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劇報告：《建軍大業》：回到革命敍述的原點

　　文 | 胡譜忠

　　“明星集體出演主旋律”由《建國大業》首創，到《建軍大業》似乎不會再有多少爭議了。從2009年至今，明星的影響力已經成為商業社會文化生產機制的機關，是商業開發和利用的常用武器。而從《建國大業》之後，一系列的“爆款”文化創意產品，從2012年的《舌尖上的中國》，到去年上映的《湄公河行動》等，都顯示出當下中國文化工業的生產原則：“消費為體，民族國家為用”，這一原則讓中國社會主導意識形態的生產也自然進入到商業電影的運作中去。

　　《建軍大業》之所以是其先例的升級版，在於它的文化生產從側重“教育誰”轉移到了“教育誰”與“教育什麼”並重。如果説《建軍大業》有什麼新意，那麼最重要的一點是影片中的革命敍事並沒有被商業電影手段所消解與削弱，劇作對革命敍事採取了不含糊、不迴避的態度。這在主旋律電影中其實是不多見的。以往的主旋律電影在商業電影體制內常常擔着虛名，在大眾文化生產領域，並沒有成為名副其實的“主旋律”。“主旋律”看起來似乎只是某種政治文化遺存。而在主旋律的文化表述中，它要表達的核心價值也是名不副實的。經常可以觀察到，革命戰爭題材電影的主創們，可能對革命敍事本身並沒有多少認同，對於革命的核心價值缺乏誠意而夾帶私貨，甚至刻意把它表述成空中樓閣。因而，電影中的革命表述常常曖昧，反覆被人性敍事所解構，有時，解構革命歷史本身甚至成了敍事的核心動機。

　　這次在《建軍大業》裏，革命敍事呈現出完整的邏輯，作品有了統一而整飭的謀篇佈局，事件枝蔓與曖昧意義被排除在劇本之外，而與“建軍”有關的劇情被設置為一條清晰的敍事鏈條：原因、過程、結果、導向等，革命的文化邏輯藴含在一個完整敍事的結構裏，其意義表述統一而明確。這不僅是劇作法的改變，而是關於革命意義的理解與闡釋方式的改變。《建軍大業》實現了文化表述的重心轉移，其歷史觀的核心表述顯示出表述者的思維清晰和自信，它回到了歷史教育的原點。

　　比如三河壩戰役，是影片中着墨濃重的關鍵段落，在建軍歷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它是探索中國革命的中心從城市到農村，軍事上從正規戰到游擊戰轉變的重要轉折點，也經過“贛南三整”，為黨和中國革命保存、培養了一支重要的軍事力量。此次戰役中，朱德領導的三千將士為掩護主力部隊而浴血奮戰，犧牲慘烈。不料，被掩護的主力部隊在南下過程中遭遇敵軍圍堵，也損失慘重。但三河壩浴血戰鬥的價值絲毫沒有被懷疑，影片通過朱德對犧牲價值的闡釋和提煉，對將士們犧牲意義進行了昇華。這種敍述基調與以往主流電影中那種以人性的名義對革命戰爭中的犧牲進行清算的敍述基調大異其趣。

　　電影在關鍵時候把關鍵的話説出來，這也在為《湄公河行動》《戰狼》等主旋律電影確立正統意識形態基礎。《建軍大業》與前面兩部相比，內容上有很大差異。《建國大業》的敍事側重點在“政治協商”，而《建黨偉業》在中國共產黨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危難中成立的動機，這兩者在鋪陳中國革命道路的問題上，都沒有直言革命的最基本邏輯。

　　《建軍大業》最重要的表達策略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過程中被迫識別並確定了革命的對立面和敵我邊界，在敵人的殺戮和慘重的失敗中覺醒過來，成就了自身革命的主體性，也找到了革命敍事的根基。戰爭血肉橫飛，雖然敵我雙方都曾有對對方“死士”惺惺相惜的片段，但在革命的根基敍事之下，這些細節並沒有滑入歷史虛無。

　　從2009年獻禮片《建國大業》開始，中國的社會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這些變化在這幾部體裁相近的獻禮片中也得到了如實反映。從2009年至今，黨的文藝主導原則經歷了微妙的轉型，文藝的意識形態性得到了越來越清楚地貫徹，劇中的歷史敍述與現實政治有了越來越清楚的呼應關係，革命敍事因而有了很清晰的現實意義。許多經典的革命表述在敍事中也很有現實針對性，有些調整也切中肯綮。比如影片中關於“南昌起義”，並沒有説“打響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而是反覆説“這只是革命的起點”。“工農革命”“黨指揮槍”等革命原則融合在故事情境中，革命的“初心”及其建立在其上的“生命線”一般的革命準則被反覆地温習與強調。

　　近期，香港導演頻頻涉入主旋律電影創作，效果出人意料地好。這次香港導演劉偉強又一次成功地完成了一部主旋律電影的創作，這很容易被看成商業法則的勝利。誠然，香港電影人在商業電影製作的經驗上比內地電影人佔優，但香港導演的另一“優勢”可能被忽略。內地導演在敍述革命歷史時，有點心神不定，有些電影人對革命歷史的認同程度並不高，甚至在關鍵問題上暴露認知的迷誤和歷史的虛無。

　　而香港導演的知識譜系外在於中國革命歷史的經驗和教育體系，他們在認知革命歷史時，對中國革命歷史的知識時常比較匱乏，於是他們調動殖民歷史的創傷記憶，再與香港原有的左翼傳統對接，憑藉着中國歷史教育體系的“外來者”身份，避免了啓蒙主義敍事中的歷史疑惑及革命敍述中的觀念衝突，在對革命歷史的認知及敍述方面，竟然形成一種意外的優勢，他們的革命敍述反而能抵達到一個較高的“完成度”。這種優勢當然只是相對的，但在當下中國電影革命歷史敍事的慣性中，卻似乎可以維持相當長一段時間。

　　《建軍大業》在商業電影體制中找到了革命敍事的原點，可能也找到了中國革命歷史題材主旋律電影與社會互動的新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