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一建一遷花掉3億資金，荊州關公銅像被官媒民意集體抨擊為形象工程。《中國紀檢監察報》評論説，“不惜違紀違法，破壞當地民俗民風，破壞歷史風貌和文脈，項目建設盲目追求大、全、最，耗費巨資造景，搞噱頭、造聲勢，以犧牲長遠利益換取短期利益。”
荊州新任書記隨後表態，有點像自我批評，“雕像的每一塊銅片，都是抽向我們一記響亮的耳光。”
按照官方通報，關公像爭議在於，第一是項目建設違反了《荊州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沒有通過審批就上馬，嚴重超高；第二是雕塑的基座已經出現了沉降，存在很大的安全風險；第三，項目帶病上馬，多年竟無人指出。
這其中是非已有明確結論，不再贅述。輿論從2020年秋天住建部通報開始，直至最近再次發力、綿延數日，多見討論行政違規、追責官員，少有從城市本身談起。
這幾年國內城市競爭愈發激烈，在打造城市IP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也出現了不少類似反面案例。早些年是建設豪華政府辦公樓，再後來是建設超高層寫字樓，現在變成了建設文化地標。有些工程，即便看着不像關公像這麼浩大，也不見得違規，甚至招徠人氣、掙了錢，但品相、格調實在難以恭維。
這種趨勢，到底該如何看待？我想首先最重要的，還是判斷項目到底是個政績工程，還是個民生工程。
所謂的政績工程，大概是指為了個人或小團體利益，不顧羣眾需要和當地實際，搞出的勞民傷財、浮華無效的工程。比如奢華的行政辦公大樓，前些年屢見不鮮。
而民生工程，涵義則反過來，更多從人民生活和城市提升最迫切的需要出發，能夠起到實效的城市系統科學工程。因地制宜、發揮特長、注重實效，肯定是各地應該遵循的基本原則。
什麼東西有特色呢？對大部分城市而言，更多是歷史人文地理特質。於是，繼顯示政府權威的豪華辦公樓、彰顯經濟發達的超高層建築後，有些地方為了顯示城市豐厚的文化底藴，建設新奇特的文化地標，也成了城市建設風潮。
在我看來，荊州關公像，正是這樣的產物。
“禹劃九州，始有荊州”，擁有3000年建城史的荊州，當是歷史名城。但要論高光時刻，恐怕還是三國時期。正所謂，一部荊州志，半部三國史。
《三國志》記，諸葛亮的隆中對謀劃，“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在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不料上將關羽失了荊州，卻為三國故事平添悲劇色彩，更給這千年古城，留下了鮮明的人文標籤。
改革開放後，沿海大發展，曾經南船北馬的戰略要衝荊州，發展愈加勢單力薄，在湖北省內都愈發黯淡。儘管也出了伍子胥、張居正等人傑，但要説關羽是荊州歷史上最大的IP，恐怕也不為過。
作為城市決策者，無論是從經濟還是文化的考慮，利用這頭號IP做文章，似乎也有他的道理。
據報道，荊州關公義園由政府投資建設，規劃用地面積228畝，項目總投資15億元，2016年6月17日正式開園，其中花費1.729億元的關公像，作為核心景觀吸引遊客。
可是，關公義園開門營業四年，總收入不到1300萬元，相比它1.7億元的投資，如果從經濟效應上算，肯定不是一筆劃算的生意，也顯然沒有起到城市名片、文旅標籤的功能。
平心而論，這個出自美術家韓美林的雕像設計，在我看來是威武雄渾、氣韻生動，表現出了關羽作為中國傳統精神化身的風貌。
那為什麼“全世界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關公熱”，偏偏到了荊州這個關公第二故鄉，卻熱不起來呢？
這恐怕是一種對城市IP打造的誤解，認為只要選好了這個來自歷史深處的饋贈，捨得一次性投入，陣仗搞得大，就一定對大眾有吸引力。
事實上，關公是一種文化現象，一種內容產品。這個歷史人物形象本身，所具有的魅力和影響，也是在上千年曆史與藝術的交融中，在文化傳統和場景運用的貫通中，逐步形成的。
因此，要傳承發揚這個城市IP，恐怕還要繼續做好這個內容創造的文章。如果沒有長期的精心打造和精細運營，想要將關公IP做好，並不容易。
我問過一些荊州市民，他們似乎並沒有表現出對關公巨型銅像的特殊感情。
首先關羽是山西人，老家並不在荊州。其次，關羽據守荊州期間，到底有什麼的閃光點，值得後世景仰紀念呢？仔細考據之下，這個項目似乎也難有獨特共情之處。還有人告訴我説，其實看關公像最好的地方，並不在關公義園，而在護城河的對面。
由此可見，某些歷史IP對現代市民的吸引力，眾口難調。好比大家都承認京劇是國粹，但今日大眾都喜歡嗎，並非如此。我想，如果不是住建部的通報，乃至這次全國輿論討伐，恐怕很多外地人不知道，在荊州有這麼個“全世界最大的關公”。
也許你可能會舉例，現在社交平台上傳播甚廣的一些區域地標，就是因為奇、特、大甚至醜，才廣為流傳。但這對一個城市來説，吸引力難以長久，並且對城市格調嚴重減分，絕不是一個負責任、秉承可持續理念下的決策。
由此看來，荊州關公像，雖很難評判是否“不顧羣眾需要和當地實際”，但確實符合“勞民傷財、浮華無效”的評價。我相信，這與當地主政者的期望值，也有一定差距。
荊州關公像的教訓，當然與當前各大城市盲目膚淺追求IP熱、以及大眾遊客的心理偏好有一定關係。但是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於項目缺乏真正推敲評審。一個基礎的建設評估都沒有通過的關公像，顯然沒有經過嚴格的論證過程。
對城市的歷史文化符號，或者説地方特色典故，如果是可通過修繕的方式保護性還原的，那當然是可以通過城市更新和老城修復的模式，植入和弘揚更多文化內容，來傳承歷史文化記憶。
如果不存在修復條件或者説古蹟乾脆就沒有留存，不僅沒有從軟文化去下功夫，反而通過以假亂真、拆真建假的方式，就有點顯得不入流了。
從建築條件和技術手段上來説，後世當然有能力創造出更宏偉的建築與雕像。在古風古韻的荊州城中，新建一個擎天柱式的的關公銅像，反而破壞了原有的歷史風貌。
如果我們所有的城市IP，都通過建造高大奇特的建築來呈現，那是不是未來每個城市都選大人物來做個超級雕像呢？
沒有大人物，那就換土特產？比如甘肅定西就蓋個40米的土豆雕像，洛陽來一朵50米的牡丹，章丘種一根60米的大葱……
在我看來，荊州關公像包括官媒批評的貴州獨山“水司樓”、陝西韓城“鯉魚跳龍門”，他們和早幾年風行的超高層競賽一樣，都是城市建設中變形的政績觀、單一潦草的發展觀作祟。
近幾年隨着超高層建造技術的成熟，很多地方都通過摩天大樓競賽，來打造自己的經濟實力名片。住建部9月10日還專門出台《關於加強超高層建築規劃建設管理的通知（徵求意見稿）》，以剎住不同城市攀比建設大樓、盲目追求高度、脱離實際需求、抬高成本投入、加劇能源消耗之風。
就如同真正經濟實力，是以民營企業的發展活力、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和獲得感來衡量，而並非城市天際線的高度。對城市魅力打造而言，真正有生命力的歷史文化IP，也從來都絕非簡單的視覺衝擊，而是穿越時空仍能開啓民智、震懾人心的力量。
（作者 陳哲，摘自“經濟觀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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