
同時，多年凍土的退化，還會引發地表沉陷、熱融滑塌、融凍泥流等一系列現象，對區域生態系統、水資源以及民用和工程建築設施等都會造成破壞。
張廷軍稱，礦產開發對祁連山生態的破壞，除了造成凍土的退化外，開礦產生的灰塵還會降低雪和冰的反射率，反射率下降後，太陽輻射能量被雪層和冰川吸收，加速消融。另外，礦產資源的開發還會破壞生物多樣性，打破原有的生物鏈條。
“無序的人類開發活動，將使一些動物遠離該區域，沒有了天敵之後，食物鏈底層的生物將對草場構成嚴重威脅。”
張廷軍説，超載放牧對於草地的破壞更為直接，也更快。“如果減少或適當放牧，祁連山高寒地區的植被會恢復較快，在短短几年就可以見效。在祁連山的中海拔和下游領域，特別是乾旱地區，如果植被破壞了，幾十年都難以恢復。”
蘭州大學資源環境學院講師牟翠翠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通過實地科研考察發現，近30年左右，由於祁連山多年凍土退化，祁連山多年凍土區出現了熱融滑塌現象，導致地表土壤碳氮含量損失高達10%~30%。
“這就意味着祁連山多年凍土滑塌區地表土壤養分減少，影響植被生長狀態，牧區受到破壞，生態可能進一步惡化。”
熱融滑塌是指由於斜坡厚層地下冰融化，土體在重力作用下，沿地下冰頂面發生的向上牽引或向下坍塌沉陷式的位移過程。
2015年10月，《西部商報》曾援引甘肅永昌縣西大河水庫水文管理所辦公室主任謝玉喜的觀點稱，祁連山藴含着河西走廊80%的水量，僅全球變暖的因素，就可以導致祁連山大多數的小型冰川在2050年前消融殆盡。
謝玉喜説，人類活動將加速凍土退化，屆時，河西走廊及下游地區的500多萬人口將失去水源補給。
地方“放水”
中央對祁連山生態問題的重視由來已久。近年來，相關部委也多次公開約談甘肅相關單位負責人，但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
2015年，環保部通過衞星遙感監測對祁連山進行檢查，影像資料顯示，在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違法違規開發礦產資源等活動頻繁。
環境保護部自然生態保護司保護區處處長房志曾對央視説：“2015年，我們對100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用相對高新的衞星進行了專項遙感，發現了12個問題比較嚴重的保護區，公開約談其中6家，其中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就是第一家我們約談的。”
中辦和國辦的通報稱，2015年9月，環境保護部會同國家林業局，就保護區生態問題對甘肅省林業廳、張掖市政府進行公開約談，甘肅省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約談整治方案瞞報、漏報31個探採礦項目，生態修復和整治工作進展緩慢。
截至2016年底，仍有72處生產設施未按要求清理到位。約談過後，甘肅省政府着手開始整改，雖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情況並沒有明顯改善，約談時提到的問題，很多沒有落實，有些違規的項目依然在運行。
通報稱，甘肅省委和省政府沒有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認識祁連山生態環境保護的極端重要性，在工作中沒有做到真抓真管、一抓到底。
2016年5月，甘肅省曾經組織對祁連山生態環境問題整治情況開展督察，但未查處典型違法違規項目，形成督察報告後就不了了之。
通報還稱，甘肅有關省直部門和市縣在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作選擇、搞變通、打折扣，省安全監管局在省政府明確將位於保護區的馬營溝煤礦下泉溝礦井列入關閉退出名單的情況下，仍然批覆核定生產能力並同意復工。張掖市委認為祁連山生態環境保護整改落實工作不屬於市委常委會研究的重大問題，市委常委會沒有進行專題研究部署，並在明知有的項目位於保護區、違反保護區管理要求的情況下，仍多次要求有關縣加快辦理項目手續。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通報點名批評甘肅在立法層面為破壞生態行為“放水”。
通報稱，《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條例》歷經三次修正，部分規定始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保護區條例》不一致，將國家規定“禁止在自然保護區內進行砍伐、放牧、狩獵、捕撈、採藥、開墾、燒荒、開礦、採石、挖沙”等10類活動，縮減為“禁止進行狩獵、墾荒、燒荒”等3類活動。
中央環保督察組甘肅組成員馬國林指出：“3種（活動）恰恰是這幾年很少發生的行為，而放水的7種行為恰恰是這幾年多的，比如開礦這些行為，以法規的形式予以保留。”
針對這種現象，蘭州大學資源環境學院教授丁文廣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中國長期以來只重視環境政策的制定，而忽視了環境政策的其他必要環節，包括環境政策的執行、環境政策的評估、環境政策監控問責及公眾參與等。
“下位法違反上位法，説明環境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缺乏獨立的第三方評估、缺乏監控和問責，導致政策執行出現偏差，進而達不到政策目標。這也從另一個層面反映了‘體制和機制’在環境政策執行過程中至關重要。”丁文廣説。
不僅如此，通報還指2013年5月修訂的《甘肅省礦產資源勘查開採審批管理辦法》，違法允許在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實驗區進行礦產開採。《甘肅省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脱困發展實施方案》違規將保護區內11處煤礦予以保留。
此外，張掖市在設定全市黨政領導幹部績效考核時，把2015年和2016年環境資源類指標分值分別設為9分和8分，低於2013年和2014年11分的水平。
7月20日，甘肅省國土資源廳時任副廳長（現任廳長）王忠民對央視説：“我們自己違反了國家的規定，在實驗區、緩衝區設置了探礦、採礦，甚至在核心區也設置了探礦和採礦權。最為關鍵的問題是我們把國家的禁止改為了限制。”
2016年11月30日至12月30日，中央第七環保督察組對甘肅省開展了督察，發現祁連山生態破壞問題依然嚴重。
“一個問題，就是保護區裏面違規開發礦產資源的活動；第二個問題，是部分水電設施的違規建設和違規運行，對生態造成的破壞問題；第三個問題，就是祁連山保護區的周邊企業，還有一些偷排、偷放污染物，違規運行、違法運行的問題。”中央環保督察組甘肅組成員馬國林説。
中辦和國辦的通報稱，雖然有體制、機制、政策等方面的原因，但根子上還是甘肅省及有關市縣思想認識有偏差，不作為、不擔當、不碰硬。對黨中央決策部署沒有真正抓好落實。
通報指出，甘肅省國土資源廳在2014年10月國務院批覆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劃界後，仍違法違規延續、變更或審批14宗礦權，性質惡劣。
省發改委在項目核准和驗收工作中，以國土、環保、林業等部門前置審批作為“擋箭牌”，違法違規核准、驗收保護區內非法建設項目。
省環境保護廳不僅沒有加強對有關部門工作的指導、監督，反而在保護區劃界確定後，仍違法違規審批或驗收項目。
省政府法制辦等部門在修正《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條例》過程中，明知相關規定不符合中央要求和國家法律，但沒有從嚴把關，致使該條例一路綠燈予以通過。
從2013年至2016年，甘肅省對祁連山生態環境保護不作為、亂作為問題基本沒有問過責。承擔整改任務較重的林業、國土、環保、水利等部門，雖然開了會議、發了文件，但抓落實不夠。
通報指出，甘肅省林業廳及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不僅對保護區內大量違法違規建設項目監督不力，對大量生態破壞行為查處不力，反而違規許可多個建設項目。
張掖市在約談整改中避重就輕，有31個生態破壞項目沒有納入排查整治範圍；52個違法違規探礦項目中，有31個採取簡單凍結辦法，沒有制定有效退出機制和保障措施等。
通報對多名相關單位和責任人點名問責。引人注意的是有楊子興、李榮燦、羅笑虎三名省部級官員赫然在列。
甘肅張掖境內的草原上羊羣在吃草，草原超載放牧導致大量草原荒漠化。視覺中國 資料圖
保生態與求生計
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總面積為198.72萬公頃，其中張掖段151.91萬公頃，佔保護區總面積的76.4%，是祁連山生態環境保護與修復治理的主戰場。
張掖市曾因祁連山生態問題頻頻成為輿論焦點。
2017年4月，時任市委書記毛生武在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自嘲“被打得鼻青臉腫，搞得灰頭土臉，現在都還沒從‘陰影裏’走出來”。他説，“祁連山保護區遭長期開發和破壞，主要是人為造成的。”
甘肅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王向晨説：“我們甘肅省是一個欠發達的省份，經濟增長對礦產、水電等資源的開發依賴程度比較高。生態環境保護，有向經濟發展讓路的傾向。”
甘肅省一位廳級官員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在祁連山保護區，靠山吃山的傳統對生態的破壞性顯而易見。牧民對草原的依賴性過強，為了經濟，存在“掠奪性放牧”現象。
2015年，張掖市肅南縣環境保護和林業局副局長彭吉廷接受《西部商報》採訪時説，肅南縣礦產資源開發收入，一度達到全縣財政收入的80%以上。受到生態保護的制約，開發體量在近兩年明顯減小，但2014年依舊佔據該縣小口徑財政收入的半壁江山。
上述報道還稱，在上世紀90年代，肅南縣的礦產企業多達300家以上，清理整合之後剩下60多家，其中一半以上在緩衝區，其餘在實驗區和新劃定的外圍地帶。然而，按照《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條例》，無論是實驗區和緩衝區，都不允許礦產開發。
多位知情者向《中國新聞週刊》反映，除了對開發礦產的依賴，超載放牧也是當地居民“求生計”的重要手段。祁連山一些單位因為具有“國字號背景”等，地方上對其沒有管理權限。其中，山丹軍馬場就是一個例子。
山丹軍馬場位於河西走廊中部、祁連山冷龍嶺北麓的大馬營草原，地跨甘青兩省，總面積329 .54萬畝，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軍馬場。
2013年7月，山丹軍馬場作為中國農業發展集團二級企業，由集團直接管理。
上述知情者稱，有“國字號”背景的山丹軍馬場，職工以從事農牧業生產為主，很多職工退休前，草場被分給個人，為提高經濟收入，超載放牧的情況比較普遍。
山丹軍馬場退休幹部李洪福曾跟媒體介紹，過去馬場歸屬部隊時，對放牧有明確要求，1000畝草場內養140只至150只羊或者60頭至70頭牛，而如今1000畝的草場，往往就有300只至400只羊或者150頭至160頭牛。“掠奪式的放牧”讓草場生態遭受重創。
資料顯示，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有35個鄉鎮共14.2萬人，其核心區內目前還生活着大量的農牧民。
《經濟參考報》曾報道稱，世代生活在此的牧民，由於國家草原獎補政策傾向於草地毀壞嚴重的地塊，所以過度放牧地區反倒成為政策資金重點扶持的對象。
“在部分地方，只要每平方米有4棵草就能認定為草場，享受草原獎補政策，這無疑讓保護草原的牧民感覺不公平。”蘭州大學資源環境學院人文地理所教授陳興鵬説。
而在生計的名義下長期超載放牧，讓草原生態遭遇了重大破壞。
甘肅省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的全國人大代表常海霞，在祁連山中的康樂草原長大。在她的記憶中，“兒時記憶中灌木和草叢能湮沒一頭犛牛，如今已經看不到了”。
“我們裕固族已經在祁連山裏生活了上千年。要生活好點就得多養牛羊，可是養多了就會破壞草場，這是一個要破解的難題。” 常海霞説。
為了發展當地經濟，國家對牧民實行草原承包到户、草原補獎政策，在帶動牧民收入的同時，卻從一個側面加速了草原退化。
7月21日的央視《新聞1+1》稱，從上世紀80年代實行草原承包到户，牛羊養的越來越多，導致牲畜超載，草原退化嚴重。在常海霞生活的甘肅省張掖市境內，去年這裏的草原超載率約為24%。
從2011年開始，國家實行牧民草原補獎政策，進行禁牧減畜，對禁牧實行補助，對草畜平衡給予獎勵。
上述報道稱，目前，張掖有3200萬畝草原實行禁牧和草畜平衡，向牧民發放補助2.1億多元，第二輪發放標準還要提高。在首輪禁牧的5年後，牧草平均長高了約4指，平均覆蓋度約提高了7%。
但協調生態保護和百姓生活之間的矛盾，並不容易。甘肅紀實作家張弓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前不久他在內蒙古採風時，奈曼旗一村書記用“種一坡、收一車、打一籮、煮一鍋”這個順口溜，來反映牧民變成農民後的不適應。
“因為自然原因，也因為他們不會種植農作物等原因，他們種了一個山坡的農作物，最終卻只化為一鍋食物。”
張廷軍也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國家在青藏高原地區，曾通過為牧民蓋房子等扶持政策，試圖讓他們搬出牧區，種植糧食。但是，對有數千年放牧習慣的牧民而言，他們一方面認為放牧經濟效益更大，同時也不擅長種植農作物。“現在祁連山也面臨這樣的問題。”
整改
7月21日，甘肅省委書記林鐸主持召開了專門的會議，部署祁連山自然保護區的整改工作。甘肅省明確，2017年，全面停止祁連山保護區核心區、緩衝區內所有探採礦、水電建設、旅遊資源開發等生產和經營活動；2018年底前，所有探採礦活動全面清理退出；2020年前，全面消除自然保護區內礦山地質環境問題。
甘肅省還對祁連山區域範圍內159座水電建設項目進行全面排查。對在祁連山核心區和緩衝區內違法開展的水電開發等活動，立即予以關閉關停，限期拆除，並實施生態恢復。將中央和省級財政下達的山水林田湖建設、天然林保護等項目即有專項投資和轉移支付資金，優先向祁連山自然保護區傾斜。
《甘肅省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條例（修訂草案）》，已於日前正式提請甘肅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四次會議審議。
甘肅省林業廳廳長宋尚有介紹，該《條例（修訂草案）》嚴格按照上位法規定的內容，增加了禁止開礦、採石、挖沙等規定，使規定的禁止性活動與上位法的規定完全一致。
丁文廣稱，甘肅是一個自然保護區豐富的省份，只要省委省政府做好頂層設計，動員社會各界參與，以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為切入點，一定能夠創造出自然保護的“甘肅模式”，成為全國乃至全球自然保護區借鑑的成功模式。
（本文首發於總第815期《中國新聞週刊》，原題為《祁連山因何遍體鱗傷？》）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eccentric”：亡羊補牢為時不晚
網友“一介的圍脖”：哎！甘肅！哎……
網友“Unyielding heart”：哎
(1970-01-01)
圖片源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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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山姆·沃爾頓在美國的阿肯色州羅傑斯城開辦第一家沃爾瑪百貨商店時，並沒有想象到，沃爾瑪如今能開遍全球15個國家，擁有超8500多家門店。沃爾瑪的成功，離不開沃爾頓獨特的商業視角，如同1992年3月，布什授予沃爾頓“總統自由勳章”上的讚詞所述，“山姆·沃爾頓，一位有獨創性的美國人，冒險精神的具象體現，美國夢的傑出代表”。
直到如今，在沃爾瑪的官網上依然掛着沃爾頓對商業的理解。“零售成功的秘訣在於滿足顧客之需。事實上，換位思考，自己所想要的一切包括：各式各樣又物美價廉的高質量商品；友好且具有知識性的服務；方便的時間；免費停車；愉快的購物體驗。”
五十多年過去了，零售的本質依然沒有變，正如上海大學教授高峻峻在她文中提到的那位商人所説，“我就是一個賣貨的”。不管是阿里巴巴推崇的新零售、蘇寧一直強調的智慧零售，還是京東喊出的第四次零售革命，其本質都是依託新的技術去更好地“賣貨”。
下面，就説説沃爾瑪是如何一步步從賣日用雜貨建立自己的零售帝國，在過程中又面臨着哪些問題。
一、探索丨從模仿中走出來的“沃爾瑪”
1945年8月，沃爾頓參加完二戰復員回家。在阿肯色，有一家本·富蘭克林特許經營的雜貨店，他或許從這家店看到了些許商機。當時的沃爾頓和他的夥伴只有五千美元，在向他的岳父羅布森借了兩萬美元之後，27歲的沃爾頓，經營起他生平的第一家店。接下來的五年，他將商店的銷售額增加到每年25萬美元，而他也從中賺取了第一桶金——五萬美元。
1950年7月，沃爾頓來到了本頓維爾鎮，這座城市中心的一家雜貨鋪吸引了他，後來花55000美元買下並改裝成名為“沃爾頓一元店”的店。在1962年，他決定嘗試更大規模地經營本·富蘭克林的商業模式，便在密蘇里的聖·羅伯特開了家面積為13000平方英尺（約3942平方米）的商店——沃爾頓家族中心。到該年底，他一躍成為全國最大的本·富蘭克林單一特許加盟店和全美最大的獨立雜貨店經營者。
然而，沃爾頓通過閲讀商業期刊以及與製造商和供應商談生意發現，他現在控制的這些日用百貨正面臨着嚴重的威脅，這種威脅已經在東部具體化。但他確信的一點是，如果他不從事廉價銷售，他的百貨連鎖店肯定在劫難逃。於是，1962年7月2日，他的第一家佔地16000平方英尺（約4876平方米）的廉價商店開業。
這一次，沃爾頓第一次打出了“沃爾瑪”這一招牌和“天天低價”的口號。
二、加速丨上市後奔跑，嘗試多種零售形態
1972年，沃爾頓選擇了將“沃爾瑪”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在沃爾頓看來，上市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儘快地實現拓展，而因此給他帶來的還有大約460萬美元，緊接着在1973年就已經有55家沃爾瑪店橫跨阿肯色、密蘇里、堪薩斯、俄克拉荷馬和路易斯安娜五個州。
1982年底，沃爾頓帶着他的兒子去聖地亞哥拜訪倉儲俱樂部的創始人索爾·普萊斯。這家店吸引他的地方在於，他們能夠把商品的利率壓到10%，而後來他發現能做到這一點的原因是倉儲俱樂部的會員制。於是，1983年3月，他上線了屬於自己的山姆批發俱樂部，一如既往，還是在追求規模化，不到3年，就有40多家山姆會員店。
然而，當時的沃爾瑪商店佔地大概在62000英尺（月1.9萬平方米），山姆會員店佔地10萬英尺（約3萬平方米），他想嘗試更大的形態——超級大賣場，佔地22萬英尺（6萬7平方米）。也因此，在1987年的聖誕節後三天，一星期就有5萬多顧客光顧這個超級大賣場。
時間一晃，50多年過去，根據沃爾瑪2017年度財報顯示，在美國共有3522家大賣場，415家折扣店、660家山姆會員店和735家小型概念店。
三、擴張丨實行全球化後的沃爾瑪在中國本土化
與早期的競爭對手Target（塔吉特）採取的戰略不同的是，沃爾瑪選擇用“全球化戰略”來應對接下來更大的市場。沃爾瑪先後選擇了墨西哥、加拿大、阿根廷與巴西作為海外發展的突破口，是因為與歐洲和亞洲相比，這些國家與美國相對較為接近，另外，這些國家還是美洲最大的四個經濟體，為零售業提供了巨大的發展前景。
1988年，在嚐到超級大賣場給沃爾瑪帶來的“甜頭”——純利潤首次超過競爭對手，而在此後的90年代，進入了沃爾瑪的海外擴張時期。1991年末，沃爾瑪進軍墨西哥；1992年進入波多黎各市場；1994年初挺進加拿大，1995年，分別在阿根廷和巴西小試牛刀；1996年，在印尼和中國深圳開了第一家沃爾瑪店；1997年底，沃爾瑪進軍德國。至此，沃爾瑪國際市場的銷售額已達到每年50億美元。
沃爾瑪於1996年進入中國，在深圳開設了第一家沃爾瑪購物廣場和山姆會員商店。目前沃爾瑪在中國經營多種業態和品牌，包括購物廣場、山姆會員商店等。截至2016年12月31日，沃爾瑪已經在全國189個城市開設了439家商場、8家幹倉配送中心和11家鮮食配送中心。
經過20多年的發展，目前沃爾瑪中國已擁有約10萬名員工。目前沃爾瑪中國超過99.9%的員工來自中國本土，商場總經理95%以上由中國本土人才擔任，女性員工佔比超過60%，管理團隊（職等7級以上）約42%為女性。2009年公司成立了“沃爾瑪中國女性領導力發展委員會”，以加速推動女性的職業發展。2013年初，公司又成立沃爾瑪女性領導力學院，更好地推動了女性領導者在公司的成長與發展。
2015-2017年，沃爾瑪計劃加大對中國市場不同業務的投資，預計新增115家門店，包括大賣場和山姆會員店，預計創造3萬多個就業崗位。
四、陣痛丨沃爾瑪電商化之痛
即使如此，在面臨着互聯網電商的衝擊下，作為老牌的實體店面的沃爾瑪依然免不了受到衝擊，而在中國互聯網的大環境下，2014年以後，在中國面臨着阿里巴巴和京東的打擊，在美國又受到亞馬遜的衝擊，這讓沃爾瑪在此後不得不做出改變。
根據沃爾瑪1996年進入中國市場之後，億歐整理發現，一如既往平穩增長的過程當中，在2014年後，總市值和淨利潤都遭遇了斷崖式下跌，據S&P CapitaI IQdata數據分析公司統計，這是該公司至少35年以來首個年度營收下跌，即使市值有所回升，但是淨利潤依然呈現下滑狀態。
拖累沃爾瑪業績的因素有很多，其在電子商務域受到亞馬遜的挑戰，一季度銷售增速收窄至8%，為連續5個季度放緩。沃爾瑪將其歸結於英國、中國和巴西市場表現不佳，旗下英國Asda連鎖超市發生虧損，並在拉丁美洲關閉115家門店。相比之下，亞馬遜季度銷售則增長了26%。
隨着互聯網的成熟發展以及移動互聯網的紅利，沃爾瑪也逐漸加緊在電子商務領域的佈局，而沃爾瑪選擇了與自身零售屬性相對切合的京東達成一系列戰略合作。
然而，在阿里的阻擊下，京東的表現並不是很理想。阿里的總市值在超過亞馬遜的時候，到目前為止，京東依然徘徊在600億美元，業內人士表示，京東作為互聯網零售企業，格局已定，左右互搏已經到了天花板，想要再往上增長恐怕就很難了，而沃爾瑪作為外資企業依然會存在固有的一些限制，沃爾瑪和京東曾經一度輝煌，而如今更像是難兄難弟。
但是，沃爾瑪佈局中國市場的業務並不是對中國零售業沒有借鑑意義的。
五、借鑑丨沃爾瑪在中國的業務發展對中國零售業的啓示
1、樹立“以人為本，以顧客為中心”的經營理念
沃爾瑪經營成功之處在於其的低價格、高品質，他們從顧客的角度來進行營銷策略制定和發展，注重以人為本，為顧客爭取最低廉的價格，最高的品質。我國零售業應該學習沃爾瑪這種以人為本，注重消費者角度的經營理念，強化聆聽消費者的心聲;與消費者和區域社會建立相互信賴的關係。
2、注重規模經營，形成合理的業態結構
沃爾瑪從一開始進入中國就陸陸續續的形成了其在中國獨特的經營規模，規模化經營有利於資本聚集，從而通過資本佔有、放大和激活資源的作用。因此，擴大企業規模,形成規模經營,是改變目前國內零售業競爭劣勢的一項重要措施。
3、儘快建立規範化的配送中心
沃爾瑪的採購系統，有其獨特的物流配送方式，這也很大程度上幫助了沃爾瑪業務的進一步擴大。並且，藉助現代物流技術，提高物流配送率配送比例已成為制約我國連鎖企業規模擴張的“瓶頸”，中國零售企業可以通過集中配送可減少流通環節，降低交易成本，從而提高商品的社會化水平，實現規模經濟，擴大銷售利潤。
4、充分利用當地的資源、政策促進發展，採取本土化戰略
沃爾瑪的採購戰略其實就是對當地商品資源的充分利用，並且藉助當地對外資的優惠政策促進其發展，採取本土化戰略。
5、走向國際，全球化經營
隨着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我國對外資進入零售業的限制已逐漸放鬆。我國零售企業不僅需要學習別人的先進經驗，苦練內功，在國內與外資零售企業競爭，而且應開闊視野，放眼世界，發展零售企的跨國經營，與國外零售企業爭奪國外市場。
六、總結
潮起潮落，落日現餘暉，黎明何時來？
如今在中國，政策上已經開始表示對實體經濟的關注與扶持，將有大批的實體企業“起死回生”，對沃爾瑪來説是一個好消息，同時也是個壞消息。好消息是，相對來説有一定政策扶持和企業關注，壞消息是面臨的競爭將更加激烈，零售未來是一個“聯盟”時代，中國市場環境留給沃爾瑪的思考還有很多餘地。
文章素材參考來源：
沃爾瑪中國官方網站、《解析沃爾瑪的成長史和成功的秘密》和MBA《沃爾瑪的案例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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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聲明
(2017-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