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3日，北京，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訪華期間，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與尼克松總統(左)觀看乒乓球比賽。人民視覺供圖
世界上從來沒有哪兩個國家之間的對話像中美這樣艱難曲折又飽含深意。
經歷4年波折之後，2021年3月18日，中美兩國高層戰略對話按下“重啓鍵”。應美方邀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和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安克雷奇開始舉行中美高層戰略對話。美方形容此次對話“將會非常艱難”，但實際上，王毅在不久前舉行的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外長記者會上透露了開啓“中美新局”的“密鑰”——恪守一箇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中美建交是百年中國外交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敵對、衝突、矛盾、緩和、合作、發展……中美兩國面對的所有問題，都可從三個聯合公報中找到解決之道。重温三個聯合公報談判簽署的10年風雨路，或許能夠從中找到中美“融冰”的初心和未來關係發展的啓示。
《上海公報》：為中美交往鋪下第一塊基石
歷史的時針回撥到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錦江飯店，周恩來總理與美國總統尼克松正式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即《上海公報》。這是中美兩國簽署的第一個聯合公報，更是中美關係“破冰”的標誌之一。它打破了中美長達22年的隔絕狀態，開啓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大門。
20世紀70年代初，世界格局和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以非凡的戰略眼光和政治勇氣，同尼克松總統和基辛格博士共同作出了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戰略決策。然而，在尼克松訪華之前，中美兩國已有22年沒有來往，沒有外交關係，也沒有彼此打交道的準則。因而，通過一份公報對新的中美關係作一番正式表述變得至關重要。草擬公報內容並談判的艱鉅任務落在了中國副外長喬冠華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的肩上。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率團抵達北京，喬冠華與基辛格隨即在釣魚台國賓館的一座小樓裏開始逐字逐句研究公報內容，但分歧之多超乎預期。2月24日，喬冠華與基辛格開始了最棘手的台灣問題談判，尼克松、周恩來有時也直接加入談判。在之後三天最艱難的實質性談判中，美方就美軍是否“無條件撤離台灣”等核心問題與中方針鋒相對。因為這不僅僅是美國利益問題，還直接關係到尼克松本人的政治前途。幾經唇槍舌劍，在尼克松即將離京前往杭州的2月26日凌晨2時，公報文本終於完成，並獲得雙方最高領導人的批准。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尼克松前往杭州的過程中，突然橫生枝節。由於美方談判由基辛格主導，幾乎繞開了國務院，陪同尼克松訪華的美國國務院專家在飛機上看到公報內容後很不滿，要求對文本進行多達15處修改，甚至對“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箇中國”這句話也提出了異議。儘管尼克松被氣得發瘋，但迫於壓力，他不得不讓基辛格再找喬冠華談一談。當喬冠華向毛澤東請示美方的新要求時，毛澤東一錘定音：“除了台灣部分我們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又經過一夜談判，喬冠華和基辛格最終在2月27日凌晨2時許拿出了“最後”的公報文本。28日清晨，文本內容再次獲得雙方領導人批准，這時距離預定的公報簽署時間僅剩幾個小時。
1972年2月28日，周恩來與尼克松在上海簽署《中美聯合公報》，即《上海公報》。在公報中，雙方聲明：“中美兩國關係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國家的利益的。”在台灣問題上中方強調的立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台灣撤走。美方則聲明“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並“確認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
“《上海公報》將兩個曾經彼此敵對的國家帶到一起。”基辛格在其回憶錄中回顧談判經歷時寫道，“《上海公報》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成功地指導了兩個大國間的關係達七年之久，從來沒有對《公報》解釋發生爭議，直至1979年它為中美正式建交所取代。”
2017年，時任國務委員楊潔篪曾在紀念《上海公報》發表45週年的文章中寫道：《上海公報》的誕生，為中美交往與合作鋪下了第一塊基石。它開創了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文化傳統、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處理相互關係的新模式，是國際關係史上的一個創舉。
《中美建交公報》：打破西方封鎖新中國的堅冰
尼克松首次訪華時曾承諾，如他競選連任成功，將在第二任期內“完成中美關係正常化”。1973年，尼克松連任總統，但次年他就因“水門事件”辭職下台。中美建交的歷史任務落到了福特和卡特兩位繼任者的肩上。
1974年8月福特就任總統時，曾表示要繼續執行尼克松的對華政策，但實際上，他在任期內對中美關係正常化採取了“拖”的政策。據説，福特原想在連任競選獲勝後與中國建交，但他在大選中敗給了民主黨人卡特。
與福特類似，卡特在1977年入主白宮之初，並未將中美關係正常化列入重要議程。轉機出現在1978年年初，力主美國儘早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在白宮日益受重視，同年5月他獲准訪華促談。據全程參與中美關係正常化談判的時任外交部美大司美國處副處長廉正保回憶，1978年5月21日，鄧小平會見布熱津斯基，布熱津斯基向鄧小平表示，卡特政府已下決心同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願意接受中國提出的建交三原則，並已授權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倫納德·伍德科克與中方就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進行具體談判。鄧小平回應説：“如果卡特總統下了這個決心，事情就好辦了。我們的觀點很明確，正常化的條件是（與台灣當局）斷交、撤軍、廢約，我們不能有別的考慮，因為這涉及主權問題。”
按照鄧小平與布熱津斯基達成的共識，1978年7月，時任中國外長黃華與伍德科克開啓了具體談判。直到1978年11月2日第五次談判時，美方基本亮出了底牌：願在公報中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與之建立外交關係，美國仍將同台灣人民保持非官方關係；美國行政部門將為調整與台灣關係向立法部門提出特別立法。之後，美方又在涉台問題上作出了四項關鍵承諾。到了最關鍵的12月，鄧小平決定親自同伍德科克談談。12月13日至15日，鄧小平與伍德科克就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舉行了四次會談，相繼敲定了建交聯合公報草案、1979年1月1日雙方發表建交公報和有關聲明、3月1日互派大使和建立大使館、鄧小平1979年訪美等核心內容，但雙方在美國售台武器問題上卻再陷僵局。卡特雖同意美國1979年將不向台灣出售軍火和軍事裝備，但堅持已向台灣方面承諾和啓運的軍火不包括在內。是繼續纏鬥，還是先保住中美建交大局？鄧小平作出了艱難抉擇：中美先建交，美售台武器問題留待建交以後接着談。
1978年12月16日，中美雙方同時發表建交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即《中美建交公報》，宣佈兩國政府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諾在此範圍內美國人民將同台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和其他非官方關係。
中美建交是20世紀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之一，它標誌着中國打破了西方封鎖新中國的堅冰，迎來了世界各國與新中國建交的熱潮，打開了中國對外開放的全新局面。公報發表兩天之後的12月18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拉開。
《“八·一七”公報》：艱難的妥協
中美雖如期建交，但建交時兩國都沒有完全達到自己的目的——美國未能讓中方同意對台灣放棄使用武力，中方也未能讓美方承諾終止對台軍售。雪上加霜的是，1979年4月，對建交頗有不滿的美國國會通過所謂《與台灣關係法》，直接把美國將繼續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寫入條款，美對台軍售問題成為中美建交後兩國之間的一個重大分歧。
為解決這一問題，時任國家副主席的鄧小平制定瞭解決美國售台武器問題的鬥爭方案，中美關係就此問題的較量正式展開。
談談停停，雙方就美國售台武器的談判並不順利。為了打破僵局和摸清中方底牌，美方要求派副總統布什訪華。1982年5月，鄧小平在會見布什時態度堅決地説：“美國向台灣賣武器問題是中美關係中的一個陰影，而且是一個潛伏的危機。如果兩國關係中的這個疙瘩能夠解開，將對全球戰略很有利。”他直白地對布什説：“美方要承諾，在一定時期內逐步減少直至完全終止向台灣出售武器。至於承諾的方式，可以商量，公報措詞可以研究。”
中方的這一提議，直到兩個多月才收到回應。里根總統在7月13日致鄧小平的信中寫道，要承諾限期停售極其困難，但美國政府不謀求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也不會無限期地向台灣出售武器。美方據此修改了其公報草案，寫入了里根保證的“不謀求”和“不會無限期”兩句，並表示在一段時間內逐步減少對台武器出售，直至最後解決。鄧小平等人的堅決鬥爭，終於換來了美國人的妥協。
1982年8月15日，中美兩國就美對台軍售問題正式達成協議，經兩國政府批准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即《八·一七公報》）於1982年8月17日同時公佈生效。《八·一七公報》不僅緩解了當時的中美緊張關係，約束了美國反華勢力提升美台關係和分裂中國的勢頭，更為中國集中力量發展經濟建設和調整對外戰略提供了有利條件。
從1972年簽署《上海公報》，到1978年的《中美建交公報》，再到1982年的《八·一七公報》，中美用了整整十年以及數百場艱難談判，才完成了指導兩國關係未來數十年發展的三大支柱。過去40餘年間，這三個公報共同確定的一箇中國、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互不干涉內政等原則，共同構成了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指引兩國關係行穩致遠。
回望歷史，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副教授沈逸表示，中美關係在1972年能夠破冰，靠的不是什麼“極限施壓”，不是什麼“交易的藝術”，而是尊重，尤其是美方對中國核心利益關切的尊重，是兩個國家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的平等對話與合作。“這一點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借鑑意義”。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