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疫情給全世界帶來災難與恐慌的人類黑暗時刻，時時將自己定位為“世界領導國家”的美國，不但沒有帶領其他國家共同抗疫，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流行，反而不斷甩鍋推責，從上任總統特朗普將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病毒”，到現任總統拜登領導的美國政府施壓世界衞生組織，把矛頭再次指向中國，造成病毒溯源政治化愈演愈烈。自疫情暴發至今，美國將疫情污名化、病毒標籤化、溯源政治化，違背科學常識、不顧全球民眾生命安危。美國政治操弄新冠病毒溯源這一極其嚴肅的科學問題，使其成為美國政客在國內迷惑民眾撈取政治資本、在國際上蠱惑人心打壓中國的重要手段。
美國施壓世衞組織 溯源政治化愈演愈烈
中國作為最早報告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的國家，也是疫情初期受到嚴重傷害的國家。新冠病毒到底來自哪裏，新冠肺炎疫情到底從哪裏暴發，需要科學的溯源工作。今年3月，在中國全力支持下，世界衞生組織國際專家組來華開展新冠病毒溯源工作。在對大量數據深入分析的基礎上正式發佈了中國部分的聯合研究報告，得出新冠病毒“極不可能由實驗室引入”的結論，為下一步全球範圍內多國多地共同開展溯源研究指明瞭方向。同時，隨着相關國家出現的早於武漢的確診病例信息的披露，新冠病毒全球溯源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得以彰顯。
然而，7月16日，世界衞生組織秘書處向成員國通報的“第二階段溯源工作計劃”卻又將調查方向轉回了中國。這份起草過程缺乏透明度的工作計劃忽略了當前最受關注的全球早期病例、冷鏈傳播病毒等重要研究方向，與第73屆世界衞生大會決議要求、中國-世界衞生組織新冠病毒溯源聯合研究報告的結論和建議相左。作為領導和協調全球抗疫的國際組織，世界衞生組織為什麼要提出一份不符合其第一階段研究報告結論和建議的工作計劃呢？
在這份工作計劃中，我們不難看到從特朗普政府時期一直到拜登政府時期，在美國政客中盛行的“實驗室泄漏論”的影子。從新冠肺炎疫情暴發開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就炒作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泄漏病毒，在世界衞生組織專家組已經得出病毒“極不可能由實驗室引入”的結論之後，依然咬住不放。拜登在5月26日下令要求美國情報界在90天后就病毒起源準備一份“溯源報告”；今年8月出爐的美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共和黨人有關新冠病毒起源和武漢病毒研究所的調查報告《COVID-19起源：有關武漢病毒研究所的調查》也再次罔顧事實，提出了所謂“新冠病毒是由武漢病毒研究所泄漏”的謬論。
通過這兩個例子我們不難看出，“實驗室泄漏論”只不過是美國政客們在國內撈取政治資本的議題。但無論是美國總統拜登的命令，還是共和黨人的報告都有一個致命的缺陷——病毒溯源研究是嚴肅的科學問題，但報告卻由政客、情報人員主導，基於先入為主的假設和捕風捉影的信息組合而成。這樣的報告，不具有任何的可信度，僅僅是對相關信息有目的地排列組合，用作滿足政治需要的工具而已。
回顧歷史，這也是美國一貫的做法。1993年，美國炮製出“銀河號”事件，美方言之鑿鑿中國“銀河號”貨輪向伊朗運送化學武器原料，將其截停於印度洋國際水域長達33天，最終調查確認“銀河號”沒有運載化學武器原料，最後不了了之。2003年，美國編織出了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彌天大謊，並以此為由發動伊拉克戰爭。如今，這種方式又被用在了新冠病毒的溯源上。世界衞生組織到底受到了何種政治壓力，我們不得而知，但需要明確的是，病毒溯源工作是嚴肅的科學工作，為“實驗室泄漏論”張目的“第二階段溯源計劃”是在對中國做“有罪推定”，這種溯源政治化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
新冠病毒全球溯源的中國部分已經得出結論，針對第二階段溯源工作，我國也提出了中國方案。包括以世衞大會決議為指引，以科學家為主體，以證據為基礎開展科學溯源；第一階段溯源研究已經開展過的，尤其是已經有了明確結論的，第二階段不應再重複開展，重點應放在動物（中間）宿主引入、冷鏈傳播等聯合研究報告明確的“非常可能”和“可能”等潛在傳播路徑，推動在全球多國多地範圍開展溯源研究；充分借鑑第一階段病毒溯源工作實踐、機制和方法，推動溯源工作有序、順利開展；專家組應在第一階段溯源研究專家基礎上組建，充分尊重專家組成員的專業水平、國際聲譽和實踐經驗等。
美國沒有資格做病毒溯源的“教師爺”
從新冠肺炎疫情暴發開始，美國及其盟友就不斷地抹黑、甩鍋中國，實現國內撈取政治資本、國際上打壓中國的雙重目的。病毒溯源是全球範圍的，“實驗室泄漏論”的始作俑者美國才應是重點對象，並且其存在大量疑點有待科學家調查。
近20年來，美國一直獨自阻擋重啓《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定書的談判。2019年，在日內瓦舉行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締約國會議上，絕大多數締約國都主張談判一項旨在全面加強公約，包含核查機制的議定書。但是美國再次阻擋了重啓核查議定書的談判，美方的理由是生物領域不可核查，國際核查“可能威脅美國國家利益和商業機密”，有利於“工業間諜活動”。只要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框架下建立核查機制，就可以對各國的生物實驗室是否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做出約束，誰遵約、誰違約就一目瞭然，一切問題也都會迎刃而解。美國在全球25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至少200個生物實驗室，是全世界在本土和海外擁有生物實驗室最多的國家，在這些諱莫如深的地方究竟有着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致使美國強硬阻撓重啓《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定書的談判？答案意味深長。
從疫情暴發開始，美國等國就炒作中國“實驗室泄漏論”，甚至歧視性地將新冠病毒稱為“武漢病毒”等。在世界衞生組織第一階段病毒溯源工作中，武漢病毒研究所經歷了世界衞生組織聯合專家組的嚴格調查，並且得出病毒“極不可能由實驗室引入”的權威結論。那麼，既然美國高舉“實驗室泄漏論”大旗，是否應該讓其臭名昭著、疑點重重的德特里克堡實驗室接受科學家們的調查呢？
德特里克堡有隸屬美國國防部、與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同級別的P4生物實驗室，是世界上最尖端的毒素和抗毒素研究實驗室之一。中國人民是細菌戰和生化武器的受害者。日本侵華戰爭時期，日軍731部隊在中國東北進行了慘絕人寰的細菌實驗和人體實驗。二戰後，德特里克堡居然聘請731部隊負責人石井四郎為高級顧問，條件是免於追究其戰爭罪責。到目前為止，無論國際社會對調查美國德特里克堡基地的呼聲有多高，美國政府對該問題卻始終諱莫如深。
2019年7月，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突然勒令關閉德特里克堡軍事基地的生物實驗室，政府下令該實驗基地停止所有對最致命病毒和病原體的研究。官方給出的原因是美國疾控中心於2019年6月對該實驗室的檢查發現，用來保護生物安全3級和4級實驗室的工作人員的標準操作程序中有令人擔心的地方；生物防護實驗室沒有對員工進行定期重新認證培訓；實驗室的蒸汽消毒工廠出現了故障，並沒有足夠完善的系統對其最高安全等級實驗室的廢水進行淨化。輕描淡寫的幾個原因，背後卻令人觸目驚心，這意味着在該全世界最高級別也是危險程度最高的P4生物實驗室裏長期存在問題。而美國強硬阻撓重啓《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定書，是否也意味着在其生物實驗室裏有着不可告人的驚天秘密呢？如果沒有，為什麼不像中國一樣，接受病毒溯源調查呢？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至今，美國的政客們並沒有把民眾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而是將疫情作為撈取政治資本的工具，致使美國的疫情防控節節失守。作為擁有全世界最高水平公共衞生系統的美國，居然成為全球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國家。即便這樣，美國政客依然沒有把百分之百的精力放在如何提升國內疫情防控上，而是不斷地借新冠肺炎疫情甩鍋、抹黑中國。
全球唯一阻撓重啓《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定書談判的國家、擁有全球數量最多的生物實驗室的國家、全球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國家，如何能夠主導病毒溯源這樣一項嚴肅的科學工作呢？美國沒有資格對病毒溯源工作指手畫腳。
戳破美國在新冠病毒溯源上的政治謊言
回顧歷史，人類始終與傳染病做鬥爭，從鼠疫、天花、霍亂，到艾滋病、SARS、埃博拉病毒，每一次傳染病大流行，人類社會都要經歷慘痛的教訓。但是，人類與傳染病的鬥爭史，也是一部充滿智慧的歷史。全球化時代的傳染病大流行，前所未有地需要各國的充分協調。在全球挑戰面前，人類前所未有地需要精誠團結。
但是，從疫情暴發直到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充滿偏見、狹隘和險惡的政治手段，企圖將新冠肺炎疫情作為打壓中國的機會。在美國政客一步步地操弄下，新冠肺炎疫情早已超越了簡單意義上的傳染病全球大流行，成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與中國進行角力的籌碼。疫情暴發初期，中國政府以前所未有的決心關閉武漢這座千萬人口城市的離境通道，實施了相當嚴格的疫情防控政策，最終使得中國成為目前疫情防控最成功的國家之一。而反觀美國，熱衷於黨爭的政客們就疫情防控政策意見不一，疫情就在國會的爭論中逐漸惡化，於是不斷炒作“中國實驗室泄漏論”，把疫情防控失敗的責任推往中國，就成了美國一些政客的最佳選擇。
新冠病毒的溯源需要證據，應是科學舉證的過程，需要由權威科學家組成的專家團隊進行嚴格規範的調查。新冠病毒的溯源應是全球範圍的溯源，而不應是僅僅針對中國的溯源，更不應該是“第一次沒查出來，那就多查幾次”的有罪推定。只有這樣，全球抗疫才能朝着一個正確的方向前進，新冠肺炎疫情的結束才能迎來曙光。
國際社會絕不能讓美國的政治操弄誤導了世界的方向，將如此嚴肅的科學問題政治化，為美國的抗疫失敗找藉口，為美國甩鍋中國找理由，更不能任由其施壓世界衞生組織或其他國際組織。我們需要在國際社會的適當場合、在國際輿論的各種平台戳破美國在病毒溯源上的政治謊言，讓國際社會認識到美國是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的最大黑手，讓各國人民看清美國藉此打壓中國的政治陰謀。
（作者:任孟山 陳強，分別系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2020級傳播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