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翁詩傑】
在地緣政治大國博弈的疊加衝擊下，中國涉外的國際公共產品，從“一帶一路倡議”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落實推進，預料今後面對的挑戰勢必加劇，尤其是美國當前在多個領域倍感中國競爭乃至反超的壓力之際，變本加厲在國際間拉幫結派，意圖進一步孤立封堵中國的舉動，已是昭然若揭。
這種零和的冷戰思維是意料中事，但現階段美方要大小國家選邊站隊，或在經濟與高科技領域對華打壓升級，雖是挖空心思，可如意算盤卻不見得打得響。
前者，同屬國際社會的大小國家，處於中美兩大強國的夾縫中，圖的是左右逢源，而犯不着要選邊站隊。所謂以“意識形態”來區分歸類，這種口號標籤充其量只是個方便的藉口，對美國的盟友，即便是鐵桿附庸，並無多大實質的好處。相反的，其所冒的經濟損失風險可能更大，根本得不償失。
後者的高科技層面打壓，從過往的經驗看來，也一再證明它只會激發中方的自主研發，卻絲毫遏制不了中方科技趕超美國的態勢。
“中交馬東鐵路”在馬來西亞關丹舉行開工儀式
冷戰思維遺毒是痛點
衡量中國當前應對新變局的戰略佈局，未雨綢繆的超前部署是正確且迫切的。中方亟需關注的是境外各國對自己的信任與觀感，而這不能單純以相關國家執政當局的對華態度為準繩。畢竟這些國家的民意基礎離不開當地的媒體、社會團體、意見領袖等。在多黨制的社會，如果只侷限於政府或執政黨層次的對接互動，那無疑是自我設限，沒有全面掌握目標國社會的人文生態。
在這種情況下，再好的戰略規劃，假若不能輔以接地氣的戰術佈局，進而令目標國的朝野民間對中國元素普遍存有好感，在當前海外反華勢力日益猖獗，有心人見縫插針的情況下，迥然相反的局面可能會出現——中國元素的存在很容易會成為當地政治輿論戰的爭議焦點。過往的經驗一再昭示:中國在一些國家或地區的投入，與其在當地媒體和民間的觀感反饋，並不成比例。其中它所藴含的“信任赤字”，更是中方不可掉以輕心的反饋。
其實，這種對華表示懷疑（疑華）乃至敵視（仇華）的情緒和觀感，不時會反映在東南亞媒體的輿論，或大學智庫針對大國的信任度所作的抽樣民調。其中，以去年(2021年）2月24日東盟研究中心（ASEAN Studies Centre, ISEAS - Yusof Ishak Institute ）麾下的政治暨防務事務首席研究員（Lead Researcher for Political & Security Affairs ）Hoang Thi Ha發表的東盟民間對中美信任度的觀感調查分析，尤值得關注。
儘管我們不能以偏概全，1032位受訪者不足於代表整個東盟，可這份分析報告的若干數據，或多或少反映出東盟民間一方面認可中國的經濟影響力的迅速膨脹；可另一方面卻對華心存疑慮，同時對美國寄以幻想，以為美國重返亞太，在區域防務上能夠起着保護東南亞與制衡中國的作用。換言之，骨子裏還是擔心中國會走上“國強必霸”、軍事擴張的道路。這種心結不會因為中國再三保證和平崛起，不稱霸、不侵略而消除。
這種深層的“疑華”心態，追根究底可説是冷戰時期意識形態的延續。近廿多年來，儘管美國的重心轉向反恐與中東，可東盟地區，尤其是環南海諸國，對美國的防務擔當，還是存有幻想和寄望的。奧巴馬後期的“亞太再平衡”與特朗普的“印太戰略”，都曾經先後重燃一些東盟領導人與智庫對美國重返亞太的希望。
國際傳播的表述視角
2022年是中國與東盟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係”的開局之年。中國與東盟的雙邊關係已登上了一個新的台階。平心而論，中國與東盟的相互合作，不缺動能，自然也不愁沒有抓手。中國的硬實力已是公認的事實，無需宣揚。當務之急反倒是中方需要贏取東盟民間對華的信任。
站在東盟人民的立場，他們期盼的是更充實的“獲得感”，喜聞樂見的是“東盟視角的故事”。中方與其着重從本身的視角對外闡述“中國故事”，不如改變從東盟的角度來傳揚雙邊合作的好人好事，其效果或許更能事半功倍、深入人心。這問題的癥結在於:中方國際傳播的表述方式能否契合地社會的主觀需求？
相反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好人好事，如果出自當地智庫、媒體等民間事業羣的競相弘揚，相信其受眾會更容易接受。簡言之，在東南亞社會，愈是不沾官方色彩的論述愈有市場。在這方面，強調民間參與的“二軌外交”（Track 2 Diplomacy）恰好可扮演重要的角色。畢竟，東南亞乃至世界大部份地區的智庫、媒體大多是以“非官方”背景為主，因此中方與之對接、交往的方式，必須有異於一般的政府行為模式。
泰版《甄嬛傳》海報
“民心相通”的攻堅戰
在智庫、媒體與民間團體的對接與互動方面，中外社會制度的迥異是必須直面的問題。海外多種朝野勢力的並立與博弈，構築了當地不同羣體對同一事物的多元立場和觀點。因此“一帶一路”“五通”指數中的“民心相通”數據，不能光以雙向旅客互訪人次為依據。中外雙邊的互信水平，也不取決於官員互動互訪的頻仍。中國對其東南亞近鄰的認識，必須與時俱進、深廣度兼具，才能規避認知上仍然存在的誤區。這離不開實質性融入當地社會所得的反饋。
在這戰術佈局上，大學青年可作為“開路使者”，以服務義工的身分派駐海外，並融入當地家庭與社區。這可借鏡當年冷戰後，美國的“和平志願團”（Peace Corps Volunteers）廣佈東南亞，深耕民間，普獲佳評的經驗。用人方面，中國多家大專院校都設有東南亞的多國語系，自不愁無人可遣。何況這種外派的經驗，對學生本身即是一種難得的歷練。
與此同時，常期駐外的中資企業，如果運用得當，也不難成為中方向在地社會釋放善意的理想載體。駐外的央企、國企等所須履行的“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應視為體現中方公共外交的利器，而不是刻板的例行公事。
經驗中的三大忌諱
在宏觀層面，總結觀察與經驗，中方與東盟近鄰的互動有“三大忌諱”:
首先既不能只停留在曾經的“僑務”層面，以“華僑華人”為爭取對象，而忽略了當地的主流社會或多數族裔。就以馬來西亞為例，“一帶一路”的宣傳,始終侷限於華裔社會。非華人社羣，尤其是馬來穆斯林社羣（約佔全馬來西亞人口的七成），對“一帶一路”知之甚少。可他們對中資企業大舉承包當地的基建與房建項目，標語全是漢字，卻有明顯出自民粹的反感，及對所謂“經濟入侵”的疑慮。此外，對以訛傳訛的新疆維吾爾族備受“種族滅絕”的傳言，他們的宗教民粹更是容易成為國際反華勢力煽惑的切入點。
其次是不宜把目標國社會的某一階層，尤其是掌控社會資源的高大上階層，鎖定為互動聯繫的對象，而忽略了當地社會多種族、多宗教、多階層的多元性。近年來，隨着涉外經貿往來的蓬勃，中方僑辦僑聯官員同當地華人華僑社區的對接互動，或有朝向商貿階層傾斜的傾向。如果其聚焦離不開少數的富賈名流的華裔社團領導，或只侷限於若干新僑（改革開放後移居國外的大陸公民）的標竿人物，這對整體爭取在地人和、嬴取民心、擴大影響的統戰效益是起不了應有的作用的。
第三，經驗已一再昭示，中方不宜把友好的資源和籌碼，全數押注在當權的執政黨身上。畢竟在當地多黨政治的體制下，政黨輪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結語
眼前的這盤攸關軟實力博弈的大棋，中方近年來戰略的佈局反映出其本身的高瞻遠矚、格局與氣度，可落地戰術的操作，卻仍離不開善用創意點子的智慧。面對當前外部反華勢力在海外的“負面傳播”操作，中方須以靈活、具創意且接地氣的傳播戰術應對，已是不爭的事實。在這方面，大灣區的港澳特區，因其社會制度與東南亞大部分國家相對接近，故此，在掌握受眾的心理與習慣上，有其一定的優勢，值得善用當地的傳播創意人才。
值此後疫情時代的新變局，中國的當務之急在於拓展其國際話語權，並靈活調整其國際傳播戰略，以期讓國際社會正確的認識中國。唯有這樣，中國才能在其綜合國力、國際影響力與全球信任觀感之間，取得成正比例的增長。這中國方案只要是坐言起行、普惠天下，自然會廣得人和，進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催生全球治理的新秩序吹響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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