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綜合報道】 編者的話：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馬丁·阿爾布勞是全球知名的社會學家，也是“全球化”概念最早提出者之一。近些年，從一個西方學者的視角，阿爾布勞先後著有《中國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角色——走向全球領導力理論》《中國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探討共同的價值觀與目標》等著作，內容涉及全球化理論與實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治理與中國貢獻等主題。日前，應《環球時報》之邀，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義桅圍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重要理念同阿爾布勞進行深入對話。在中英兩位學者看來，命運與共及合作意識深深嵌入了中國認識外部世界的思維模式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立在通過每一個項目來提升人類福祉這一願景之上，而在構建的過程中，中國發揮着重要的作用。
中國發展是“全球化最重要的故事”
王義桅：“全球化”的概念最早出現於上世紀90年代，您負責主編的《全球化、知識與社會》論文集成為以“全球化”為書名的第一本著作。近些年，您提出以全球性超越現代性也很有前瞻性。
阿爾布勞：我與全球化的第一次接觸是在1990年。在馬德里召開的世界社會學大會上，我最早將全球化作為一個主題。回顧歷史，全球化並沒有一個單一的故事，很多曲折和反轉發生在各種地緣政治事件上。在20世紀末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認定未來全球化的發展方向必須由美國主導。2001年發生的“9·11”事件，結束了西方在慶祝第三個千年到來時的喜悦。同樣，世界經濟也不是線性發展的，沒有人能預測計算機技術和互聯網力量的持續創新所帶來的影響。最近一次衝擊全球的事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它既顛覆了“國家邊界將變得更加開放”的想法，也凸顯了人類對科學合作的依賴。我認為，全球化最重要的故事就是中國這些年的發展，其中包括中國成功讓數億人擺脱貧困。
王義桅：2017年1月，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題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旨演講。面對“世界怎麼了、我們怎麼辦”這個整個世界都在思考的問題，中國給出的方案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您怎麼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
阿爾布勞：“人類命運共同體”與“西方文明衝突論”形成鮮明對比。正如中國領導人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演講時強調的：“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裏，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裏，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從經濟發展到文化、綠色生態、網絡空間，再到國際政治，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範圍不斷擴大，如2015年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上與會成員對命運共同體作出的最具決定性和深遠意義的（減排）承諾。這是人類的共同使命，也是一種新型的共贏國際關係。
我認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已擴展到人類事務的各個領域。我們現在發現，金磚國家、中國—非洲、拉丁美洲等特定區域的命運共同體正受到鼓舞。歸根結底，人類命運共同體取決於採取切實措施，為致力於“世界持久和平繁榮、各國人民安居樂業”，必須緊跟時代要求。我記得在闡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7年12月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引用過《禮記》中的一句話：“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中國領導人的講話足以改變世界，而我僅僅是在學術領域對全球化的研究作出一點微小的貢獻。
重新審視“是什麼將人類凝聚在一起”
王義桅：我與您因為“一帶一路”而相識，在研究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成為好友，您還為我的《時代之問中國之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書作序。在很多國際學術交流場合，我也以中國學者的身份闡述“時代之問和中國之答”。首先，是迅速發展起來的中國和世界的相處之道。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目標不是趕超美國，也不是回到漢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和精髓，引領着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因此被寫進憲法。其次，是通過回答“世界怎麼了，我們怎麼辦”提出“中國方案”，及時回應了“建設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如何建設這個世界”的重大時代命題，即通過“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推動全球互聯互通夥伴網絡，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因此被寫進黨章。第三，正如習近平主席同外國領導人通話時強調，“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證明，只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才是人間正道”。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公報指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引領時代潮流和人類前進方向的鮮明旗幟”，正因如此，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被多次寫進聯合國正式決議。
阿爾布勞：中國領導人對構建世界新秩序作出重大貢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體現出中國的傳統智慧，也將我們對現實與未來的關心結合起來。我認為，全球公共話語將被重塑，它首先將我們關注的焦點從充滿開放和無盡可能性的未來，轉移到審視“是什麼將人類凝聚在一起”這一最根本的存在性問題上。
王義桅：提到中國的傳統智慧，那麼，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如何堅持和而不同、尊重文化多樣性？
阿爾布勞：我認為，儒家經典《禮記》施教的角度，是從個人步步擴展到世界，正心、誠意、修身，方能齊家、治國、終平天下。儘管英文中也有“行善由家始”之類的俗語，但歷史上，大英帝國開拓海外市場，向原住民傳基督教恐怕算不得善行，現在美國推廣美式生活也是如此。在西方列強看來，世界是要按自己的形象去改造。
王義桅：不同於西方，中華文化推崇和合共生、美美與共。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角度看，“中國夢”是東方文明覆興夢。中國不會重複您剛才所説的“國強必霸”的歷史循環，不會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中國正在展示傳統文化的忠恕之道，努力開創新型國家關係，比如提出亞洲新安全觀，倡導和諧地區、和諧世界。亞洲是中國和周邊國家的共同家園，各方有責任共同維護好和平繁榮穩定的局面。要做到這一點，關鍵是實現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中國積極倡導建立“同呼吸，共命運”的安全夥伴關係，超越了“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的“亞洲悖論”及雙邊軍事聯盟體系。中國提出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並倡導與歐洲國家共同開發第三方市場，就是避免零和博弈。
從“己欲立而立人”的角度看，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的大國，“中國夢”能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產生強大的吸引力。中國要實現中國夢，也要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脱貧致富、提升國際地位的共同夢想。
從“己欲達而達人”的角度看，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在中國外交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因為隨着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從低端邁向高端，一些國家正在承接中國產業轉移的後方市場。中國同其他新興大國的合作還具有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法治化發展的戰略意義。
“通過每一個項目來提升人類福祉”
阿爾布勞：除了剛才我們所説的，中國還高度重視對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衞生組織等多邊機構的國家承諾。為了維護和平，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派出維和人員最多的國家。此外，中國還建立了新的多邊機構，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中國還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同越來越多的國家進行合作。正如一些西方學者建議的那樣，“如果僅讓一國來領導全球治理，那麼現在的中國似乎比美國更有資格”。中國自己的民主模式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定義上就排除了向其他國家輸出的可能，並且中國也認為其他國家也有屬於其自身的治理模式。與此同時，中國認為任何國家在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中都是重要的，因為每個國家都能借助其獨特的治理模式而作出差異化貢獻。
根據不同國家的現實需求作出務實回應，並對合作共贏達成國際共識，這些行動對全球治理的進一步發展作出貢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立在通過每一個項目來提升人類福祉這一願景之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成功實現，已經證明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的整體治理能力。
王義桅：的確，我們應着眼於促進各國共同發展，而非糾纏於國家利益的分歧和衝突。全球化發展到今天，出現了非傳統安全威脅、貧富差距拉大等現實問題，加劇了世界的衝突與動盪，而這些世界性的問題僅靠某個或某幾個國家的力量，是無法從根源上解決的。
阿爾布勞：對於任何聯盟體系或多邊協定來説，命運與共及合作意識深深嵌入了中國認識外部世界的思維模式中，而其對世界來説更是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激勵了世界與中國的民間交往，可能有助於“柔化”西方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尖鋭鬥爭。如果超越意識形態的紛擾，中國對未來國際關係格局的影響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中國彌合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對立，發揮了橋樑國家的作用。
王義桅：中國和世界各國該如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阿爾布勞：各國必須合作應對全球挑戰，有充分理由促使各國遵守普遍分工原則，這也是18世紀歐洲啓蒙運動時期所推崇的價值觀。各國擁有各自的比較優勢，能為全人類的福祉作出各自的貢獻。中國確實在實現全球性目標的過程中起到帶頭作用。在應對全球挑戰時，國家之間的通力合作，特別是區域性的緊密協作，可以實現任何一個國家單獨無法實現的目標。無論是共建“一帶一路”，還是在歐盟、東盟等多邊合作平台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各國利用自身在通信、農業、航運等方面的比較優勢實現合作，一個差異化的分工協作模式正在形成。基於這一想法，我和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研究二十國集團（G20）問題的資深專家科林·布拉德福德建議，各個區域之間可以簽署協議，針對特定的政策領域，優先進行分工合作，以此對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作出貢獻。全球治理對一個國家及其所參加的體系都有作用。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這兩方面是不可分割的。考慮到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分量，比如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全世界2/3的國家對華貿易額超過對美貿易額，世界作為整體，有必要讓中國繼續走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