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智庫（CCG）訪問大西洋理事會並與其主席等進行交流。 圖/全球化智庫（CCG）供圖
6月，全球化智庫（CCG）的專家學者團走出國門，開啓了為期一個月的海外出訪之旅，先後赴新加坡、美國、法國、德國、比利時等國家訪問眾多政要以及智庫、國際組織、商會組織、媒體機構的負責人。其中，對美國紐約和華盛頓為期十天的訪問是2019年年底疫情暴發以來，中國智庫代表團首次訪問美國。
外方對於中美、中歐關係有何看法？新京智庫就此採訪了全球化智庫的創始人兼理事長王輝耀。
釋放了一個積極的重啓信號
新京智庫：此次CCG專家團海外之行的意義是什麼？
王輝耀：此次出訪的背景很特殊。從2019年底疫情暴發以來，線下的國內與國際間的人文、智庫、學術交流基本上中斷了。而我們又面臨中美關係跌入幾十年來最低點、國際環境日益緊張的處境。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這次出訪在美國、歐洲、亞洲一共組織和參與了七八十場活動。
這些活動的意義在於，一方面，回應了國內和國際雙方都非常迫切的溝通需求。此次出訪所到之處都受到了熱烈的歡迎，接觸的組織範圍之廣、交流討論的信息量之大、接觸的人物層次之高是我們出訪活動的歷屆之最。比如在美國我們見到了十幾個頂級智庫、商會的負責人，以及國務院的官員。他們看到我們都非常歡迎，對於我們國內的抗疫、經濟發展等議題都非常感興趣。
另一方面，我們向他們釋放了一個積極的重啓信號。既然北京的智庫能去訪問他們了，那麼外方的智庫、學術機構等組織也可以積極策劃來中國考察了，國內的同行同樣也可以開始計劃走出去了。這就對於線下的國內和國際的民間智庫往來和人文交流起到了一個催化劑的作用。
他們普遍向我們表示，近年來華的考察訪問很難進行，相關投資活動也不好實施，沒有第一手考察資料很難做新的投資規劃，因此希望能儘快訪問中國。我們在交流中也提出了建議，我們能不能採取類似冬奧會的閉環模式，讓他們從抵達到離開，就在一個固定的“泡泡”裏面對面地交談，減少因為隔離等限制而造成的阻礙。
新京智庫：此次全球化智庫與西方智庫、媒體、國際組織等機構進行了全面的交流，他們更關注中國的哪些話題？
王輝耀：歐美地區的企業組織更關心中美之間衝突走向的各種可能性，比如有沒有可能發生熱戰，在這些情況下他們的應對方案是什麼，這會影響到他們的產業佈局。
媒體和智庫普遍很關心中美關係的前景和相關的熱點問題，比如最近的中美關税問題，這個問題的背景是美國的中期選舉，因為現在美國政府對華表現出強硬姿態已經成了美國的一種“政治正確”，他們很擔心主動降關税會失去選票。所以他們提出，不希望美國首先降關税，希望能雙方同時進行或者他們後降關税。
我們也經常討論中國對外的旅遊什麼時候能再開啓、中國經濟的前景如何、新的增長點在哪裏，我們的共同富裕的內涵是什麼等。
中歐關係的發展潛力很大
新京智庫：通過這次訪問，你怎樣看待中美關係的發展前景？
王輝耀：相較於特朗普政府時期，拜登政府對中國的態度更加務實。這一點從布林肯的對華政策“三分法”的修改過程就能看出來。今年5月，布林肯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發表對華政策演講時，改變了他之前提出的“競爭、對抗與合作”三分法，修改為“投資、結盟和競爭”的三分法，即進一步投資美國國內建設，鞏固盟友體系以及在“實力基礎上”同中國展開公開、公平的競爭。也就是説美國也明白管控中美關係的重要性。
如今，雙方要給中美關係找到一個“底部”，雙方都要積極地給予更多確定性和穩定性，控制局面不要再下滑。過去一個月裏，我們已經看到了五次中美間的高層會晤，尤其是王毅部長和布林肯在巴厘島會面照片，雙方沒戴口罩也沒碰胳膊，而是直接握手，這些信號讓大家很受鼓舞。
除此以外，要擴大民間的人文交流，包括智庫等各類學術團體的訪問，留學生之間的交流，科學技術、商務合作和文化旅遊業的共同發展，友好城市友好省份項目等這些都要積極推動起來。這些活動會給中美關係起到正面引導的作用，增強他們與中國合作的信心。
新京智庫：你在《21世紀的中國與全球化》一書中提出了中美歐大三角關係，請具體談談這方面的理論設想。
王輝耀：中美兩國的關係是決定世界秩序是否穩定、全球化順利與否的關鍵，而中歐關係則決定着未來歐亞大陸的內部經濟互通和整合程度，併為全球治理奠定新的基礎。未來，我們可以舉辦中美歐峯會和首腦論壇，管控和解決各方的衝突和矛盾。
對歐盟而言，美國是其傳統盟友，而中國已經成為歐盟第一大貿易伙伴，歐盟作為利益相關第三方可在中美之間發揮調和作用，推動打造更具穩定性、建設性的中美歐大三角關係。此次我們在歐洲考察，接觸了很多政要和智庫負責人，他們都對這個提法很歡迎，認為這種機制能夠提升歐洲在全球的地位。這個機制由我們中方智庫提出，是中方對中歐關係重視的表現。
我們在這個大三角關係中，要積極爭取並且團結好大多數力量。中歐關係的發展潛力很大，接下來有很多可以推進的重點。比如中歐投資協定的批准、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的技術平台合作、《中歐合作2025戰略規劃》的討論等。
新京智庫：你對當前全球化發展的趨勢是怎樣看待的，尤其是在近幾年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聲音並不小的背景下？
王輝耀：我認為全球化的大方向和大趨勢不會發生改變，只是全球化進程遭遇了一定曲折。現在我們人類走到了一個“新的佈雷頓森林時刻”，需要用更包容的心態去探索全球經濟增長和全球治理的新路徑。
全球治理合作的領域，除了氣候變化、疫情之外，基礎設施也可以成為一個重點。我們在與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美國前財長勞倫斯·薩默斯討論時，產生過一個世界基礎設施重建計劃的構想：世界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美洲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機構聯合起來，建立世界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推動全球基礎設施的重建工作，甚至包括烏克蘭的重建計劃。
近期WTO框架內，在漁業補貼、糧食出口、疫苗專利等議題上，大家已經通過積極討論達成了共識。這也説明了我們通過組織相關議題的討論、尋找共識、構建相應機制是能夠獲得積極成果的，所以接下來要朝這個方向繼續努力。
新京報記者 孔雪
編輯 柯鋭
校對 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