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一凡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所
近期，英國準備醖釀一系列政策，以應對所謂“來自俄羅斯和中國的威脅”。
7月26日，英國《每日郵報》報道稱，英國國防大臣本·華萊士表示，英國政府將在近期出台的“外交、安全和防務政策回顧”中關注俄羅斯和中國開發反衞星武器給英國帶來的“非傳統安全威脅”，指出英國應加強應對此種威脅的能力。此外，該報還透露英國政府準備修訂自1695年設立至今的《叛國法》《間諜法》,以應對“外國間諜威脅”，以及修改《官方機密法》以“適應數字化時代”。
英國擬出台的一系列措施，顯示了英國在內外變局下想要尋求一個假想敵的意圖。然而在其面臨疫情、脱歐、國際環境變化的三重挑戰下，將中俄樹立為“威脅”反而不利於其解決好最急迫的問題。
長期以來，英國得益於全球重要力量、美歐橋樑、西方世界領袖等標籤。並認為本國為維護這些光環必須在國際舞台上找能見度、抓曝光點，在重要的國際政治與安全問題上“發揮作用”，乃至充當維護西方價值觀和制度的先鋒。因此，“搞事情”“找威脅”自然成為英國外交的重要“特色”。無論是烏克蘭危機後英國充當西方陣營裏的反俄先鋒，還是2018年俄前特工中毒事件後英國追隨美國掀起一輪對俄外交戰，乃至近年來英國在香港問題上屢屢跳腳行干涉中國內政之舉，均是其外交習慣性的“找對手思維”的體現。
與此同時，冷戰後西方和英國雖迎來了所謂的“歷史的終結”，然而全球化帶來的卻是非西方世界的羣體性崛起和西方世界綜合實力與制度優勢的相對衰落。二戰後的英國經歷了大英帝國的消解、“蘇伊士時刻”衰落和2016年脱歐後在全球地位的難以適從。無論是面對經濟體量已經遠超過自己的中國，還是重新成為歐亞大陸重要地緣政治玩家的俄羅斯，英國都未能擺脱“大國必謀霸”的邏輯。
另外，英國的“防範中俄”傾向也明顯受到內外政治環境的影響。在防務的層面，所謂的太空戰、網絡戰威脅的炒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防部門要求獲得更多支持、預算乃至能見度的訴求，進而誇大對英國受到安全威脅的描述，甚至鼓動進行南海巡航等“彰顯影響力”的行動。在英國國內政治層面，保守黨內部的強硬派聲音愈發強勢，並與美國等國反華勢力沆瀣一氣，試圖構建所謂“反華國際聯盟”，並且給約翰遜首相領導的政府不斷施加壓力。在國際層面，美國不遺餘力地拼湊反華同盟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同時在對俄政策上亦不斷要求盟國堅決與俄羅斯在經濟上對立、安全上對抗。最近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竄訪英國和丹麥兩國更是為這種單邊謀霸、打壓異己及“盟國網絡工具化”的傾向加上了最好的註腳。而英國國內的反華政治勢力則極其熱衷於推動本國充當美戰略佈局中的關鍵棋子。
然而，英國“尋找威脅”“製造對手”的思路，無疑是衝向風車的堂吉訶德，終究是一場無果的努力。更重要的是，英國在這一過程中忽視了本國未來發展中面臨的最嚴峻挑戰。新冠疫情在當前仍然是全世界所面臨的共同威脅，對英國經濟和民眾安全的挑戰遠高於虛無縹緲的“衞星戰”和“外國間諜”。並且英國經濟亦深受“脱歐”進程的嚴峻考驗。無論“脱歐”是否以有協議的方式達成，英國都需要保持開放、自由、創新的貿易和投資環境，擁抱全世界的經濟機遇。
然而，我們看到的是在“安全妄想”中尋求投資和科技領域固步自封的英國。那個引領歐洲國家加入亞投行，洞察世界發展機遇的英國似乎已逐漸遠去。未來，英國或許會在這種“安全迷思”和“被害妄想”中繼續保守強硬的政治軌跡，能否撥雲見霧，走上正確的發展方向前景難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