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案開審 美媒稱"被送上審判席的是整個美國"
弗洛伊德案開審
本週，受到多方關注的弗洛伊德案正式開庭。去年5月，美國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肖萬跪壓身亡，事件引發了美國曆史上最大規模的反種族歧視運動，隨後，這股浪潮蔓延至全球。《波士頓環球報》感嘆道：“肖萬不會是法庭上唯一的被告，被送上審判席的還有整個美國。”
3月12日，美國明尼阿波利斯市議會以13票贊成、0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一項價值2700萬美元的民事和解協議。
但此刻，人們更關注的是弗洛伊德案的刑事審判。
當地時間3月8日，“弗洛伊德案”在案發地美國明尼蘇達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正式開庭。這是明尼蘇達州歷史上首次允許攝像機拍攝完整的刑事審判 。審理此案的亨內平縣地方法院法官卡希爾(Peter Cahill)用“獨一無二”一詞來形容這場案件。希爾表示，之所以這麼做，是考慮到美國社會、乃至全球對案件的高度關注。
為應對騷亂再次發生，法庭所在的亨內平縣斥資近一百萬美元在數週前便在法院周圍架起了三米多高的防爆隔離牆和鐵絲網，2000多名國民警衞隊軍人和1000餘名州警也已悉數到位，以在庭審期間配合當地警察維護治安。
記者： 明尼阿波利斯市已經變成了“戰區”，到處是這樣的鐵柵欄、鐵絲網、道路被封鎖。
對於如此森嚴的安保，7日，明尼阿波利斯市議會主席、民主黨人麗莎·本德(Lisa Bender)對此表示擔憂。本德稱，雖然弗洛伊德案已經發生近10個月，但當地執法部門和抗議者間的關係依舊十分緊張。而大量軍警的介入會讓執法部門和抗議者更加敵對。
美國民眾： 如果(肖萬)最終的判決結果是罪名成立，這些隔離牆根本不會被架設，這裏有的只會是歡慶活動，他們這是為人們的不滿做好了準備。
目前，涉事警員肖萬面臨二級謀殺罪、三級謀殺罪以及二級過失殺人罪的指控。如果其中任何一項罪名成立，肖萬將成為明尼蘇達州歷史上首位因在執法過程中殺死黑人而獲刑的警察。
據美聯社報道，最終的陪審團將由12名陪審員和兩名候補陪審員組成。而當前最大的難點是，由於弗洛伊德案的曝光率極高，想要找到所謂理想化的“立場中立”的陪審員可謂難上加難。
據美國廣播公司報道，為了找到所謂“公正”的陪審團成員，每名陪審團候選人都必須完成長達16頁的書面問卷，來“自證清白”。
美國廣播公司法律評論員 哈斯頓： 視頻已經傳遍全球，在這份問卷中，所有問題都直擊要害：
“你是否看過弗洛伊德被跪壓至死的視頻”
“你是否和家人朋友或者同事討論過該事件”
“你是否參與過網上的討論”
“你或者你身邊的人是否參與過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舉行的反對警察暴力執法的遊行”
“如果你參加了 你是否舉了牌子”
“牌子上寫了什麼標語”
這樣的問卷聽起來是在努力尋找“不偏不倚”的陪審團成員，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
根據美國的陪審團遴選規則，控辯雙方會在符合資格的候選人羣中選出陪審團成員。在此過程中，控辯雙方均有權直接否決對方選中的候選人(peremptory challenges)。在本案中，根據重罪案件保障被告權利的原則，辯方律師獲得了15次無理由淘汰對方候選人的機會，而控方律師僅有9次機會。
美國塔夫茨大學(TUFTS)的一項研究表明，由全白人(all-white juries)組成的陪審團對非裔被告往往會更加嚴酷 。而由芝加哥德保羅法學院(DePaul University College of Law)發起的另一項調查顯示，如果陪審團中有多個非裔陪審員，那麼被告被判死刑的概率則會大大降低。
在被法學界稱之為“世紀審判”的辛普森案中，12名陪審團成員中有9名是非裔，最終辛普森無罪獲釋。
弗洛伊德的家庭律師 克倫普： 這是法學院都教過的簡單道理，如果你選對了陪審團，事實根本不重要。
弗洛伊德的家庭律師克魯普對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表示，肖萬的律師團隊正在竭盡全力地組成一支儘可能“白”的陪審團。
弗洛伊德案
3月9日
肖萬的辯護律師尼爾森使用了首個否決權(peremptory challenge)，將一名有着三個孩子的墨西哥裔母親剔除出了陪審團成員名單。在隨後的三天裏，尼爾森再次將三名拉美裔的加州男性剔除。
3月11日
審理此案的亨內平縣地方法院法官卡希爾(Peter Cahill)決定，恢復肖萬的三級謀殺指控。美聯社分析認為，這一舉措將提高定罪幾率。
截至3月12日
法庭已選出7名陪審團成員，其中5名為白人男性。
早前
肖萬的律師曾提出，三級謀殺的罪名不應適用於對其當事人的指控，但最終遭到了駁回。
在目前肖萬所面臨的“二級謀殺、三級謀殺以及二級過失殺人”的指控中，最高刑期分別為40年、25年和10年。對於二級謀殺的指控而言，檢方若想證明肖萬有罪存在難度。檢方須證明肖萬的行為是導致弗洛伊德死亡的“重大因果要素”，且要證明肖萬的行為符合重罪行為的特徵；而屍檢報告顯示，弗洛伊德體內存有的阿片類藥物——芬太尼和冰毒，是最終引起其心臟病發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對於三級謀殺指控，檢方只須證明肖萬的行為造成了弗洛伊德的死亡，且行為是魯莽且不計後果的。而分析認為，即便肖萬最終以三級謀殺被定罪，由於其此前無案底，肖萬的刑期很可能不會超過12年。
在庭審程序上，案件最早將於3月29日進行開庭陳述，即正式進入審判階段。美聯社認為，案件的判決結果預計最早將於4月中下旬出爐。
美聯社記者 福裏蒂： 第一個關鍵問題是弗洛伊德的死是否是肖萬造成的？檢方無需證明肖萬是造成弗洛伊德死亡的唯一原因，只需證明他(肖萬)的跪壓對弗洛伊德的死存有重要因果聯繫即可。另一個關鍵問題是肖萬的行為是否合理，作為一名執法者他依法可以使用武力，但使用這種武力是否使用得合理，將由陪審團來決定。
對於這場“歷史性的審判”，長期從事警察暴力執法行為研究的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教授威廉姆斯(Sherri Williams)指出，美國社會正在以空前的關注度注視着本次的審判，然而，案件依然是在舊有法律條文和司法系統下展開的。想要阻止悲劇不斷髮生，美國執法系統的改革刻不容緩。
美國當地時間3月3日，美國國會眾議院的民主黨人以小幅優勢通過了《弗洛伊德警察執法公正法案》(George Floyd Justice in Policing Act)。議案的核心內容為：禁止警察在執法過程中使用鎖喉動作、禁止以種族或宗教緣由進行歧視性執法、取消警察的有限制豁免權、以及建立起全國聯網的數據庫記錄下警察的不當行為。
其中，爭議最大的便是關於“取消警察的‘有限豁免權’(qualified immunity)”。
民主黨人認為，“有限豁免權”的存在如同賦予了警察“先開槍後思考”的權利，而共和黨人則認為議案是在威脅警察的人身安全。
美國《國會山報》注意到，在投票中，唯一一名共和黨人—來自得克薩斯州的古登眾議員(GOP Rep. Lance Gooden)，對議案投出了贊成票。正當有媒體開始讚揚古登的黨派協作精神時，古登卻在社交媒體上做出澄清，稱自己是在投票時一時“手滑”，按錯了投票鍵。古登重申，“我絕不會支持激進的民主黨人提出的‘反警察’議案。”
《衞報》認為，《弗洛伊德警察執法公正法案》是美國曆史上針對警務系統改革所提出的力度最大的議案，但即便在眾議院獲得通過，也難以在參議院獲得60票以上的支持。
據美國普查局統計，從2015至2021年2月，非裔羣體被警察槍殺的比率是白人的兩倍多。
另據美國廣播公司的數據統計，約三分之一的非裔男性有過被拘留或監禁的經歷，而這一比率在白人羣體中，只有十七分之一。
1854年出版的斯托夫人的小説《湯姆叔叔的小屋》是美國南北戰爭的導火索之一。而根據1850年美國國會立法成立的“逃奴追捕隊”，專門負責抓捕黑奴，則被看作是美國警察部隊的前身。
東肯塔基大學法學院教授加里·波特(Garry Potter)指出：“美國早期的警察部門的野蠻特徵，並沒有隨着歷史的發展而結束”。
而上個世紀90年代，五角大樓為了對付毒梟，根據《國防授權法案》啓動“1033項目”，將多餘的軍用裝備轉移到警察系統。
2001年911之後，反恐戰爭打響。除了國防部，新成立的國土安全局每年也會向警察系統派發高達5億美元的資金用於採購軍事裝備，迅速加快了警察軍事化的節奏。
裝甲車、催淚彈、閃光雷等本應用在危險犯罪分子身上的軍事化設備，開始被用於警察日常執法行動中。
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一個人口不足300人的小鎮，為了應對一次搶劫案，警方甚至會出動“防地雷反伏擊裝甲車”。
據美國有線新聞網的統計，在2020年發生的抗議活動中，93%都是和平的，但很多白人卻只看到了7%的暴力活動，進而全盤否定“反種族歧視運動”本身。
據《今日美國》和市場研究公司益普索 (Ipsos)聯合發起的調查顯示，在本月，當被問及弗洛伊德之死時，64%的非裔認為這是謀殺。而在白人受訪者眼中，只有28%認為這是謀殺，但在去年6月，這一數字還高達55%。
與之對應的是，美國皮尤研究中心最新民調則顯示，非裔羣體對警察的滿意度不足白人的一半。
約75%的白人受訪者認為警察在執法過程中使用的執法手段適度，而持同樣觀點的非裔僅有約33%。
1919年，17歲的芝加哥男孩尤金·威廉姆斯在密歇根湖游泳時，因不慎跨越了湖中央的種族隔離線，被現場的多名白人用石頭當場砸死。警察在趕到現場後，認定威廉姆斯的行為是“罪有應得”。事件在當地引發了警察與非裔間的嚴重衝突，造成38人死亡，500餘人受傷。事後，伊利諾伊州州長洛登(FRANK LOWDEN)宣佈組建名為“藍絲帶委員會”，成為了全美首個針對警察的系統性種族歧視問題展開獨立調查的機構。最終，該委員會得出的調查結果是，警察隊伍確實存在種族歧視問題，但並未做出任何改革。
美國前總統 特朗普： 偶爾會有糟糕的事件發生，就好比最近發生的事情(弗洛伊德事件)，我個人認為警察99.99%都是好人，這麼説吧，警察99%都是非常好的人。
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 穆罕默德：(警務)系統中所謂的“好人”，在執法工作中已經對太多人存有根本性的歧視與暴力。
1967年7月，底特律警察無端逮捕十餘名非裔，引發非洲裔羣體與警方發生衝突，事件造成40人死亡，數百人受傷。
1991年3月，非裔青年羅德尼 金駕車時被4名白人警察盤查，遭到警察的輪番棒打至重傷。一年後，4名警察被無罪釋放。當年5月，洛杉磯市爆發20世紀最大規模騷亂，騷亂在24小時內蔓延至全美19個州。
2012年2月，佛羅里達州非裔少年馬丁被社區協警齊默爾曼開槍射殺，次年7月，在齊默爾曼被無罪釋放後，全美多地爆發抗議和騷亂。
2014年8月，密蘇里州非裔少年麥克·布朗被白人警員威爾遜從背後開槍射殺。事件隨即在美國100餘個城市引發了抗議活動和騷亂。
“弗洛伊德案”開庭延後 抗議者不相信會有公平審判
《華爾街日報》注意到，2020年，非洲裔羣體貧困率仍高達21%，是白人貧困率的三倍。非洲裔民眾更依賴政府的救濟，約40%非洲裔人口因貧困可申請政府救濟。這一比率高於其他族羣。在全美的新冠肺炎病亡病例中，非洲裔佔比達22.4%，明顯高於非洲裔在全美總人口中12.5%的佔比。
抗議民眾 傑邁雅： 我希望定罪涉事警察，我希望我的族裔以及任何少數族裔都不再遭到警察的濫殺。
《紐約時報》的非裔專欄作家查爾斯·布羅(Charles M. Blow)一針見血地指出，在弗洛伊德案件剛發生時，全美展現出了空前的熱情與團結，反種族歧視運動蓬勃興起。不幸的是，現如今，不到一年的時間，美國非裔與白人在看待弗洛伊德案以及種族問題上的態度已經出現了明顯對立。
無論弗洛伊德案的判決結果最終如何
都難以彌合美國社會深深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