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日本將舉行大選，選舉產生第49屆眾議院。10月26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中）發表演講，為大選助陣拉票。圖/IC photo
隨着10月31日日本眾議院選舉日的臨近，現任首相、自民黨總裁岸田文雄把他的“工資倍增”計劃喊得越來越山響了。
而據日本《朝日新聞》此前報道，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數據，近30年裏美國名義GDP增長到原先的3.5倍，中國增長到37倍，而日本名義GDP僅為原先的1.5倍。與此對應的是，日本工資水平也沒有上漲。
日本共同社則報道稱，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後長期通貨緊縮、企業獲利能力減弱，加上員工更看重維持就業而非提升收入，使平均薪資幾乎停滯30年，甚至在2015年還被韓國超車，目前其人均薪資比韓國少39萬日元。
“工資倍增”計劃，不過是“對症下偏方”
上世紀90年代末，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大多數社會階層陷入家庭收入滯漲、未來收入期許急降的境地。為此，日本GDP雖仍長期保持“坐三望二”的位置，但相對崛起迅猛的中國、發展平穩的韓國兩個近鄰，不免相形見絀。
為挽救這一頹勢，“泡沫世代”結束以來僅有的兩屆“長壽”內閣——小泉內閣和第二次安倍內閣，均試圖從削減成本、提高競爭力角度，挽救日本經濟與社會。先是2001年起小泉推動的“結構改革”，繼而便是名聲響亮的“安倍經濟學”。
但“小泉結構改革”和“安倍經濟學”對日本經濟的推動作用究竟如何，可謂眾説紛紜，褒貶不一。多數人認為“有一定作用，但未能促成質變且有虎頭蛇尾之嫌”，幾乎所有人都承認，這兩位前首相的改革更“親富人”，非但未能緩解、反倒加劇了“後泡沫世代”以來日本工薪階層的焦慮和不滿。
根據經合組織（OECD）數據，在榜列35個工業化國家中，日本人均年薪38514美元僅居第22位，是排名第一位的美國的60%左右，甚至遠低於35國人均年薪49165美元的平均值。而自小泉時代開始至今的20年間，日本平均薪資幾乎沒有上漲，而同期美國平均薪資上漲了約50%，英國也上漲了約40%。
正如一些分析家所指出的，長期以來，自民黨政治家都小心翼翼地不敢質疑“安倍經濟學”，他們所提出的經濟綱領，基本上都是“安倍經濟學”改頭換面的翻版，即將着力點放在“增税、灌水、增效”上，同時繼續凍結銀根和薪資，先把經濟增速弄上去再説。
在9月28日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中，岸田文雄大勝“人頭票”遠多於他的河野太郎，但深知自己只是安倍“第二選項”的岸田文雄，似乎有意和“安倍經濟學”拉開距離，以免成為繼菅義偉之後、“後安倍世代”第二位短命首相。
利用多數日本國民對長期“凍薪”的不滿，在10月31日立法選舉前高舉“工資倍增”計劃大旗，就是岸田文雄為此精心策劃的一環——
從目前情況看，自民黨贏得選舉並無多少懸念，屆時岸田文雄可名正言順地將之歸功於自己的“工資倍增”計劃，從而為捧出“有岸田特色的日本經濟發展戰略”——新資本主義”打響頭炮。這對於增加日本國民收入來説，無疑是“對症下偏方”。
“工資倍增”不新鮮，是1960年“老劇本”
其實“工資倍增”計劃並不新鮮，而是個連“片名”都照搬了舊本的“老劇本”。
早在1960年，在岸信介內閣因內外交困總辭後，繼任的池田勇人首相就提出了上一個版本的“工資倍增”計劃，主張通過大幅提高日本低收入人口的薪資、福利，提升日本購買力，從而為日本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提供助力。
這一版本的“工資倍增”計劃推動了日本福利社會的建立，催生了一度膾炙人口的“綜合商社體制”，開啓了日本戰後的黃金時代。
耐人尋味的是，被池田勇人“修正”政策的岸信介，正是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可以斷定，岸田文雄刻意使用“工資倍增”這個舊詞，並非偶合，而是刻意觸發聯想。
問題在於，池田勇人的“舊劇本”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基於此前日本社會的低福利、低收入、人口結構的年輕化以及較低的税負水平和較高的利率基礎上。這讓他可以輕易動用多種手段、槓桿刺激政府和全社會的“收入倍增”，並在此基礎上順勢實現家庭和勞動者的“收入倍增”。
不僅如此，上世紀60年代初起，“日本製造”所向披靡，迅速成為全球製造業工廠和出口大户，滾滾而來的出口紅利，也成為僱員及其家庭“收入倍增”的堅實保證。
“整舊如新”老劇本，只能“演”到10月31日？
然而，池田勇人當年所擁有的一切，今天的岸田文雄幾乎都沒有。
9月28日當選自民黨總裁之初，岸田文雄曾表示，希望通過增加資本利得税來獲得“工資倍增”計劃的啓動資金，並批評了安倍在這方面“推動不力”。但到10月10日，他已緊急收回這番言論，稱“不考慮這樣做”。因為，他發現根本“無法考慮”——這項税率已高達55%，幾乎再無上調空間。
同樣在9月底被高調談及、10月10日後又被低調否定的，還有給加薪企業提供税收優惠的建議，這是因為岸田文雄發現該建議安倍內閣實際上已採用多年，但毫無用處。
“增員增效”是岸田內閣議論較多的“輸入項”，因為日本生產力效率較美國低約30%，尚有挖掘空間。
但日本是個高度老齡化和少子化社會，無論促進高齡人口就業、增加女性就業，還是鼓勵自僱和非固定就業，都需增加幼托、醫療、養老等方面投入，提高自僱和非固定就業待遇。
而這些在老齡化社會無疑是一筆難覓來源的沉重負擔——而且，“安倍經濟學”同樣嘗試過，但效果欠佳。
利率槓桿目前也並不“友好”，日本央行基準利率長期幾乎為零，並沒有進一步放鬆銀根的餘地。
更要命的是，日本公共債務佔年GDP比高達256%，這已是素以“赤字王國”著稱的美國的兩倍有餘。
如果岸田文雄的“工資倍增”計劃淺嘗輒止，將迅速遭到“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的日本公眾反噬；如果他孤注一擲強推，那麼在進項有限、出口難復當年之勇的背景下，一旦發生“雪崩”，岸田文雄甚至自民黨都將自取其禍。
因此，也有分析認為，對於“工資倍增”計劃，岸田文雄只是姑妄言之，是其釋放的一個“有個性”和“有意作為”的探空氣球。
日本“凍薪”30年，關鍵在於私營經濟部門薪資、福利、高薪崗位比率長期停滯不前，在“減税鼓勵政策”行之無效的今天，岸田內閣，也或乾脆説，所有日本內閣都很難撬動這些一直在寬打窄用的私營經濟部門“為國加薪”。
如果岸田內閣將加薪重點放在可直接操作的公務員和公營部門僱員身上，且不説成本和代價究竟有多高，此舉無疑將進一步激怒那些原本就苦於“後泡沫世代”鐵飯碗變泥飯碗的普通工薪階層，從而讓原本意在取悦低收入大眾的“善政”，蜕變為一道“給自己找抽”的催命符。
因此，拿着“工資倍增”計劃這個“老劇本”，岸田文雄極有可能只“演”到10月31日日本眾議院選舉結束。
新京報特約撰稿人 | 陶短房（專欄作家）
編輯 | 何睿
校對 |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