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時深度】聽國際友人暢談“新時代斯諾”

【環球時報記者 郭媛丹】在革命聖地延安,有一個名為“紅星園”的文化園區專門紀念在抗戰時期為中國作出特殊貢獻的外國人。“紅星園”取名自美記者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一書,園區裏不僅有斯諾的銅像,還有很多珍貴資料記錄着來自十多個國家的150餘位國際友人在那段特定歷史時期和延安結下的深情厚誼。在紀念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前夕,由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等單位主辦的“新時代斯諾”國際論壇在“紅星園”隆重舉行,共有兩百餘位中外政要、國際友人代表及國內外專家學者出席。當年,斯諾等人突破國民黨政府層層封鎖才抵達延安,相比當下,現在人們足不出户就可以與中國互動——來自美國、加拿大的嘉賓在論壇上視頻發言,暢談先輩與“紅色中國”的情緣。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年初曾表示,當年正是斯諾等外國友人懷着“誰、什麼是中國共產黨”的好奇心,排除萬難來到延安,通過同中國共產黨人的親密接觸,寫下很多客觀報道,使世界第一次瞭解了中國共產黨,瞭解了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和帶領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的奮鬥和追求。當下,重談“斯諾精神”仍具有特殊的意義。接受記者採訪的國內學者和國際友人都表示,加強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認知和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瞭解,需要千千萬萬個新時代的“斯諾”。

他們幫世界瞭解真實的中共

今年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首次訪問陝甘寧邊區85週年。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所説,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在當時國民黨政府對延安進行封鎖、對中國共產黨進行“妖魔化”的形勢下,斯諾、斯特朗和史沫特萊等一批外國記者深入延安,成為世界瞭解中國共產黨、瞭解中國的眼睛。他們的報道和著作經受住了歷史的檢驗。作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真朋友,他們被中國人民永遠銘記。在中國共產黨進行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來自蘇聯、美國、英國、法國等國家一大批國際人士不遠萬里來到延安,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出貢獻。

埃德加·斯諾是第一個到紅色革命根據地採訪的西方記者,他撰寫的《紅星照耀中國》(又譯《西行漫記》),既有對毛澤東、周恩來等紅軍高層的描寫,也講述了普通紅軍戰士的故事,將當時真實的中國客觀地報道給全世界,改變了世界人民對中國的看法。埃德加·斯諾的夫人海倫·斯諾深入延安,其所著《紅色中國內幕》(《續西行漫記》)一書,介紹了中國革命和婦女運動,也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論壇期間,與會嘉賓表示,埃德加·斯諾在書中用不爭的事實向世界宣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事業猶如一顆閃亮的紅星不僅照耀着中國的西北,而且必將照耀全中國!西北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陝西省斯諾研究中心主任胡宗鋒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斯諾夫婦是最早以正面形象客觀報道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他們為讓世界能更多瞭解到中國的處境,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真實情況做出很大貢獻。

與當年的情形對比,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但一些西方媒體和政客依舊缺乏對中國的瞭解,對中國充滿敵意和偏見。談到這個話題,海倫·斯諾的侄子埃裏克·福斯特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正因為中國的迅速崛起、成就非凡,美國把中國看成是最大的競爭對手。一些美國媒體戴着有色眼鏡看中國,歪曲事實,不斷抹黑,美國的一些政治行為正試圖摧毀美中兩國業已建起的友誼之橋。埃裏克·福斯特説:“舉辦‘呼喚新時代斯諾’國際論壇這樣的活動非常重要。斯諾夫婦當年在中國和世界之間架起溝通的橋樑,我們需要研究他們當年的所作所為,以史為鑑,這非常重要。政治就像天氣一樣,經常發生變化,但美中人民之間的友誼需要長久維持。”

參加論壇的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主席邁克爾·柯魯克(中文名柯馬凱)也對西方媒體的做法頗為不滿。柯馬凱的母親、國際共產主義戰士伊莎白·柯魯克是加拿大人,1915年生於成都,她是新中國英語教學園地的拓荒人。2015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前夕,伊莎白獲頒“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紀念章。2019年9月,伊莎白獲頒中華人民共和國“友誼勳章”。柯馬凱説的中文帶着濃厚的北京腔,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現在西方對中國的報道有很多是不真實的。不真實的背後,看看一些西方媒體是為誰服務?首先,基於一些政治目的,一些媒體被操控。此外,媒體的商業屬性也會干擾它們報道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因此,它們提供的信息會有所偏差。”柯馬凱還質問説:“為什麼一些西方國家‘一根筋似的’,都盯着所謂新疆問題或香港問題?西方媒體還動不動就説‘中國威脅論’,但究竟是哪個國家在全球有好幾百個軍事基地呢?”他表示,英美法等國的媒體“好像要操控全人類命運”,但他們不能代表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認識。

“僅靠一兩個‘斯諾’講述中國還不夠”

據胡宗鋒介紹,埃德加·斯諾是第一個採訪紅色革命根據地的西方記者,是世界範圍內最早斷言“中國革命進入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階段”的作家,是第一位向世界報道中國“一二·九”運動的西方記者,是第一個站在天安門城樓參加國慶觀禮的美國人。“在當下探討‘斯諾精神’,就是探討國際社會如何客觀、真實地報道中國,新時代的斯諾肯定需要,一個斯諾遠遠不夠,而是需要大量的‘斯諾’。”胡宗鋒這樣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但他也表示,隨着時代變遷,當今社會再出現一個像當年斯諾那樣有巨大國際影響力的人物或許並不容易。

柯馬凱也有同樣的感受,他認為,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當時吸引了大量的國際友人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也讓世界更多地關注中國,但現在宣傳的手段已經不同,類似斯諾一本書就能給中國帶來巨大影響力的場景不太可能再重現。柯馬凱表示,中國需要有獨立於西方發達國家的有效媒體,他認為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等媒體能發揮不錯的作用,“當前中國和西方正在進行一場輿論戰,中國要想打贏這場戰爭,僅靠一兩個‘斯諾’去講述中國是不夠的,而是要依靠千千萬萬個‘斯諾’”。

胡宗鋒贊同柯馬凱的觀點,他認為應該多邀請國際友人親身實地來中國看看,讓他們親眼目睹中國的真實面貌和變化。胡宗鋒説:“在斯諾的筆下,延安是很荒涼的,而現在延安是青山綠水,有巨大的變化。一些美國專家在參觀過我們的農村後,非常震驚,他們無法想象中國農村建設的這麼漂亮。”

論壇期間,讓更多國際人士走進中國從而近距離了解中國成為很多人的共識。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林松添致辭時表示,回顧中國共產黨百年黨史,可謂“大道不孤”,中國共產黨所從事的正義事業不僅得到中國人民的廣泛認同,且始終得到國際有識之士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他呼喚有更多心懷人類和世界未來的國際有識之士深入瞭解中國、客觀報道中國,向世界展示一個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

海倫·斯諾的侄子埃裏克·福斯特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在我初次來中國前,在(美國)互聯網上幾乎找不到關於中國的好評。我覺得這很可笑!記得5年前,我有位朋友去法國讀書,他的教授竟然認為中國人依舊留着長辮子。當我來到中國後,才發現這是一個如此現代化、如此‘酷’的國家,人們也是友好和自由的。在此前的印象中,貧窮是中國人的標籤,但我看到的是中國人在享受生活。”

喜歡京劇的柯馬凱曾在美國做過七八年的中文老師,談起重返中國的意願,他表示:“中國的廣闊天地可以讓大家有所作為。”柯馬凱和朋友創辦了一所國際學校,天時地利人和讓他“特別得意”——改革開放打開了中國的國門,招商引資吸引來的外商孩子需要上學,這讓他們的學校辦得很成功。他認為,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放眼世界的中國人民對世界的瞭解已經超過西方民眾對中國的瞭解。柯馬凱説,在中國很多大城市的街頭,他遇到的十幾歲的孩子中,“十個有九個”都能用英語和他交流。

曾任歐洲國家出口企業北京辦事處首席代表、又自己創建多家公司的米德華也建議那些真想了解中國的國際人士要來中國轉一轉。米德華的父親漢斯·米勒1915年生於德國,內科專家,被譽為“乙型肝炎疫苗之父”。漢斯·米勒1950年加入中國國籍,195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米德華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以前我出國時,看美國的機場、酒店都比中國的漂亮,但現在再去美國,會發現美國已經在太多方面落後於中國,機場太小,路也不平。”米德華和一些歐美企業家有貿易來往,他回憶説,上世紀80年代初,國外的貿易伙伴來中國經常抱怨吃、住、行不方便,但隨着改革開放,中國的變化非常大,這些貿易伙伴越來越喜歡來中國,不僅覺得生活方便,甚至認為在社會治安等方面“中國比他們的國家還要好”。

“中國共產黨造福全球約1/5的人口”

國際主義戰士和著名社會活動家路易·艾黎的研究者、《上海日報》新西蘭籍專欄記者安柏然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受語言和文化差異的影響,西方世界很難主動去了解中國,而“和一個你不瞭解的人溝通很困難”。安柏然説,他所能做的就是,用西方讀者能理解的表達形式、語言風格,向他們講述有關中國的新聞和中國人的故事、思想與信仰。這位新西蘭小夥子還説:“尤其是在當今世界,我們需要繼承埃德加·斯諾、路易·艾黎等人的精神遺產,以一種俘獲人心的方式向世界傳播中國故事。”

在這次論壇上,美國埃德加·斯諾紀念基金會主席西德尼·伍德、海倫·斯諾基金會主席亞當·福斯特、猶他州前參議員霍華德·史蒂文森、白求恩家族代表(加中友協多倫多分會主席)沃倫·白求恩、路易·艾黎侄女艾爾史碧斯·珊迪斯等外方嘉賓還以視頻方式出席並致辭。海倫的侄孫、海倫·斯諾基金會主席亞當·福斯特致辭時表示:“中國人民對海倫一直滿懷敬意,讓我深受感動。儘管她已長眠,但仍然激勵着我繼續與中國搭建友誼的橋樑,為增進美中之間理解盡綿薄之力。”

談到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柯馬凱説,在他的記憶中,中國共產黨人都是為人民着想,吃苦在前享受在後,比如小時候他母親的學校蓋筒子樓,分房時,黨員都選擇陰面的。柯馬凱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在充滿理想主義情懷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帶領下,中國人不再是原來被嘲諷的‘東亞病夫’,而是步入小康生活。中國共產黨造福了世界上約1/5的人口,我希望在下一個100年,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更上一層樓,為全人類的福祉做出貢獻。”

“飛機快降落時,我看到的並不是傳説中的黃土高坡,而是綠油油的一片。”米德華不僅對延安的變化感到興奮,還提到北京空氣質量的改善。他認為,中國政府在治理空氣污染、保護野生動物等方面都有十足的進步。米德華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他國外的朋友都認為應該學習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舉措,“中國政府號召力強,中國人民自律性也很好,從而能很快地控制住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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