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5月3日電(作者 肖欣 蔣文茜)眾所周知，作為移民國家，包括亞裔在內的美國各族裔共同造就了今日美國，多元性、開放性、包容性長久以來被美國人視作引以為傲的文化生命力和核心競爭力，也確實曾令美在國際競爭中獲得相對優勢。美國總統拜登在其上任百天時在國會致辭中重申，移民“對美國至關重要”。
而拜登此言背景，卻是美國移民長久以來的“艱苦鬥爭”和30多年來美國移民改革的“一無所獲”；是正在發生的實事表明，美國社會正越來越滑向單一性、排他性、封閉性；更是這種趨勢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美國喪失其核心競爭力。
在美國，種族主義是全面性、系統性、持續性的存在。白人至上主義廣泛存在於司法、就業、教育、醫療衞生等各個領域。不同於非裔美國人的“受害者”印象時刻提醒着美國的種族主義原罪，亞裔美國人的遭遇長久以來更被忽視，近況更趨惡化。
亞裔美國人遭到的歧視歷來帶有排外色彩，其核心是被視作“永久的外國人”。在歷史上，“亞裔美國人”(Asian American)的概念直到1968年才首次出現。在此之前，常用的詞彙是殖民色彩濃重的“東方”(oriental)，或直呼國籍。
《亞裔美國》一書作者帕萬•丁格拉曾精闢概括亞裔在美國社會中的“刻板印象”和“他者”困境：“擁有經濟成功、受過良好教育或安靜的形象，並不意味着他們被其他人當成或接納為‘完整的美國人’”。美國《時代》週刊曾批評美國的歷史教育説，“亞裔在美國的歷史被美國人虛無化”。
“看不見的亞裔”又往往在美國社會面臨危機時，被拉出來充當“替罪羊”。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嚴海蓉指出，種族歧視從來沒有在美國消失過，它不是靜態的，是隨着相關事件的發生一次次地被動員。美國種族主義者對於亞裔的歧視，也受到美國對外戰爭的影響和社會動員。20世紀50年代有朝鮮戰爭、60年代至70年代有越南戰爭，80年代打壓日本崛起，美國所謂的“敵對”國家多在亞洲。
眼下新一輪仇視亞裔暴力行為再次印證了“亞裔替罪羊規律”。觀察人士普遍分析認為，疫情之下美國經濟衰退、社會撕裂、民主式微，加之特朗普政府的反移民政策和反華言論，不斷煽動和助長美國社會排外情緒，並將矛頭指向亞裔羣體。美多家調查機構和社會組織的統計均顯示，美國針對亞裔羣體的仇恨犯罪案件2020年呈現指數級增長，從言語侮辱到網絡霸凌，再到暴力襲擊，僅“停止仇恨亞裔”一家機構統計的反亞裔暴力事件就高達近4000起。
新出現的趨勢是，在最新一輪亞裔反歧視運動中，亞裔不再甘當“啞裔”，美國內各領域也出現更多的理性聲援，其反思主要集中在以下幾方面：
其一，亞裔羣體並非“他者”，作為美國社會一部分，其生存處境將直接影響美國社會大環境。
密歇根大學學者安德魯•拉納姆(Andrew Lanham)“以史為鑑”，在《波士頓書評》上發表《疫情中的美國種族主義》一文，以1899年夏威夷火奴魯魯唐人街大火為例，指出“美國以種族主義恐慌來應對疫情有着深遠歷史”。因鼠疫苗頭，火奴魯魯唐人街被美軍單獨封鎖，在系統性燒燬防疫的過程中不慎引發大火。結果是，不僅當地亞裔損失慘重，大火之亂更導致了鼠疫的傳播。種族主義導致公共健康危機惡化、使少數族裔受害，並傷害全體民眾。
美國精神學會、美國醫學會等日前在《柳葉刀》雜誌呼籲，種族主義、種族歧視及其他社會決定因素如何共同塑造更廣泛的健康大環境。美國要實現健康公平，需要承認移民對美國社會的貢獻，理解並恰當回應各羣體和個體的不同需求，消除針對亞裔美國人的種族主義和歧視。
《華盛頓郵報》觀察到，亞特蘭大槍擊事件後，全美各地亞裔企業主擔憂加劇，他們並不信任政府會認真對待針對亞裔的威脅，保護其安全，開始自己加大安保投入、削減經營性投入、減少營業時間，而這些措施將進一步限制企業發展。美國人口普查局數據顯示，亞裔美國人擁有的企業數佔美國企業總數10%以上，僱員超過500萬人。“不能忽視這對美國經濟的嚴重威脅”，該報道呼籲，“必須開始量化仇恨的經濟影響。針對亞裔企業的種族主義可能會阻礙美國從疫情引發的經濟衰退中復甦”。
其二，亞裔羣體在美國在經濟、科研等領域貢獻功不可沒，人才流失將削弱美國競爭力。
《國會山報》評論稱，和其他國家移民一樣，來自亞洲的移民為美國的科研和創新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歷史上，亞裔歧視可以追溯到1882年的《排華法案》和許多歧視亞洲移民的州法律；現實中，保守派政客努力排擠華裔移民和留學生，並聲稱他們會造成“安全風險”，而事實是，這種風險可以忽略不計，減少有才華的華裔移民和留學生對美國科創領域的貢獻，“實際上是以犧牲美國為代價”。
美國人口普查局數據顯示，亞裔在硅谷高科技公司的從業人數在2002年首次超過白人，近10年來，硅谷亞裔技術人員的比例約維持在半數左右。美國經濟得以從金融危機中艱難復甦，硅谷被公認為創新引擎，亞裔在其中所發揮的中流砥柱作用不言而喻。近期有不少科技領域行業報道指出，亞裔羣體在美國立足愈發艱難的背景下，出於新冠疫情、人身安全、職業發展預期等多重考量，部分華裔已計劃回到中國發展，這讓硅谷對人才流失充滿擔憂。
“反亞裔氛圍令在美工作的華人科學家心寒。”彭博社的報道稱，“在城市街道上和大學內增加的反亞裔活動，嚴重威脅到美國的科研根基。美國的一流大學習慣於在成千上萬的中國優秀申請者中挑挑選選，這一令人垂涎的前景正在離美國漸遠，流向了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歐洲的大學。”“美國高校和業界的許多創造，都來自華裔移民”，在諾貝爾獎獲得者、美國前能源部長朱棣文看來，美國“是在愚蠢的自找麻煩，是對準了自己頭部開槍。”
其三，“被遺忘的亞裔”動搖美國內政治根基。
美國伯克利大學的一份政治評論分析了美國亞裔在政治、政策上話語權長期處於劣勢，亞裔政治參與度低，又被政治人物視作無視亞裔投票的藉口，形成惡性循環。文章繼而指出，競選者不再代表選民利益、創造公共利益，美國政治正在被“扭曲”。
美國《外交政策》網站刊文稱，“美國在‘不平等、民眾對政府缺乏信任’等一系列指標上的排名全面下行”，“無法糾正國內顯而易見的民主缺陷，就是辜負美國領導人在幾代人時間裏一直向全世界以及本國公民所宣揚的民主承諾”。
其四，歧視亞裔損害美國際聲譽。
如弗吉尼亞大學教授艾恩•科卡斯(Aynne Kokas)接受採訪時所説，“美國在全球倡導人權，而仇視亞裔的暴力行為是其污點。”
韓國《每日經濟新聞》發表社論，質疑美國“全球領導者”的作用，並指出，“美國必須做出更大努力來防止國內的仇恨犯罪，然後我們才能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是真誠的。”
美國知名政治網站“Politico”的社論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越來越被視為一個需要幫助的脆弱國家，在人權問題上，國際活動人士、團體和機構越來越把美國視為惡棍”。
遺憾的是，與“看不見的亞裔”相應，這些理性的反思聲音難以被主流社會“聽見”，是美國亞裔反歧視運動中遭遇的另一重困境。
拜登政府上任首日即推出新的全面移民法案，其上任百天內，美國會參議院通過反亞裔仇恨犯罪的法案《反新冠仇恨犯罪法》，似乎表明美國朝野也明白，歸根結底，如美媒評論所指，美國嚴重的種族分裂“本質上講是一場美國危機”。 若對亞裔所受歧視繼續“選擇性遺忘”和“掩耳盜鈴”，終將反噬美國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