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應虹霞 騰訊體育游泳專項記者
孫楊上訴案進展撲朔迷離，目前進行到了哪一步，外界各種説法莫衷一是。
近期有國內媒體報道稱，瑞士聯邦最高法院“尚未正式受理孫楊上訴”，“有可能駁回”。也有國內媒體則報道稱，瑞士聯邦最高法院“已經正式受理了孫楊上訴”。另有一種説法指出，法院只有一併收到了上訴狀和繳納的上訴費用才會受理且必須受理，沒有受理編號意味沒有收到孫楊繳納的上訴費。
筆者5月15日就此事向瑞士聯邦最高法院（the Swiss Federal Supreme Court）求證。瑞士聯邦最高法院新聞官（The Press Office of the Swiss Federal Supreme Court）當天向筆者發來了該案件的編號和名稱，即4A_192 / 2020“ Sun Yang Case”，確認孫楊上訴案已經正式受理。
1、瑞士聯邦最高法院是瑞士的最高司法機關。它與聯邦委員會、議會一起構成政府的三大部門。任何一個認為受到了其轄下法院不公正對待的私人，其本人或通過代理律師，只要在規定的期限內，都可以上訴至瑞士聯邦最高法院。
國際體育仲裁法院（CAS）仲裁員吳煒也指出，首先，“只要（孫楊的上訴書）按照法律截止的時間到達，一般沒有問題的話，就會受理。因為（孫楊的）上訴權本身是存在的，不存在連上訴都做不到。”
2，正式受理之後，第二步，就是審理。
瑞士聯邦最高法院的上訴案件通常以書面和非公開的方式審理。吳煒也證實，孫楊上訴案一旦進入審理程序，瑞士聯邦法院將另行通知孫楊方律師；但由於該上訴案適用的是瑞士法，不是CAS仲裁，也並非公開審理，“有可能是保密的，除非當事人願意對外公佈。”
3、負責案件審理的，是瑞士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官。
筆者從上述資料中瞭解到，瑞士聯邦最高法院由38名普通法官和19名副法官組成，127名文員協助法官一起起草決定並撰寫裁決書。
在瑞士，州一級的法官由民眾投票或瑞士議會選舉產生，或者由法院任命，具體取決於各自的州和其辦公室的性質。法官必須定期（通常每四到六年）提交連任。這些被選中的法官通常來自在司法事務方面有經驗的人，例如律師、法院書記員以及具有廣泛法律知識和紮實實踐經驗的公務員。瑞士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則由聯邦議會選出，任期六年。他們均受過訓練且經驗豐富，通常已經擔任過州法官、法學教授、律師或高級公務員。
美國持照律師趙括（化名）在接受《北青報》採訪時表示，相比仲裁庭上臨時兼職的仲裁員，法官更加“自惜羽毛”。
“瑞士高院會不會像 CAS 那樣枉法偏袒 WADA 呢？儘管新冠疫情造成的文化敵對不可不防，我認為應該不會影響孫楊上訴的受理：第一，在西方，法官的社會地位要遠遠高於律師，因此，瑞士高院的法官應該比 CAS 仲裁庭更自惜羽毛（畢竟仲裁員的工作是臨時性的兼職，而法官押上的是自己的職業聲譽）。”
吳煒指出，“上訴完成（獲得受理）”與“上訴贏（勝訴）”， 是兩個概念。“上訴能不能完成是一回事，能不能贏又是另外一回事。前者在技術上沒有難度。”
而上訴能不能贏，取決於訴由是否能夠滿足以下五點中的任何一點：一，仲裁員的指定或組成是否違規；二，CAS對案件是否有管轄權，是否存在認定有誤；三，仲裁庭有否存在超裁或漏裁；四，當事雙方的平等性，或其在對抗性程序中陳詞的權利是否受到尊重；五，裁決是否有違瑞士公共政策。
對於這一裁決結果，吳煒指出，根據業界的分析，該上訴案不存在什麼訴由，“基本必輸”。
5、除了勝訴之外，孫楊要想站上東京奧運會，或許還存在“中止裁決執行”這一方式。
瑞士聯邦最高法院在給筆者的郵件中，提到了進入審理程序之後會做出最終裁決或者“一個有可能的中間裁決”，不否認會中止裁決執行。
所謂“中止裁決執行”，筆者查詢後發現，其需要滿足三個條件之一，即（1）裁決會造成嚴重且無法彌補的損害；（2）權衡利害關係方利益之後，結果倒向申請人；（3）對上訴進行表面審查，申請人可能有充分的依據。（4）由於被申請人（申請撤裁方的相對方）未明示或默示反對裁決的中止執行。
吳煒證實了這一説法。他推測，孫楊“在上訴時應該申請了一個臨時參加（奧運會）比賽的許可”，“這是上訴唯一的目的”。
6、外界何時能夠獲悉瑞士高院裁決的結果？
吳煒表示，如果孫楊臨時參賽申請能夠獲准，“也要到接近明年奧運會的時候才能知道，沒有辦法給出時間。”理由是，該案件申理的時間可能會比較長，且不像中國法院那樣有明確的時間表。“但有一點，有任何好消息，肯定會知曉。”
而在瑞士聯邦高等法院給筆者的郵件中，對方表示，會在“適當的時間”，向特定的人員披露最後裁決或者中間裁決的結果。
截至目前，瑞士聯邦最高法院尚未就孫楊上訴案作出裁決結果：無論是“發回（CAS）重審”“駁回上訴”或者是發出中止禁賽裁決執行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