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大流行之下，全美各地的公共衞生官員本應擔起重擔，成為抗疫工作的頂樑柱。但自疫情暴發以來，不斷有公共衞生官員提前退休或辭職，導致不少公共衞生部門“空轉”，防疫工作步調不一。在這背後，則是更嚴重的政府“空轉”問題，不僅聯邦部門職缺嚴重，而且各州各自為戰，缺乏協調統一的抗疫舉措。許多分析人士認為，正是這種“一盤散沙”的情況，嚴重製約了美國的疫情應對。
△《商業內幕》報道稱，美國疫情熱點地區的醫生和衞生官員講述了同樣的故事：我們在努力拯救生命的同時，卻被詆譭和忽視了
衞生官員“跑路”
據《商業內幕》報道，美國疫情熱點地區——中西部地區的醫生、護士和公共衞生官員日前紛紛表示，他們面臨着那些拒絕採取防控措施以遏制病毒傳播的人們的對立情緒。其中一名急診醫生説，他收到了死亡威脅。另一名北達科他州的衞生官員説，她被人稱為“納粹”和“暴君”。還有內布拉斯加州的衞生官員在談到病人時無奈表示：“有時還是很難改變他們的想法。”
美國媒體梳理發現，由於面對着社會的巨大誤解，許多公共衞生官員和醫務工作者，最終選擇離開崗位。巨大的工作壓力、來自政府的審查、部分激進民眾的攻擊等因素，讓他們不堪重負，更別説體驗到本應有的榮譽感和成就感了。
比如説，在世界其他地區，出台口罩令是再正常不過的防疫舉措，但在美國不少縣級行政區，口罩令竟然引發持續抗議，並導致當地官員受到人身攻擊甚至死亡威脅，紛紛另覓他職。加州某地區公共衞生官員在談到辭職原因時説，正是因為在全縣範圍內發佈口罩令，使其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疫情暴發以來，加州已有多位衞生官員離職，而包括內華達、威斯康星等州，也有高級衞生官員因為類似原因離職，或多或少影響了當地公共衞生部門的正常運作。此外，許多衞生官員每週工作100個小時，常常精疲力盡，加班之餘，還必須在各種聽證會中接受其他官員和公眾的質詢和審查，並要時刻提防反科學人士的騷擾。
而在美國衞生與公眾服務部這樣的聯邦部門中，媒體又持續曝光了由沒有醫學和科學背景的團隊審查疫情報告，甚至干涉科研和數據採集工作的情況，加上聯邦層面的高官對於衞生專業多有“不敬”，甚至在公開場合詆譭公共衞生專家，凡此種種，都令政府內部的一些專業人士感到不滿，其中一些人逐漸萌生去意，進一步加劇了衞生部門的“空轉”現象。
分析認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填補公共衞生官員的空缺，要比平時更加困難。趕走一位專家容易，想把他們請回來，甚至邀請新的專家加入，往往可能性不大，特別是在當前專業圈子對政府存在諸多不信任的情況下。因此不難理解，據《華盛頓郵報》統計，在今年的疫情年中，竟有高達五分之一的高級別科學職位仍然空缺。
△《華盛頓郵報》稱，美國仍然不知道如何戰勝疫情。只有一項明確的國家級戰略，才能幫助美國應對疫情
多州各自為戰
衞生專家持續流失之際，美國各州防疫工作“各自為戰”的尷尬狀況仍在持續。11月中旬以來，俄勒岡州、華盛頓州、加利福尼亞州、紐約州等地區紛紛出台防疫措施，具體包括敦促避免不必要的旅行，要求酒吧、餐廳和健身房儘早關門，限制家庭聚會人數等。但據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報道，超過10個由共和黨人執政的州仍然明確反對在全州範圍內實施口罩令，同時反對針對商業和民眾聚集規模設定新的限制。
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奇日前再次對美國抗疫工作的“一盤散沙”表達了擔憂。他強調，新冠疫情影響的是整個國家，抗疫行動需要協調一致。但問題是，正如美國貝勒醫學院教授彼得·霍特茲所言，美國疫情一直得不到有效控制，根本原因在於缺少國家層面的疫情應對計劃。
“各州疫情應對一盤散沙，導致美國疫情幾近失控。”彼得·霍特茲指出，“我們沒有統一的領導，也沒有國家層面的統一應對，各州基本上都是各自為戰。國家層面沒有（疫情應對）計劃，本質上還是各州政府自己作決定，而州政府又讓個人自己作決定，這是一種可怕的情景。”
《華盛頓郵報》分析稱，在疫情暴發初期，白宮告訴各州州長，他們要靠自己的力量應對疫情。如今在經濟重啓後的病例飆升階段，這種分散決策的負面影響特別明顯，且受到黨派政治的影響，一些州還作出了武斷的決定。這些自相矛盾的行為，是各州疫情應對“一盤散沙”現象的集中體現。
△《大西洋月刊》指出，美國正夢遊般地進入可能是迄今為止最大的一波疫情暴發
聯邦功能失調
各州各自為戰，聯邦當然脱不了干係。除了聯邦層面經常釋放自相矛盾的政策信號，以及經常無視衞生官員的建議外，聯邦協調工作的“空轉”，也是重要原因。比如，據媒體此前的不完全統計，在抗擊疫情的關鍵部門美國衞生與公眾服務部中，近20%的職位沒有確定人選，不少職位空缺或僅由他人代理履職。
美國大選過後，由於權力過渡不暢，聯邦政府進一步“空轉”，白宮新冠病毒應對工作組也形同虛設，導致聯邦功能失調的問題再度凸顯，令防疫形勢進一步惡化。縱觀各項防疫措施出台的歷程可以發現，真正意義上的疫情防控，基本都由各州承擔，缺乏全美層面的統一協調，這被認為是防疫工作失敗的重要原因。
《紐約時報》指出，美國在應對疫情時的混亂局面，不僅體現在社會民眾文化觀念的分裂上，也反映在黨派之間、聯邦政府和各州之間的分歧上。隨着確診病例持續激增，死亡人數也在不斷增長，而在這些冷冰冰的數字背後，是生命的逝去和無數家庭的悲痛和心碎，以及聯邦層面的功能失調和“幫倒忙”。
今年大選期間，在艾奧瓦州、賓夕法尼亞州、印第安納州等諸多地區，羣眾集會人數激增，加大了病毒傳播的風險。美國傳染病專家懷疑，這些集會可能導致了病毒的“超級傳播”。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家通過分析6月至9月舉行的18場競選集會得出結論，這些競選集會導致至少3萬例新冠感染病例，並可能導致了700多人死亡。
一些疾病專家指出，對大規模聚集事件進行嚴格的接觸者追蹤，可以幫助準確預測這類集會的病毒傳播情況，但美國在這方面明顯落後於其他國家，不僅因為資金不足，更因為政府在追蹤接觸者方面缺乏協調。所有這一切問題，最終都指向了聯邦層面的功能失調。
波士頓大學流行病學助理教授埃莉諾·默裏説，聯邦政府應對疫情的舉措支離破碎，沒有采取自上而下的協調行動，而是把責任留給了各州。“如果説這個國家的醫療危機和政治危機曾經是分開的，那麼現在不是了。”《大西洋月刊》則指出：“美國正夢遊般地進入可能是迄今為止最大的一波疫情暴發。”（央視記者 顧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