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紅樓夢》| 再讀寶釵探春論改革,發現這是一場“義利之辯”

由 長孫秀芬 發佈於 綜合


最近讀《孟子》,讀到《梁惠王上》,突然有似曾相識之感,孟子與梁惠王的對話,被後人稱為“義利之辯”,寶釵與探春的對話,不正是“義利之辯”嗎?


孟子説出了答案:


改革這種事,對民眾而言,其實是把雙刃合劍,改好了有利於民眾,改不好反而成了擾民,讓民眾陷入更大的困境。所以,改革者在執行改革方案之前,一定要深思熟慮,不能腦袋一拍就開幹。
探春想要改革的初心是好的,但她的方向是錯的,只想着如何為榮國府開源興利,絲毫沒考慮為此帶來的後患。這種改革,不如不做。
這就是寶釵馬上犀利批判的原因:徹底打消探春只顧“興利”的念頭
孔子説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行事,都從“義”出發,小人行事,則從“利”出發。小人目光短淺,只看到眼前的這點蠅頭小利,君子卻能以長遠的眼光,從這些小利,看到隱藏在背後的禍患。
榮國府在王熙鳳“喻於利”的管理下,已經形成了“咱們家的男男女女都是`一個富貴心, 兩隻體面眼'”的風氣,如果探春的改革依然只盯着如何“興利”,只看到每年能賺幾百兩銀子,那就把榮國府推向了“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的境地,是對覆滅的助推


聰敏的探春,巧妙地借《姬子》之語自罵悔過,從而接受了寶釵“先義後利”的觀點,並按照這個觀點完善改革方案。


榮國府的管理問題,不僅僅是財務危機,還有人與人之間的傾軋所造成的人心浮動。通過改革,“義利”並舉,不僅能增長財政收入,還能安定人心
因此,聽到探春的改革方案,寶釵非常滿意:


至此,才理解了曹雪芹為這一章回所取的回目名,“敏探春興利除宿弊,時寶釵小惠全大體”。這一場“義利之辯”,因探春的“興利”而起,到寶釵的“全大體”而終,突出體現了寶釵堪比孟子的政治家風範,不負“山中高士”的君子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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