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保候審新規，精準落實“少捕慎訴慎押”| 新京報快評

“兩高兩部”就取保候審發佈新規，書就了一個大寫的“人”字，凸顯了人本情懷，也樹起了法治的威嚴。

此次《規定》最大的亮點，就是堅持以人為本，體現“少捕慎訴慎押”。資料圖。圖/IC photo

文 | 柳宇霆

取保候審又出台新規。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聯合發佈《關於取保候審若干問題的規定》（下稱《規定》）。

《規定》共六章四十條，對取保候審的一般規定、決定、執行、變更、解除、責任等方面作出了規定。其中明確，對於採取取保候審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的犯罪嫌疑人，應當依法適用取保候審；可以在被取保候審人暫住地執行取保候審，等等。

取保候審是我國刑訴法規定的5種強制性措施之一，這部法律用了7個法律條款的篇幅，明確了“取保候審的適用範圍和條件”“可以作為保證人的條件以及保證人的義務”“被採取取保候審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遵守的規定”“違反相關規定的懲罰”等。

“兩高兩部”發佈的最新《規定》，進一步細化了立法規定，不僅增強了取保候審的規範性、銜接性和可操作性，也用體貼入微的規定，體現“寬嚴相濟”“少捕慎訴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

客觀而言，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往往看重取保候審的強制色彩，卻忽視了這種刑事措施被賦予的“人本”基因。相比起刑訴法中規定的拘傳、監視居住、拘留、逮捕等措施，取保候審對人身自由的強制性要弱得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擁有更多人身自由，他們對刑訴活動的配合度、服從度也更“自覺”。

對於司法活動而言，這種有條件不予羈押的刑事強制措施，減少了用於在押人員的生活、管理費用等項開支，減輕了羈押場所的工作壓力，也在一定程度上節約了訴訟資源。

問題在於，相比起現實生活的豐富多姿，刑訴法中關於取保候審的規定還比較抽象。比如，關於取保候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義務，刑訴法明確了“三個特定”，包括“不得進入特定的場所”“不得與特定的人員會見或者通信”“不得從事特定的活動”。但何為“特定”卻沒有具體的規定。

再者，刑訴法中雖然規定有“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等情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卻未明確上述情形的詳細標準等。2000年8月，最高檢和公安部出台了《關於適用刑事強制措施有關問題的規定》，曾就取保候審明確了“9條細則”，但時隔久遠，有關規定已跟不上現實生活的快速腳步。

審視“兩高兩部”最新出台的《規定》，在取保候審的一般規定、決定、執行、變更、解除、責任上都有突破，尤其對“三個特定”“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等公眾關切點，均作了具體明確。其中最大的亮點，就是堅持以人為本，體現“少捕慎訴慎押”。

比如，在取保候審對象上，《規定》將“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作為核心評判標準，有利於防止取保候審“利器”被“藏而不用”，拘捕等強制措施被“擴大化”；在取保候審地點上，明確可以在被取保候審人的暫住地執行取保候審，給流動人員、外來人口解決了“燃眉”之急；在取保候審程序上，規定可以根據情況，簡化批准程序，有利於減少對有關人員正常工作和生活的影響；在保證金退還方面，則提出經本人出具書面申請，公安機關可以書面通知銀行轉賬退還保證金，有利於更充分地保障當事人財產權利等。

縱觀這些“有的放矢”的舉措，秉持立法之精神，以最大程度的“自我限權”，避免取保候審權力被濫用，也最大程度地“保障權利”，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便捷，有力防止不必要的羈押，推動司法人權保障制度更有效落實。

現代法律演變的過程，是從“義務”到“權利”的演進過程，而這也是文明發展的應有之義。“兩高兩部”就取保候審發佈新規，書就了一個大寫的“人”字，凸顯了人本情懷，也樹起了法治的威嚴。

撰稿 / 柳宇霆（法律學者）

編輯 / 劉昀昀

校對 / 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