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為了與對中國的三重定位——“夥伴、競爭者和對手”相對應，在德國總理默克爾近日對華盛頓進行的“告別之旅”中，她與拜登總統互稱“朋友、夥伴和盟友”。
客觀上説，拜登政府給予默克爾此次一天時間的“工作訪問”幾乎全套國賓禮遇，賓主互動之間也儘量渲染和諧氣氛，自然是希望賦予這三種關係層層遞進、彼此增強的含義。但在氣氛之後顯露出來的德美乃至歐美關係現狀，卻是既回不了頭又邁不開步，“朋友、夥伴和盟友”關係已今非昔比。
回不了頭的朋友
執政長達16年的默克爾先後經歷過四任美國總統，説到朋友關係，應當是和拜登曾經的“老闆”奧巴馬總統最為密切。奧巴馬與默克爾共事八年、任內曾六訪德國，還將他2016年11月“告別之旅”的重頭戲放在了柏林。
在特朗普上台的預期下，當時奧巴馬頗有將“西方民主價值薪火”託付默克爾之意。隨後四年的德美關係果然成了西方內部“反建制民粹派”與“正統自由主義”之間的戰場，默克爾成了特朗普最不待見的歐洲領導人，德美之間的齟齬不斷，也拉着歐美關係直線下墜。
在五年後的另一場“告別之旅”中，拜登高規格接待默克爾顯然有重新喚醒記憶的考慮，但默克爾也深知對方不是奧巴馬，而是一個已經被特朗普弄得四分五裂的美國架在台上的拜登。如果在四年之後，重新牽手的朋友之間分歧和矛盾依舊，牽手就成了擺拍，沒有風雨躲得過便沒有歲月可回頭了。
互不託底的夥伴
在默克爾行前，美國不少媒體和政客把焦點放在了她的外交遺產能否被德國下屆政府繼承的問題上，對德美關係因內政變化可能出現的前景心裏沒底。這一幕和五年前奧巴馬訪德時媒體的關注何其相似。
默克爾在任時擁有的影響力與她離任後德國政局和政策的不確定性成正比，儘管她的黨內繼任者拉舍特（目前在德國國內民調支持率仍領先）信誓旦旦地要蕭規曹隨，但其個人聲望和執政經驗都難望默克爾項背。而且在德國國內，拉舍特還素來有親俄、親商（因此親華）的名聲。
曾經異軍突起的綠黨候選人貝爾伯克有親美背景，但近來由於個人品行遭到質疑，所以拖累了民眾對綠黨的支持率。如果社民黨和自民黨的支持率保持目前的穩定，在默克爾之後德國政治出現少數黨聯合組閣的概率會繼續增大。因此，美國面對的可能將是仍由基民盟領銜但政策搖擺或者其他黨聯合但政策衝突的德國新政府。
如果是前一種局面，默克爾仍能發揮餘熱，拜登對“老朋友”的感情投資或許還有回報；但如果是後者，那麼默克爾有關“德國對美政策保持連續性”的承諾也就難有實際意義。但德國和歐洲對拜登政府能否在美國政局中站穩腳跟、多大程度上能在對外政策上“撥亂反正”同樣心裏沒底。還能不能以及如何對“夥伴”的內政及政策施加影響，這曾經是特朗普令德國和歐洲頭痛的大問題，現在卻擴散成令歐美雙方都頭痛的政治頑疾。
美國曾經是德國“現代民主政治”的主要締造者，政治上的同氣連枝和相互託底也曾經是德美、歐美關係的基石。特朗普政府對德國的重點打擊和對歐洲的多方發難，恰逢德國經濟實力向政治影響力轉化的時期，也恰逢歐洲遭遇多重危機需要盟友幫扶的時期，因此加速倒逼出了德國和歐洲的“戰略自主”。“夥伴”先於“盟友”是德國和歐洲對歐美關係的新定位，其後“平等”先於“追隨”、“合作”繫於“博弈”的變化不言自明。
話不投機的盟友
在經貿摩擦、人員往來解禁等雙邊問題上談不攏的情況下，俄羅斯和中國毫不意外地成了德美領導人的話題。
為“重振跨大西洋關係”，拜登政府給歐洲佈置了兩道“作業題”：在對俄關係上打掉“北溪—2”天然氣管線項目，在對華關係上擋住中歐投資協定。在歐洲議會給投資協定設障、德國利益遭受挫折之後，默克爾無法在“北溪—2”天然氣管線項目問題上再做退讓，因此雙方只能各説各話，雖然語氣緩和但立場都很堅定。但美國的算計是給“北溪-2”天然氣管線項目套上“不讓烏克蘭吃虧”和“不被俄羅斯利用”這兩個籠頭，然後再利用項目從完工到試用、再到正式通氣的時間差，和默克爾之後德國政府的政策縫隙，尤其是綠黨反對“北溪-2”天然氣管線項目的立場來解決掉“俄羅斯問題”。
在對華關係上，拜登和默克爾的表態則滿是“打機鋒”的意味，值得細品。一方面雙方似乎是在“基於共同價值觀和規則”來處理對華關係上找到了共識，另一方面又公開承認在路徑和方式上有差異。默克爾不願掉入拜登設下的中國就是“價值觀挑戰者”和“規則破壞者”的陷阱，不僅承認中國有“追求科技領先的權利”，而且還拿中歐經貿競爭與歐美矛盾作類比，實際上承認了中美歐競爭的合理性，這與美國對華要麼“服從”否則“對抗”的立場大相徑庭，這也是德國甚至歐洲在中美競爭中為建立戰略自主給自己找到的距離感。
“後默克爾時代”的德國和歐洲，仍然會面臨美國在對華關係上的持續壓力，但默克爾離開前所表現出來的理性，應該成為她外交遺產中最值得繼承的那部分。（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