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丨周天財經，作者丨 白雪
寫出著作《變形記》的卡夫卡，年輕時在布拉格波西米亞王國工人事故保險所的頂樓工作。白天他是辦事員，晚上他撕下隱藏在人羣中的暗淡，拼命寫作「準備改造歷史」。像卡夫卡這樣擁有雙重職業的人，百年後越來越多。
今天，新冠疫情改變了工作秩序，打碎了被規範好的時間，零工經濟在萬物皆可互聯的環境下，變得更加貼近於個體生活——只需自己的技能發佈在平台上，每個人就能分享閒置資源和特長，提高了勞動力供需匹配效率，這使得擁有「雙面人生」的年輕人變得更多了。
根據領英對用户開展的調研報告，在疫情期間，有超過 60% 的職場人開展了或計劃開展副業和兼職，78% 的人表示疫情結束後仍會在本職工作外，繼續兼顧副業和兼職。隨着行業細分、互聯網下沉，在越來越卷的工作環境下，年輕人沒有一身 buff 加身，已經不能説自己是社畜了。
在零工經濟高度發達的背景下，我們試圖以幾位搞副業、或被副業「搞」的年輕人故事，來講講零工經濟的那些事。
01、萬物皆可副業在以前，我們把擁有多重職業的人稱之為斜槓青年。
這個詞來源於作家邁瑞可·阿爾伯撰寫的《雙重職業》，書中認為這種身份可以擺脱工業社會限制，充分發揮個人多元才能。斜槓青年這個詞在 7. 8 年前曾風靡一時，但隨着「斜槓率」的提升、年輕人更傾向以「搞錢」為目的，因此斜槓青年逐漸被簡化為「搞副業」。
在斜槓青年到搞副業的轉變中，出現了三個變化。
一是目的變了，斜槓青年是出於愛好之餘，增加收入，但搞副業更多是以賺錢為目的，來補足生活消費。二是跨度變得更大，以前一名藝術家底下的標籤欄可能有「演員|攝影師|導演」，但在疫情工作壓力、共享經濟的成熟下，做副業的行業跨度變得更大。賣炒飯的阿姨可能代寫 JAVA，做大廠運營的也可能是業餘配音師。三是門檻變得更低，副業選擇多元，甚至達到了「萬物皆可副業」的狀態。
比如在豆瓣上有一個「副業失敗的一天」小組，裏面有超過 16 萬名組員，她們發帖自述的副業可謂五花八門。
豆瓣小組「副業失敗的一天」
做「陪聊員」是小組成員的主營業務，而嗨喲潤撿起自己小學寫過的晉江網文，準備再續前緣，或者從零起家當博主，甚至進軍自媒體，模仿爆款文章，寫今日頭條、百家號。更有人抓住機遇，在春節假期整活兒，通過畫微信紅包封面、在小鎮賣春聯實現副業月入千元的成績。
本科畢業三年的小雅就對我們表示，搞副業基本沒有門檻，自己搞過的副業就不計其數。做海報、寫公號推送、畫頭像，基本都是能通過看教程自學，零基礎入門的。
小雅的副業之路是從一台 iPad pro 開始的，畢業後她進入二線城市的 NGO 工作。按她的話説就是「工資 3k 剛夠温飽，基本為愛發電」，雖然工資低，但是工作內容涉及藝術展覽、合唱表演等藝術活動，因此她一直沒辭職，平常生活省吃儉用。但因為喜歡手繪，小雅看中了當時流行的 iPad pro+Apple pencil 的大屏組合，價格將近一萬。
小雅業餘愛好畫畫 購置了ipad pro+apple pencil組合
衝動消費過後，留下的是長達一年多的分期賬單。
無奈之下，小雅通過朋友介紹，接起了公眾號編輯的副業來還貸。小雅告訴我們，這些東西學起來都很快，利用好秀米、canva 這一類製作網站，就能掌握基本操作。但她也坦言，會做和做得好是兩碼事，這之間的差別取決於，對內容的把握和良好的審美。
這兩年她先後做過一家公會、一家民宿的長期公號推送。「每月大概推 3—4 篇，算下來每月有兩三千塊錢」。
在小雅身邊還有很多類似的 95 後，她們做副業的轉折點基本一致——都發生在疫情爆發後。小雅正在讀研的朋友陳雨，副業就是主持人，疫情前一直幫別人主持婚慶、商業活動，一場收入最高能達到千元。
長達兩年的疫情，直接減少了主持活動的訂單。陳雨形容「疫情對主持行業衝擊巨大，副業幹主持的都沒單子接」。陳雨後來索性就不接主持了，有時運氣好能接到為視頻課程配音的活，配完五節課，一共三千元。沒有活的時候，週末就去賣氣球。據陳雨透露，她從淘寶進貨，拿到街上賣。生意好的時候，純利潤有 300 塊，但要躲避城管，幾乎沒法坐下來休息，十分辛苦。
有時候，疫情也增加了一種副業，小振曾經接到了一份核酸檢測志願者的任務，他只需穿着一身防護服坐在火車站出站口給乘客做核酸，3 小時就能掙到 300 元。不過，其家人出於擔心，阻止了他的這次副業。
02、副業的代價做副業的最高境界就是副業賺得比主業還多，不過這種情況極少，最有可能先出現在主業較空閒的人身上。
因為父母的強烈建議，李夢畢業後擠破頭考取了家鄉公務員宣傳崗，但這對於學藝術院校學設計的李夢來説屬於大材小用，「做了一些海報宣傳政策，上級拿給領導看，領導都不喜歡覺得太花哨了」。
從此李夢就安分了，白天有任務就工作，沒有就開始畫產品設計。有時幫新店鋪設計 logo，有的時候畫點同人周邊去賣。「基本大單接一兩個就比我工資高了」。或許高價值的副業遲早會變成主業，李夢並不想在體制內繼續幹，她準備再過半年就去做設計師。
跟李夢一樣，副業失敗的一天小組組員小徐，兼職收入也超過了主業收入。據她在帖子內陳述，由於身處廣西，離越南較近，三個月前她開始做 shopee 本土店（東南亞跨境電商平台）。由於越南市場不怎麼飽和，再加上有電商運營經驗，小徐瞄準了較為稀缺的「家居」品類瘋狂鋪貨，三個月下來，從拼多多采購貨源的小徐副業收入也超過三萬。
小徐曬出店鋪一天內交易金額
「目前每天要為此投入 2~3 個小時，等到運營穩定，我就打算全職做這個了」小徐在帖子下回複道。
李夢和小徐都是幸運的，她們在副業中找到了更高的情感、經濟價值。因此，好的副業幾乎都會轉換為下一份主業。但就像副業失敗一天小組的組訓一樣「今天也是發展副業失敗的一天」，更多年輕人副業翻車，回報率過低草草放棄，甚至慘遭副業騙局。
騙局很多集中在「淘寶刷單」「商家寄拍」兩個重災區，騙子利用年輕人想賺小錢的心理，不斷引誘年輕人先付款，層層詐騙後又人間蒸發。小魚最近就親歷了副業被騙，她在一個小紅書的豆瓣小組上，看到有人在招寄拍模特，要求十分寬鬆而且收入可觀，找人貼寫道「不用露臉，身高 150 以上，每單 65 元，每個月可以安排 25 單」。
這對於尋找副業的年輕女性，似乎是筆劃算的買賣，小魚看到後立馬聯繫了對方。正常寄拍流程過後，到付款時，對方説是企業代付，但卻要求小魚掃碼。小魚掃碼後，買衣服的 500 塊就直接被付出去了。「當時客服立馬説語音指導我退款，又跟我開了共享屏幕，讓我開通花唄買了三張星巴克卡券，我想反正卡綁定的還是我手機號，它也用不出去。」
五分鐘後，三張星巴克卡就已經被刷完了。
小魚的三張星巴克已經顯示被消費
「我完全不知道他們怎麼操作的」事後只留下小魚一人原地懵圈。
其實騙子得逞的原因很好理解，許多年輕人找副業，以搞錢為驅動力，但自身能力和定位卻難以匹配。試想，有着專業的模特不用，為何商家需要聘普通人呢？
最近一兩年，聲音、剪輯、寫稿類的副業層出不窮，看起來這些都是高回報副業，但所謂的零門檻搞副業並非免費的午餐，瞭解之後就會發現，發試音需要你交錢、聲音不過關需要提升，就得你買課，而進入寫稿兼職羣，就需要你交中介費。
年輕人「副業焦慮」可能沒有養活自己，反倒養活了各大副業訓練營和騙子們。
因此，只需要你動動手指拍拍照、點點鼠標的副業幾乎不存在。最重要的還是，明確自己的定位和方向，利用網絡資源實現真正零成本技能學習，找到合規渠道做副業。
03、隱秘的「海鮮市場」在採訪這些做副業的年輕人中，許多人共同提到的一個詞，就是「海鮮市場」。
一般人可能對這個稱謂有些詫異，但經常做「流動性副業」的年輕人肯定知道，這是為了防止社區屏蔽，對閒魚的別稱。
網友們小心翼翼地保護着閒魚，是因為，相比淘寶開店、在微信接單，閒魚交易手續簡單，而且不破環社交圈。因此，閒魚成了這羣年輕人幹流動性副業的最大來源地。
我們曾經也寫文章討論過，閒魚平台提供二次元興趣變現的現象，但顯然，這個範圍比我們想象中還要大。有人在閒魚掛出補課，一小時五十，有的人自創「萬事屋」，包攬遊戲陪玩、深夜陪聊、接單夸人罵人、為平台刷活躍度、當自律監督師等各類雜活。
在副業剛需的氛圍下，閒魚月活躍用户已經超過 1 億，其中 90 後用户佔比超過 60%。但隨着此類交易風險提升，「技能交易」也從舞台前走向「幕後」。
在閒魚為改版之前，「技能交易」是一個具體的板塊，可以自由選擇。但改版後用户只能根據發佈的物品圖片，來選擇限定的關聯詞。
閒魚改版前和改版後區別
可以説，平台主動減弱了出售技能與自主推送流量的關聯、降低技能交易類目曝光量。此外，也從社區公約層面禁止提供網絡聊天服務，對學習輔導、監督服務加以限制。
但這沒有阻礙年輕人搞副業的熱情，搜索技能服務，仍能出現相應結果。筆者發現訂單交易前，向買家提供微信、QQ 號碼時，平台沒有顯示相關警示標識。就有年輕人在副業失敗一天小組內反映，在閒魚找的 PPT 代做、外語翻譯，在完成工作任務後卻沒有結款。
如何做好零工經濟的全流程保障，成為平台經濟在新時代的一個新命題。
04、未來，有何可能性？其實，副業之所以受歡迎的原因，除了能賺錢之外，還是年輕人發展焦慮的具體體現。
年輕人的副業生涯，多始於疫情在家辦公時。
蓉蓉在一家旅遊頭部大廠工作，「疫情爆發後沒多久，我們就開始輪崗輪休的工作模式了，我身上還有房貸，在家待着休息就特別緊張」，這種疫情和房貸帶來的壓力，促使蓉蓉不得不發展副業保底。「當時思考了一個晚上幹啥，我想我化妝技術不錯，我就註冊了個小紅書賬號做仿妝」，現在蓉蓉已經有了小 3 萬的粉絲，「接一個廣子也有千把來塊了，至少夠還房貸」蓉蓉説道。
像蓉蓉這樣的年輕人受疫情影響壓力的人還有很多，去年 11 月，人力資源公司美世發佈了《美世職場健康需求報告》，報告顯示，疫情對員工的心理、生理和財務健康產生了實質性影響。超過半數的中國員工（53%）表示在去年感受到了壓力。
因此，做副業可能是一個「出口」，能夠緩解個人經濟壓力和緊張情緒。與此同時，在「偷偷摸摸搞兼職」的另一面，還有許多公司從源頭創新了工作模式。
比如疫情爆發初期，在國內出現了「共享員工」。當時，盒馬鮮生聯合餐飲企業共同分享員工，温莎集團當時就共享了 12% 的基層員工到全國盒馬門店，而後沃爾瑪、京東 7FRESH、永輝等十幾家企業也相繼引入「共享員工」。
在太平洋的另一邊，以谷歌為首的頭部科技公司，也已經準備好了將遠程辦公變成「永久」。目前，谷歌員工基本都處於遠程辦公的狀態，筆者曾經在大理遇到過一名谷歌工程師，他就是利用遠程辦公環遊西北，而後旅居大理。不過，雖然谷歌接受員工申請「永久遠程辦公」，但前提是減薪 15%—25%。
個人發展副業、企業靈活用工，既是大勢所趨，也是一種「方法」。
中國社會學家項飆曾在一次直播中談到「自己的經歷總是在變化的，如果你把自己作為方法，我們探索求知就會是一個很具體開放、同時又非常持續的過程」。儘管有人認為，競爭壓力巨大的年輕人，談自我非常奢侈，但項飆回覆，艱辛對不同人羣的意義是不同的，生存困難和工作有壓力不能混為一談。
談自我或許是件艱難的事情，但從小徐業餘做 shopee，找到第二職業，再到李夢下定決心跳出體制做設計的故事看來，多元的工作模式、發展副業的火熱氛圍，至少都為年輕人「找自己」提供了可能性。
越來越多的人擁抱新的工作方式，過着有別於乖孩子的「另一種人生」，總體上，這些都是社會進步的表現，讓我們既能擁有穩定的秩序感，又擁有更多自由。
因為人在內心需要遷躍，這種遷躍支撐因素無非兩點，一是長期固定的成長積累，二是不確定性。前者需要秩序感的支撐，必須在固定的時間完成一定量的任務，而後者則需要保持個人系統的開放，時刻擁抱新事物新觀點。
其實，這就是零工經濟的邏輯，不管「搞副業」還是「被副業搞」，我們始終要在秩序感和不確定性中尋找一種微妙平衡。
注：所有受訪者、發帖人均採用化名。
參考資料：
「1」全面復工來臨，共享員工何去何從？
「2」在家辦公的代價，谷歌選擇永久居家辦公的員工被迫減薪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