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沒有人叫我維多利亞”阿爾伯特親王的死亡，撼動整個君主制
維多利亞女王深愛的丈夫阿爾伯特親王的去世給英國王室帶來了沉重的打擊，英國王室幾乎從未從中恢復過來。被視為國家災難！
1861年12月14日，星期六的晚上10點50分，阿爾伯特親王在温莎去世。在這一小時內，市長收到了一封電報，通知聖保羅大教堂的大鐘將在倫敦報時。每個人都知道，這個聲音意味着兩件事之一:一個是君主的死亡，另一個是戰爭等極端國家危機的時刻。
住在大教堂附近的人們，那天晚上已經上牀睡覺了，卻被這悲哀的聲音吵醒了。許多人穿着衣服，開始聚集在聖保羅教堂外，帶着震驚和懷疑的心情分享這一消息。就在前一天早上，温莎最新的公報告訴他們，過去兩週身體一直不舒服的王子在13號晚上恢復了健康。全國人民都安定下來，安心地度過了這個夜晚，希望最壞的時期已經過去了。
15號的大多數星期天早晨的報紙已經付印，沒有刊載這條消息，儘管在倫敦有一兩份特別的大報被趕製出來加價出售。對於大多數普通的英國人來説，阿爾伯特親王去世的消息伴隨着悲傷的鐘聲傳來，消息通過全國各地的教堂從一個村莊傳到另一個村莊，從一個城市傳到另一個城市。
直到早上為皇室祈禱時，王子的名字被省略了，他才意識到這一點。仍然難以置信。來自温莎的官方公報只提到了“低燒”——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説法中，低燒可以是寒氣，也可以是傷寒之類更危險的東西。皇家醫生們非常謹慎地指出到底哪裏出了問題，不僅對公眾如此，對阿爾伯特那神經過敏的妻子也是如此，幾乎沒有人知道他的病情有多嚴重。人們問自己，這是怎麼發生的;一個年僅42歲精力充沛的人怎麼可能毫無徵兆地死去呢?
阿爾伯親王的死出乎意料，其影響是巨大的，也是前所未有的。上一次舉國哀悼在類似情況下失去一位王室成員是在1817年，當時攝政王的女兒夏洛特公主在生下一名死胎男嬰後不久就去世了。夏洛特公主是王位繼承人，但沒有任何合法的男性繼承人。公眾對這一悲劇的悲痛是巨大的，阿爾伯特的死也同樣如此。
他的死也許不像夏洛特的死那樣年輕、美麗，但它在公眾和政治上的影響是巨大的。它被視為一場國家災難，因為英國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它的國王。更糟糕的是，阿爾伯特的去世正值政治危機時期，當時正值美國內戰期間，英國政府捲入了與北方各州的緊張外交僵局。這促成了阿爾伯特親王在12月1日的最後一項公共事務法案。在北韓從英國西印度羣島的特倫特郵包中繳獲兩名邦聯特務之後，已經病得很重的他修改了來自帕默斯頓勳爵的一份好戰的急件。這些特工當時正在前往歐洲為南方爭取支持的途中。
在最壞的情況下，特倫特號的登船違反了英國的中立原則。然而，阿爾伯特曾警告説，在沒有找到外交途徑的情況下強行解決這個問題將意味着戰爭——而此時英國剛剛從克里米亞的災難性戰役中恢復過來。
他的調解幫助緩和了緊張的政治局勢，這一事實促使首相帕爾默斯頓注意到阿爾伯特對英國政府的價值，即“與其失去阿爾伯特親王，不如與美國打一場十年戰爭”。英國確實失去了阿爾伯特，阿爾伯特的死給女王帶來了巨大的悲痛，這將極大地改變英國君主制的格局，不僅僅是在維多利亞剩餘的統治時期，而且是在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情況下。
公眾隨後幾天的反應與一個多世紀後戴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a)去世後的悲痛情緒有許多相似之處。1997年，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prince William And Harry)在戴安娜王妃(Diana)的棺柩下葬後也曾出現過類似的悲傷場面。同樣令人痛心的是，阿爾伯特特(Albert)的兩個年幼的兒子——20歲的伯蒂(Bertie)和11歲的亞瑟(Arthur)——也出席了在温莎(Windsor)舉行的全男性葬禮。
整個國家籠罩在黑暗之中:商店關門，窗簾拉下，降半旗，劇院演出和音樂會取消。中產階級把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孩子都變成了“黑人”，殯儀館的生意空前繁榮。即使是最貧窮的農村農民也會戴上某種黑色的東西，哪怕只是一個臂章。1861年的聖誕節是英國有史以來最陰鬱的聖誕節之一。
然而，親王之死所帶來的更為重大的政治影響需要時間才能得到解決。在他們21年的婚姻生活中，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做了很多工作，把這個病態的君主政體從漢諾威人揮之不去的淫亂名聲中拯救出來，使它重新成為新時代民主和道德的典範。由於王室樹立了一夫一妻制、資產階級體面和家庭生活等簡單家庭美德的榜樣，王室再次受到歡迎，普通人也可以接觸到它。這是阿爾伯特一直努力宣傳的形象，從第一本流行雜誌上的插圖就可以看出，皇室家族正在温莎過聖誕節，德國風格，裝飾着冷杉樹。
阿爾伯特去世的最初的震驚過去之後，每個人，尤其是政府官員，心中更迫切的問題是它對維多利亞的影響。“女王怎麼受得了呢?”他們都問自己;沒有他，她怎麼能應付所有繁重的工作呢?沒有人懷疑維多利亞對她已故丈夫的依賴程度，不僅是在感情上，而且在日常處理堆積如山的公務時也是如此。
阿爾伯特是維多利亞的一切:丈夫、朋友、知己、賢明的顧問、非官方的秘書和政府部長。在她的生活中，沒有一件事是不聽從他的勸告和更大的智慧的。的確，她在任何事情上都完全相信他的意見，甚至要向他請教該戴什麼帽子。
隨着時間的推移——以及他的妻子因為懷孕而不斷靠邊——阿爾伯特親王其實已經成為全能的國王，履行着國王的職責，但卻沒有頭銜，他無情地迫使自己完成一系列公務，就連他自己也承認自己感覺像是在跑步機上跑步。但直到他死後，美國才承認欠他的債務。英國媒體上充斥着大量的訃告，其中的悲嘆之聲很多，也很深刻。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有一種深深的愧疚感，因為阿爾伯特在他的一生中，作為藝術、教育、科學和商業的傑出贊助人，對英國文化做出了許多傑出的貢獻，但卻從未得到足夠的重視。
維多利亞陷入了極度悲痛的狀態，很快就產生了問題。她很快就清楚地認識到，她將遠離公眾視線，她強烈的悲傷將遠遠超過通常兩年的傳統哀悼。沒有了阿爾伯特，她覺得失去了方向。失去他，正如她自己所説，“就像從我的骨頭上撕下了肉”。她作為女王地位的孤立是深遠的。“現在沒有人叫我維多利亞了，”她哭着説，因為她現在感到的親密感、感情和身體上的愛都消失了。
阿爾伯特一直是維多利亞生活中一個偉大而永恆的困擾。沒有一個強壯的男人來支持她，有一個無能的繼承人伯蒂，除了使她焦慮不安外，別無它法，還要獨自撫養一個有九個孩子的家庭，她陷入了一種病態的悲傷之中，沒有人能理解這種悲傷，也很少有人能理解。更糟的是，她把最嚴格的哀悼儀式強加給了她的家人和隨從，並變得越來越頑固不化，每當有人試圖哄騙她走出自己強加給她的深閨時，她都會做出反應。她對哀悼儀式的遵守變得如此盲目，如此漫長，以至於有一種危險:她可能會完全沉浸在悲痛之中，以至於她——以及君主制——永遠無法恢復。
現在唯一讓維多利亞感興趣的是她自己的使命，永遠紀念她的丈夫。她泰然自若地做到了這一點，把她的悲傷變成了行為藝術，她為紀念阿爾伯特(Albert)設計了一系列藝術和文化紀念物，這些紀念物不僅改變了英國的面貌，而且也為今天對維多利亞時代的認識打下了視覺印記。
就維多利亞而言，她的幸福生活在阿爾伯特去世的那一天就結束了。但是到了19世紀60年代中期，她的部長們——甚至她自己的孩子們——都因為她不斷地從公眾視野中退縮和頑固地拒絕參加任何形式的公共儀式而變得瘋狂。反對君主制的情緒日益高漲，經常有人抱怨説，維多利亞沒有做任何事來證明她從王室名單上獲得的收入是正當的。阿爾伯特20多年來在教育妻子履行職責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現在都被危險地破壞了。
19世紀60年代末期的不滿情緒升級為共和黨的挑戰，要求維多利亞退位。然後，就在一切似乎都要完蛋的時候，君主制被從災難中拯救了出來。1871年12月，也就是他父親逝世十週年之際，威爾士親王身患絕症。他的奇蹟般的康復促使英國舉行了十多年來的首次國家慶典，維多利亞女王出席了在聖保羅大教堂舉行的感恩節儀式。三天後，針對她的一次粗暴的“暗殺”企圖將公眾對維多利亞的同情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這一次，多虧了她信任的蘇格蘭僕人約翰·布朗的支持，女王開始恢復健康。1874年，她崇拜的迪斯雷利(Disraeli)重返首相寶座。現在已經很清楚，女王永遠不會放棄她的黑色，但當她被哄回公眾視野時，她成為了一個受人尊敬的人物，有着持久的尊嚴和堅韌，逐漸變成她熟悉的母系寡婦、皇后和“歐洲祖母”的形象。直到現在，人們才開始稱自己為“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因為這位寡居的女王不可逆轉地在帝國的偉大和最後的日子裏樹立了自己的印記，成為一個儀式性的君主立憲制國家的領袖，並一直延續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