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瞰佛坪縣城。
縣城跳廣場舞的人。
佛坪縣城區圖。
政府樓裏各部門的信箱。
夜晚的老街。
在中國2800多個縣級行政區中，有的以蔬菜集散中心聞名，有的將小吃開遍全國，有的縣是快遞業巨頭，有的縣盛產網絡主播，有的縣每年生產7億雙運動鞋，而佛坪縣以人少著稱。
佛坪縣是陝西人口最少的縣，常住人口3.02萬人，不到鄭州大學人數的一半，一棟互聯網總部大樓就能裝下全縣人。安徽臨泉縣人口超過200萬，是佛坪縣的67倍。從GDP來看，全國百強縣之首崑山是佛坪的352倍。
這裏生活着大熊貓和金絲猴，有時候，動物的新聞比人的多。這裏熟人多，很多人是同學的同學，親戚的親戚，不少情侶走在街上，不可避免地遇到前任。
縣城無論大小貧富，都有一套行政建制支持運轉。一家幾口都是公務員的現象並不少見。
沒有紅綠燈和網約車，也沒有肯德基和外賣
從西安坐高鐵向南，穿過層層疊疊的秦嶺隧道，抵達一塊被大山包圍着像鞋底的狹長平地，就是佛坪縣城了。
這裏沒有紅綠燈，沒有網約車，出租車有9輛。
出租車司機翟小濤子承父業，從父親手中接過方向盤，“佛坪很多人都有我的電話”。縣城十幾分鍾就跑完了，他主要往農村跑，誰家小孩拉肚子、發燒、孕婦不方便了，都給他打電話，山裏的溝溝塹塹幾乎快跑遍了。雖然車輛不多，但交通局和運管所的配置齊全。
橋頭的十字路口幾乎是縣城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一到傍晚，就進入廣場舞時間。退了休的男人“上班式”地在路邊打牌下棋，與上下班的人保持着一致的節奏。
一年兩次，縣城可以用“人頭攢動”來形容，一是臨近年關，購買年貨的人填滿了縣委縣政府前的街道。當地農民的菜攤擺在路邊，討價還價的嘈雜聲、刀剁在肉案上的砰砰聲，聲色交融。在縣城幾乎走幾分鐘就能遇到熟人親切招呼。
另一次是夏天的“秦嶺大熊貓文化旅遊節”，拍照的遊客擠在街上，網紅也來直播“帶你遊佛坪”。
餘下的大部分時間，人都是不多的。一個名叫“烤鴨店”的烤鴨店掛着自轉的烤鴨，瞧不見店主人。一處名叫“鮮花閣”的花店在上午11點仍然關着門。
佛坪沒有肯德基和麥當勞，唯一一家類似的店鋪叫“樂麥客”，招牌下寫着“中西式複合餐廳”。縣城沒有咖啡館，奶茶店也很難覓得蹤影。縣城的文旅大廈裏有一家電影院，一共兩個影廳。
曾經有個90後試圖在家鄉搞外賣生意，但很快倒閉了。同樣倒閉的，還有一家健身房，佔地一層樓，牆上的運動標語已經褪色。
雖然商貿稱不上發達，縣裏還是完備地配置了食品藥品檢驗檢測中心、食品藥品稽查大隊、質量技術監督檢測檢驗中心、中藥產業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節能監察中心、以工代賑辦公室、價格認定中心、生產力促進中心、電子商務產業發展辦公室、手工業管理辦公室以及居民家庭經濟狀況核對中心。
一家有7個包間的餐廳的老闆説，在佛坪“幹中餐的不如賣面的，賣面的不如賣饃的”。生意越小，生意越好。賣炕炕饃（當地特色小吃）的一天能賣出兩三百個，老闆的臉被做成表情包，在縣城人的微信羣裏流傳，幾乎人人認識。
經濟發展靠什麼
在縣城常能看見拎着尼龍公文包的年輕人疾步行走。一公里的街上有交通局、婦幼保健站、消防大隊、公安局、交警大隊、文化中心、電信局、教育體育局、環保局、地税局、林業局、農業局和水利局。
在另一條更短的街，會依次路過扶貧辦、民政局、財政局、檢察院、工商局、住建局、陝西佛坪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折返時經過氣象局、法院、電力局和勞動服務局。一位老縣城人到了60歲才知道深山裏的家鄉還有一個海事局。
佛坪縣委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介紹，截至2020年年底，全縣有各類編制2194名，其中行政編制640名，事業編制1554名。根據《佛坪縣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人數2991人。一份2005年的佛坪縣財政支出統計表顯示，當年行政管理費支出1802萬元，排在支出的首位，佔全年總支出的37%。那一年的經濟建設支出是405萬元。
在佛坪，工商業發展相對緩慢。
山茱萸是佛坪的特產，一到春天，漫山遍野的細小黃花吸引着外地遊客，等到秋天，結成紅紅的果實，是六味地黃丸的主要成分。山茱萸雖是難得的資源，但這些年來從技術、融資，到產業鏈的延伸上都發展困難。當地人在冬天看到個兒大肉厚的山茱萸爛在樹上，內心惋惜，“賣的錢連摘它的工錢都覆蓋不了”。
除了做藥材，當地想把山茱萸做成食品，卻很難在技術上突破，產品要麼酸澀，要麼失去營養價值。
1999年和2000年，工商銀行佛坪縣支行和建設銀行佛坪縣支行相繼撤銷。
今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陝西省政協副主席李冬玉建議優化縣級行政區劃，她説，越是人口規模小、經濟欠發達的縣人口流失越嚴重。西部某省52%的縣人口流失。某縣2019年常住人口3.02萬，地方財政收入3661萬元，一般公共預算支出8.65億元，行政事業和社會組織120餘個，財政供養人員6000餘人。她因此建議，對人口規模低於10萬人的小縣進行合併試點，減少行政資源浪費。
關於合併的説法，一直刺激着關注佛坪命運的人的神經。當被問到合併的傳言時，一些公務員搖着頭不想討論。
1958年，佛坪縣制撤銷，境內轄地嶺北劃歸周至縣，嶺南分別劃入洋縣和石泉縣。“鑑於大縣大社不利於管理，1961年又恢復佛坪縣建制。”
一些不願合併的人認為，佛坪處在兩縣之間，距離兩邊都較遠，合併後將不利於管理。而且此地有大熊貓，又是引漢濟渭工程的涵養地，功能特殊。縣的設置除考慮人口和版圖因素外，還有政治、經濟、文化、民族、管理、軍事等多個維度。
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生導師杜金鋒認為，撤縣要考慮縣城原先輻射範圍的人口獲取公共服務的便利程度，撤縣後相應的設施等級會降低，如農村人口看病會更不方便。
他曾跟澳大利亞的學者交流，那裏地廣人稀的地區，沒有配置醫院，但會派直升機定點為居民檢查。這提供了一種思路，“公共服務設施可以在區域間流動，而不是靜止的。”
杜金鋒説，經濟發展的根本驅動力是產業，“公務員經濟縣”中，公務員對當地的經濟只能是保障，而不是促進。撤縣後，當地的消費將繼續萎縮。
“未來撤不撤縣，核心是對老百姓的公共服務，合併後，還能否保證剩下人的生活便利。”西安交通大學社會學系副系主任悦中山表示。
佛坪有兩處公園建在山上，山裏人把登山當做一件苦事，而不是娛樂，因此有人一年也沒去過一次公園。“這裏的需求不是公園，本身就在自然景觀裏，也許健身設施才更有吸引力。”杜金鋒提到，無論從機構設置還是公共服務設施來説，縣城參照了大城市的標準，實際上應該因地制宜，滿足當地人的需求。
離開的
人少是先天不足加人口流動的結果。新中國成立前，佛坪縣城僅有南北走向一條300米的街道，城內居民不足1000人，現在縣城內的常住人口有8000人左右。
1990年，全縣人口35710人；2010年，變成32999人；2019年，全縣常住人口30181人，30年間，總人口減少5529人。
記者遇見陳麗穎時，她是縣城圖書館裏唯一的讀者。圖書館相對迷你，一樓只有兩面牆的書架，種植技術書籍與世界名著並列。陳麗穎出生於1993年，坐在角落裏安靜地看一本厚書。
“我不屬於這裏，總有一天會走的。”她在江蘇的一所學校學習藝術，後來考上了研究生。畢業後，她得到一個在西安的大專當教師的機會。
“當時我父母不讓我去西安，一定讓我留在這裏工作，那個機會就錯過了。”陳麗穎花了半年時間消化這件事，現在提起來仍心有不甘，“講的科目也是我喜歡的，藝術史。”她回家後，在少年宮做美術教師，教幼兒園和小學的孩子畫畫。
她想給縣城帶來不一樣的東西，給學生看設計感很強的建築，比如線條流暢的美術館和博物館，孩子們卻顯得躁動，不能接受這些“怪建築”。
有一個學期，陳麗穎嘗試大城市的教學方法，給孩子們一個主題，讓他們自由發揮作畫。結果發現，很多學生什麼都畫不出。後來，她恢復了傳統的教學，自己畫一個，底下的學生跟着她畫。
“你怪小孩沒有想象力嗎，想象的前提是基於生活，很多東西他們沒有接觸過，怎麼去創造？”
縣城在重山阻隔中，多年保持着弱小的格局。她已決定在今年夏天離開。那本厚厚的書是關於高等教育的，她還是想找回當初那個機會，去高校工作。
一位從佛坪到北京打工的90後始終記得離家的場景。那是2008年，外出還沒有高鐵，父母送他到汽車站，走了30分鐘。他們提着他的包，給他買了新衣服，擔憂着兒子的第一次遠行。兒子望着父母的背影，像很多遠離家鄉的人一樣暗暗下決心，一定要出人頭地，改變這個家庭。
黃文慶1978年坐林場拉運木料的解放牌汽車來到佛坪，3年後進入佛坪中學任教，直到上完高三最後一課退休，大半生幾乎都在佛坪，是這裏唯一的特級教師。
“高中難辦，大量學生到平川上學。”縣城裏條件還行的家庭，選擇把孩子送到漢中或是西安的寄宿學校讀書，一到週五，有“大部隊”的家長奔赴城市給孩子送吃的、洗衣服。同一時間，漢中一所私立學校會派兩輛大巴車把學生送到佛坪汽車站。
縣裏只有一所初中和一所高中，一共1089個學生。唯一稍顯擁擠並在建設第二所的學校是幼兒園。
從佛坪中學考出去的師範生基本都沒回來。一個高三學生在店裏打工，她正準備讀一所高職，她説這些年學校一年沒有幾個人考上一本，考上名牌大學的幾乎沒有。她的同學八成來自農村，在綠水青山裏長大的她覺得西安“是很美的地方”。她有些害羞，沒出過遠門，只在短視頻裏搜索聽過的地名，一個一個划着看。
佛坪中學的教師最費心力的是招生。每年中考的前30名，能留下10個在本地讀書已算不錯，即便學費住宿費全免，外加獎學金，還是難以讓學生留下，教師的孩子也會出去讀書。
“人少的地方往往偏僻，基礎設施建設受到限制，現代文明也不容易進來。”黃文慶説。
佛坪只有一家被代管的醫院，兩輛救護車長期安靜地停在門口。
許多縣城人生孩子都選擇到山外的都市，雖然佛坪配置有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辦公室、衞生計生綜合監督執法大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經辦中心、婦幼保健計劃生育服務中心和老齡健康服務中心。
不大的新華書店，裏面多一半是兒童的書，店員説“現在大人看書太少了，基本不看”。書店前是固定牌攤，招牌下有一半店面售賣雞爪。記者去時，博物館裏，展示民俗的假人比遊客多。
黃文慶記得，許多年前，縣文化館訂了一本雜誌叫《兵器》。很多人議論，“訂這本雜誌有啥用，你製造兵器嗎？”“人們的觀念是實用的，殊不知這是人的求知慾。”黃文慶説。
他主編了當地的期刊《佛坪文藝》，出版了17期，“演員少，舞台上轉來轉去就是那些人亮相。”即便這羣最活躍的文化人，也從未在佛坪搞過一次文化沙龍。
不久前，這裏剛成立了一個體制內的單位：文聯。
黃文慶説，小縣城人長期以來有意識的慣性，對大城市無比嚮往。
杜金鋒曾做過異地扶貧搬遷的調研，當一方水土養活不了一方人，流動是一種必然。他調研的一户人家，必須要挑水喝，單趟就30分鐘，一個40歲的壯勞力沒有外出打工的唯一理由是給父母挑水。
無論是從農村到縣城，還是從縣城到大城市，悦中山認為，中國未來的縣城總體人口規模在縮小，人口外流是趨勢。他在漢中調研，當地去年有340萬人，今年只有320萬，政府也在擔憂人口的流失。西安户籍放開後，渭南市一年流失近14萬人。杜金鋒在陝南的調查顯示，農村在過去幾年減少了30%人口，商洛市減少了38% 。
但悦中山相信經濟學家的理論，只要放開限制，未來自然會有勞動力的合理配置。“人們用腳投票。”
留下的
縣城橋頭最明顯的位置掛着一張巨幅廣告，“××教育”——一家培訓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考試的機構。掃廣告上的二維碼，“××幫你盯公告，第一時間獲取職位表，不必熬夜，不會錯過！”還會送上事業單位考試衝刺密卷。
很多留下的年輕人沒有過多選擇，希望跳入有編制的池子中。
有人考到超齡仍沒考上，有人為考編制已經花了十幾萬元，並仍在繼續。有的考生提個箱子，隨時出發，哪裏有考試奔哪裏，遠至蘇州。有的跟大學裏的老師打好招呼，逃掉課程，一門心思備考。
縣城工作的優先級是行政單位、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相親時，女孩只要有編，家底不錯，再打扮一下，就是“白富美”了。
碩士畢業的陳麗穎在當地算是高材生，別人問她在哪個單位工作，她答自己沒有編制、不在系統裏，“對方的微表情很讓人難受”。
縣城的建築中，有兩棟商品房高樓建於10年前，剩下大多是家屬樓和自建房，以林業局的高樓為最，林業局在這片山林裏是搶手部門，熱門的還有“管人的和管錢的”部門。
2019年，佛坪招了20多個行政編和50多個事業編，“有編制才能把人才留住。”編辦工作人員説。為了騰位子，有的幹部51歲退二線。
一位在基層的選調生説，工作是扶貧、各種填表、處理糾紛，一個幾百人的村子，一年能用掉幾十箱A4紙。
在政府部門工作，有些人中午溜達着回家吃飯睡個午覺。一位養豬户説這裏是山區，養豬的人少，管理畜牧業的部門可能清閒。
也有公務員感受到的是繁忙，最近一年，某公務員沒在零點前睡過覺，一次到了下午3點，她感到心慌，才意識到還沒吃午飯。
退休教師黃文慶願意女兒女婿在體制內工作，“平平穩穩，生存有保障”。他年輕時教學出了名，市裏的私立學校來挖人，工資翻一番，提供一套房，他拒絕了，“我還是覺得體制內更保險。”
“受傳統意識影響，吃官家飯，也是種榮耀。”黃文慶説，“在佛坪，創業的很少。”
姜東屬於“異類”，他是佛坪電商第一人，1987年出生，長期在外打工，2014年回鄉創業。
“結婚後，總要落葉歸根”。他看到家鄉山裏的棕櫚能做成牀墊，便和妻子創立了公司，早期不懂電商，印了廣告單到江蘇、山東一帶跑市場，收效甚微。一次在火車上遇到妻子的一位東北老鄉，才開始有了第一張、第10張、第100張牀墊的銷路。因為處在山裏，每天的運費都要貴50元。“我們在外面見識過別人的事業心，人總是不甘於平凡。”
創業最大的阻力來自家裏，父母一看到貨碼在那，賺不到錢，矛盾就來了。嚴重的時候，他跟父親幾個月不説話。直到家人聽到手機“叮咚”一響，訂單來了，氣氛才緩和。
另一重阻撓是村裏人的冷嘲熱諷，外地買家找不到廠子，在村裏問路，有村民就説他家牀墊如何不好。“嫉妒你説明自己本身膽小，他敢去銀行貸款幾十萬元、上百萬元創業嗎？”
觀念的束縛之外，創業也面臨着缺人的問題。姜東想聘請一些優秀的電商人才，發現“少得很，要麼就是半吊子”。
村民大多沒有在工廠工作的經驗，不瞭解規章制度。很多人在工地做習慣了，累了就在地上一坐。住在周邊的人，家裏有事總要請假，來回幾個小時，如何計算工資。
一位50歲的工人分配到的任務是晾曬棕，姜東發現他的心思不在活兒上，而是偷瞄着老闆，如果老闆不在，他寧可在太陽下暴曬，也不三下兩下把活兒弄完去陰涼下歇着。
“他們聽我談產品聽不懂。我説這個東西敢不敢搞一下，他們説，‘什麼東西，騙人的吧？’”
他所在的村子叫銀廠溝，端一碗飯，沒吃完就能走遍村子。村裏只有375人，去年死亡3人，出生2人。姜東有濃重的鄉土情結，喜歡走親訪友。他感到這些年，村莊少有孩子嬉笑打鬧的聲音，也少有豬叫和狗叫，有的人家大門一鎖，幾天看不到人。以前大家聊天的大碾盤，現在建成了停車場。他有時懷念小時候一羣孩子拿着鐮刀去打豬草，旁邊跟着小花狗的日子。
姜東在銀廠溝常感到一種不被理解的孤獨，“好像你跟不打遊戲的人解釋這個道具如何好，別人聽不懂”。在南方，他遇到問題，找個茶社，叫幾個朋友出來聊，總是能找到問題的核心，“就像文藝復興時候，那麼多思想一起碰撞”。在這裏，人們習慣反問他“有啥用”。
城市綜合徵
一位當地人曾外出打工，坐42個小時火車，落地廣州。一出站，就混入人羣中。她在東莞的車間裏加工工藝品，“天使的翅膀”和會發光的擺件，一年後回家， 孩子叫她阿姨，不叫媽媽。 “孩子不認我了，還打什麼工”。
2017年佛坪開通了高鐵，成為縣裏的大事。這是當地領導努力爭取的結果，被濃墨重彩地寫進縣誌裏。自1825年設立佛坪廳，縣城建制幾經變遷，儘管人少，佛坪在努力維護自己作為一個縣的地位。
為了能有人氣，佛坪想了許多法子，比如緊緊攥住大熊貓這張名片。山上的廣告牌、高鐵站的拱門、橋頭的裝飾、姜東的棕櫚牀墊上，全是熊貓的身影。
佛坪的人類活動較少，秦嶺又為熊貓提供了十多種竹類，使得這裏成為國寶的棲息地。當地曾推算，佛坪境內每100平方公里有大熊貓7.8只，密度為全國最高。
在《佛坪縣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人們能看到佛坪的發展。
初步核算，2019年全縣實現生產總值114767萬元，比上年增長8.1%。農林牧漁業完成總產值33463萬元，比上年增長4.2%。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26618萬元，同比增長13.2%。全年接待遊客197.6萬人次。羣眾安全感不斷提升，公眾安全感滿意率為96.03%。
公報還提到，佛坪主動出擊招引項目，建立招商引資聯席會議制度開闢重大招商項目、重點工程項目“綠色通道”，舉辦首屆“古道明珠、靜美佛坪”招商推介活動。
黃文慶説，過去講究“人定勝天”“人海戰術”，人少的地方都有種自卑。現在科技發展了，許多事情不靠人數決定。“佛坪人口雖少，但人均綠地、藍天、氧氣的比例很高”。
他熱愛這個工作了半輩子的地方。2002年，佛坪遭遇洪水，237人死亡或失蹤。救援隊帶着物資和藥品乘直升機來災區探望，螺旋槳捲起地上的灰塵，黃文慶看到，許多佛坪人哭了。
這裏地廣人稀，人們往往比都市更看重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小學同學很可能還是初中同學，也是高中同學。不管是學校醫院還是機關單位，面熟的人多。下班後朋友打來電話，相約一起燒烤，人們騎着電瓶車就去了。燒烤店老闆也是認識多年的，大家對每道菜都熟悉。
熟人太多有時帶來一些麻煩，人們吃飯喜歡去包間，在大堂，熟人多，少不了要多敬幾杯酒。還有人吃早點時背對着大門，不然一個饃還沒吃完，就抬頭跟人打了十幾次招呼。
黃文慶喜歡這裏的人情味兒。過去走在街上，誰家女子、誰家老漢都清清楚楚，哪一户來了客，幾乎整個縣城都知道。
即便不知道對方名字，也很可能瞭解他家在哪裏，做什麼工作，兄弟姐妹幾個。兩個人談戀愛，如果一方有隱疾，另一方不知道，馬上有人從好幾代前説起。
相親在這裏很普遍，一位當地年輕人經人介紹認識了在西安商場打工的女士，兩人匆匆見了一面。他最終娶到她的方式是討好她在當地的家人，秋收的季節去地裏摘玉米、過節了帶着禮品探望、修房子跑去幫忙，這期間他沒再見過女方，直到她回家，相處了幾個月，他便提着四色禮（煙酒等）上門提議把婚事定下。
中等家庭結婚時起碼有四五十桌酒席，有的有八九十桌。這裏的人很大一部分支出是人情份子，有人估算，一個公務員一年的份子錢大概是兩個半月的收入。
在這樣的人情社會里，言論、道德、口碑就能約束一個人，悦中山説，一般不用動用法律。這裏的犯罪率很低，一是犯了事在山裏跑不出去，二是人和人之間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但講究人情的地方也容易忽視制度，若在圈子裏，很容易得到資源，如果不在就被排斥，“影響了整體的公平。”悦中山説。
留在這裏的人則找到了一種適合自己的節奏，上了年紀的人安靜地坐在老街兩側，與面前的一排盆栽一同曬太陽。過去幾百年，佛坪人一直在這塊勉強平整的土地上平靜生存。入夜，圓月照着青山輪廓，像古詩畫面。
一位老縣城人説自己患有城市綜合徵，一到大城市，呼吸也急促了，聽力也不行了，心慌得很。一進山，所有症狀都消失了。他退休後，愛好養花、去河裏撿奇石、集郵，還種了一小塊地。
“也許未來佛坪會成為秦嶺裏的後花園。”悦中山説。
（文中陳麗穎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楊傑文並攝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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