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拜登政府正式上任後，美印之間近期互動頗為引人關注。在派出軍方高級官員團隊參加2月3日開始的印度航展後，美國和印度陸軍又於2月8日到21日在印度拉賈斯坦邦一個野外射擊靶場舉行今年度的“準備戰爭”聯合演訓。此外，美國已經向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亞發出呼籲，計劃舉行首次“四方安全對話”領導人視頻會議，並就此展開協調。
實際上，隨着具有印度血統的卡瑪拉·哈里斯成為美國新一任副總統，美印關係未來發展走向就成為國際輿論討論的熱點。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哈里斯之外，拜登的執政團隊中還有19位印度裔人士，其中只有一人做南亞相關工作，這也充分説明印度裔已經深度融入了美國主流社會，而印度的遊説集團也大有超越猶太人，成為“華盛頓最有影響力的外國勢力”的趨勢。
除了在美國政界的影響力外，印度裔屢屢出任跨國公司高管的話題也往往被拿來和華裔在這一領域取得的成績做比較。而且他們當中很多都是在印度完成學業後才遠赴歐美深造，取得所在國的國籍，從公司基層幹起一步步得到提升的。仔細研究其成長經歷就能發現，印度裔在美國政界崛起的現象並非偶然，這是一個多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綜合結果。印度裔在歐美社會的融入確實更加遊刃有餘。
首先，是語言文化的優勢。語言是思維的載體，也是文化的載體，英語作為近母語的地位給印度精英帶來了天然的優勢。他們能夠輕鬆容易地將自己的意思精確地表達出來，並且更加親近西方的文化，熟悉西方的話語體系。印度文化中開放熱情的一面，使他們在社交上和情感溝通上能夠更好地接軌歐美社會，他們的論辯能力以及邏輯思維也使得他們在職業生涯中更加容易融入團隊。當然，能夠到海外求學工作的這些人，大多出身也是印度社會的中上層，本身就已經通過層層篩選。
其次，社會經濟地位的提高與政治社會影響力成正比。這幾十年美國海外印度裔的羣體不斷壯大，特別是美國1965年新移民法案出台後，印度裔已經成為繼華裔之外的第二大亞裔族羣，並且從事管理等專業技術類的印度裔在各族裔中所佔比重很高，家庭平均收入方面一直穩定在全美首位，印度裔也是經濟上最為成功的族裔羣體之一。
第三，維護自身權益的需要。移民羣體在承襲了祖先留下的固有本土文化的同時，還要接受所在移民國家文化的薰陶，由此產生了一種離散意識，即無法完全融入到任何一種文化之中，在成長過程中受到多重文化的碰撞與摩擦。因此，在個體以及羣體身份的構建中，抱團往來、相互合作、互相提攜，也是移民在海外生存的重要手段。這一點海外印度裔也不例外，他們在這一過程中逐步意識到參政的重要性，以改變自身弱勢羣體地位。族裔整體的精英特性以及以印度傳統文化為基礎的民族認同意識，賦予他們強大的動員能力，並形成鮮明的政治目標，為他們的參政議政提供了有力保障。數據顯示，印裔美國人是美國政治參與度最高的移民羣體之一，在2016年大選中印度裔投票率達62%，高於拉美裔和非洲裔美國人。
第四，族裔組織的發達是歐美社會的一個特點。少數族裔組織成為少數族裔維護自身權益的重要依託，通過這些組織的活動，把分散的力量聚集起來，增強了少數族裔羣體參與社會事務的意識以及羣體的凝聚力，從而能夠對於政府的族羣事務政策制定施加一定影響。
海外印度裔是印度僑匯收入的重要來源，同時這一羣體在建立為印度服務的國際網絡，引導印度的學術研究方向，以及科技、文化交流和商業領域多有建樹。20世紀90年代以來，印度政府改變了原來對於海外印度裔的漠視態度，出於對資金和人才的需求，採取了許多積極措施，吸引海外印度裔參與印度的發展。這其中包括頒發“印度裔卡”（PIO）計劃和“印度海外公民證”（OCI）計劃，持卡者在購房、醫療、社會保障、所得税、貸款額度、風險投資基金的申請、知識產權保護等很多方面都能夠享有本土公民待遇。計劃的適用範圍也很廣，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四代以內的印裔都可以獲得這種身份卡，印度公民或印裔的外國配偶也包含在內，給海外印度裔帶來了極大便利。
海外印度裔通過自身努力取得的成績，以及對於印度文化的傳播，成為了印度軟實力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印度的國際影響力。經過幾十年的經營，美國印度裔已經成長為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為近年來美印關係的快速發展做出貢獻。這一羣體在一些關鍵的問題上已經可以形成“壓力羣體”，比如使美國的南亞政策向印度傾斜。印度與美國同為所謂“民主國家”的基礎使得美國政府對於印度裔的戒心較小，也為這一羣體在參政方面創造了更為便利的條件。
筆者曾接觸過一位在美國生活的印度公民，他很自豪地提起曾參加過中美的氣候談判，而美方並不介意他作為印度公民的身份。由此可見，關注美國印度裔的政治參與度不僅有助於瞭解美國內政，鑑於美印關係在中國周邊外交中的地位，也有助於評估中印關係的走向。（作者陸洋是清華大學“一帶一路”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環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