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阿斯蘭】
今年以來，“印度洋明珠”斯里蘭卡面臨外匯匱乏、物資短缺、物價高漲、供電緊張等嚴峻問題，社會動盪進一步加劇，經濟危機的逐步攀升也導致其政壇震動不斷。
政府方面，內閣20多名部長4月3日晚集體辭職，斯里蘭卡總統呼籲議會各政黨加入內閣共同應對危機，但未得到積極響應。議會方面，42名議員宣佈退出執政聯盟，導致執政聯盟在斯里蘭卡議會225個席位中已不佔多數。
與此同時，印度部分媒體毫不意外地將斯里蘭卡當前的政經危機原因歸咎於中國。
比如《印度斯坦時報》記者希希爾·古普塔（Shishir Gupta）撰文稱，“一帶一路”倡議是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尼泊爾三國陷入連鎖危機的根本原因。在部分印度媒體人看來，斯里蘭卡之所以有今日下場，正是因為揹負了巨量的所謂中國“債務”，致使其政府無法承擔基本的公共服務功能。
斯里蘭卡危機的根源究竟在哪裏？印度在斯里蘭卡危機期間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印度對中國“一帶一路”的構陷又為何層出不窮？這些問題值得我們一一探究。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斯里蘭卡將暫停償還所有外債
斯里蘭卡經濟危機的根源
本輪斯里蘭卡政經危機，究根到底源於斯里蘭卡國內經濟發展結構的不平衡、不合理。
具體來看，斯里蘭卡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持續。
2009年後，也就是其國內內戰結束之後不久，斯里蘭卡因公共基建和零售貿易等經濟活動日益興旺，迎來了8%以上的高GDP增長率。然而，其國內市場規模終究有限，投資基建和國內消費不足以長期支撐經濟高速發展。
時至今日，斯里蘭卡經濟更為依賴出口貿易和旅遊業。受疫情影響，旅遊業自然受損；而出口貿易，斯里蘭卡的出口產品主要為紡織品、茶葉和橡膠，其中紡織品和茶葉佔該國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是流入斯里蘭卡的最大外匯來源。然而，隨着孟加拉國和肯尼亞等低收入國家開始以更便宜的成本生產進入這些產品領域，斯里蘭卡的國際市場份額正不斷受到擠壓。
其次，斯里蘭卡的經濟發展成果在其國內並未得到相對合理的分配。
斯里蘭卡在衝突結束後的高經濟增長率主要歸功於投資及消費，但由於政府未能優化國內收入格局，因此窮人們並未從這波經濟增長浪潮中得到多少益處。
數據顯示，2016年，斯里蘭卡底層40%的人僅擁有全國14.1%的收入，前20%的人擁有50.8%的國民收入；而到了2019年，斯里蘭卡國內收入，前20%的人擁有51.4%的國民收入，其他階層的收入則略有下降。可以説，斯里蘭卡基尼係數隨經濟增長不降反增。
這意味着，從經濟層面來看，斯里蘭卡的經濟發展並沒有帶動中產階級羣體規模的擴大，反而削弱了其國內抵禦經濟風險的韌性。
從政治層面來看，政府的經濟政策並沒有惠及中下階層，擴大選民羣體。人民收入水平不見改善，對政府的支持度就難言堅挺，也容易受到國內外輿論的影響，自然也就為“債務陷阱”論孕育了流傳空間。
4月2日，斯里蘭卡民眾排隊購買燃油（圖自澎湃影像）
再次，税收改革拉低了斯里蘭卡的宏觀調控能力。
眾所周知，税收是政府財政的重要來源，也是政府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然而，從2010年以來，儘管經濟增長常居高位，斯里蘭卡政府的税收規模卻一直保持較低水平，斯里蘭卡税收佔GDP的比例從1990年的20.4%下降到2014年的10.1%，達到歷史最低點。
雖然在2015-2017年間政府通過税收改革簡化手續，税收一度有所增長，然而，2018年勝選後，拉賈帕克薩政府修改税法，降低收税水平，包括將增值税從15%降低到8%、降低所得税率、廢除按收入支付（PAYE）税和廢除預扣税（WHT）等措施，導致斯里蘭卡的税收佔GDP的比例暴跌至8.4%，降至歷史低點。
這意味着，政府調控經濟、應對危機的能力進一步受到掣肘。
從國際層面來看，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為斯里蘭卡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外部壓力。
一方面，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斯里蘭卡的主要外匯來源——外國直接投資（FDI）、僑匯和旅遊業——都受到巨大沖擊，幾近枯竭；另一方面，新冠疫情、俄烏局勢衝擊國際供應鏈，國際能源價格飆升，抬升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而工業基礎薄弱的斯里蘭卡，不少物資又有賴於從外國進口。
一進一出之間，斯里蘭卡經濟發展便陷入困境，困境中對價格變化更加敏感的廣大斯里蘭卡中下階層更容易對社會痼疾、現狀心生不滿，經濟危機便轉化為政治動盪。
印度在斯里蘭卡危機中扮演的角色
面對如此困境，斯里蘭卡政府難以單獨應對，需要外部救助。作為斯里蘭卡的重要鄰國，印度始終密切關注斯里蘭卡的動態。儘管斯里蘭卡是周邊小國，但在印度戰略界看來，斯里蘭卡的國內危機可能會對印度產生多層次影響。
一方面，印度戰略界認為，斯里蘭卡的穩定與否與印度利益息息相關。
一個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斯里蘭卡能夠保證印度洋地區的安全穩定；一旦斯里蘭卡政治動盪，經濟凋敝，不僅國內可能出現更深層次的社會動盪乃至顏色革命，更將為大國介入提供空間。這可能阻礙印度主推的“科倫坡安全會議”（CSC）機制進一步發展，破壞印度主導環印度洋地區合作的圖謀，不符合印度作為一個印度洋“淨安全提供者”的利益和期待。
另一方面，斯里蘭卡變局讓印度看到了機會窗口。
執政的拉賈帕克薩政府儘管在再次上台後多次表示要加強對印關係，但始終難以受到莫迪政府的信任。而當前斯里蘭卡國內的動盪局勢卻為印度重塑其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提供了良機。即便不能完全清除他國對斯里蘭卡影響，通過援助和合作在危機時刻加強對斯影響力，以更好地平衡中國，對印度來説也是不錯的選項。
在這兩種心態交織作用下，印度在斯里蘭卡危機期間的做法呈現出以下特點：
一是印度強化對華“輿論戰”，對華進行全方位圍剿。
第一步，印度持續不斷地利用“債務陷阱”論渲染抹黑中斯合作，影射中國是斯里蘭卡經濟危機的幕後黑手。
如上文所述，印度精英認為，斯里蘭卡能有今日，皆因中國引誘斯里蘭卡過度借貸，致使其不得不向中國支付巨量貸款及利息，消耗了斯里蘭卡有限的外匯儲備，從而無法有效應對經濟危機。
第二步，印度指責中國對斯里蘭卡困局“見死不救”。
印度媒體一直宣傳，中國是斯里蘭卡陷入“債務陷阱”的“始作俑者”，對斯里蘭卡援助又被動遲緩，甚至作壁上觀，而“友好鄰國”印度不僅向斯里蘭卡提供24億美元的直接經濟援助，更提供糧食、化肥、能源等其它援助，協助斯里蘭卡應對危機。兩相比較，印度才是斯里蘭卡“可靠的夥伴”。
第三步，印度渲染中國對斯“霸凌”。
通過媒體輿論大力破壞中斯合作，炒作《科倫坡港口城法案》使港口城成為“法外之地”“避税天堂”“洗錢中心”，渲染我在斯“海外殖民”。中斯“肥料風波”期間，印度開動媒體機器，指責中方利用“在斯巨大經濟影響力”“雙方不平等的國家實力”，脅迫斯接受“不合格”肥料。
二是軟硬兼施，對斯里蘭卡進行“有條件援助”。
招數之一是對斯“趁勢施壓”。
2022年1月，印度有關人士表示，印度對斯里蘭卡的任何財政支持都必須在油庫協議簽署後進行。最終，印度僅以9億美元信貸援助，就獲得亭可馬裏油庫項目落地。
在未來，這一項目既能深度影響斯本土能源需求，為印度取得在斯里蘭卡博弈的主動權；又可輻射印太航運和海上合作，加強印度對印度洋的控制。
另一招是“藉機敲打”。
2月，印度趁對斯里蘭卡提供5億美元信貸援助之際，“希望”斯里蘭卡政府尊重國內少數族裔權利，借斯里蘭卡內政問題敲打斯里蘭卡。
再就是“借勢捆綁”。
印方借斯里蘭卡國內危機拋出所謂“一攬子計劃”，包括增加對斯里蘭卡信貸額度、擴大對斯里蘭卡食品燃料出口、推動印斯本幣兑換等，希望從財政和貨幣兩方面深化印斯經濟捆綁，並且撬掉中斯能源合作項目，以印斯能源合作項目所代替。這顯然有利於推進印度在斯里蘭卡投資項目落地，增加斯里蘭卡對印度經濟依賴，平衡中國的影響力。
事實上，中外學者早已反覆證明，中國在南亞並未構建任何“債務陷阱”。而迄今為止，印度精英仍對這一概念喋喋不休，無非是出於對中印自身實力差距的焦慮，以及對中國與南亞國家正常合作的憂懼。
結語
從印度對斯里蘭卡的言行來看，其大肆宣揚的所謂“可靠性”和“鄰國優先”，都需要鄰國作出令印度“滿意”的讓步和條件才能乞得微不足道的些許援助，這些不過是掩藏其趁亂牟利圖謀的文字遊戲，更未將維護斯里蘭卡主權獨立納入考量。
這種“趁火打劫”的漁利心態並不能幫助鄰國，更遠非真正的“鄰國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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