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京報報道，7月7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佈《網絡暴力信息治理規定（徵求意見稿）》公開徵求意見。這是繼中央網信辦於2022年11月正式發佈《關於切實加強網絡暴力治理的通知》以來，網信部門在加強網絡暴力信息治理力度上的再次發力。
一個月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起草了《關於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徵求意見稿）》，6月9日起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現已截止，預計離正式出台不會等太長時間。
治理網絡暴力，需要行政與司法無縫連接，更需要政府、社會與市場同向而行。各部門在建章立制上紛紛行動起來了，這是一個好的信號。
觀察兩份“徵求意見稿”，“網信版”聚焦“網絡暴力信息治理”，“兩高一部版”着力“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從規制的對象看，前者對網絡信息服務提供者的要求更多；後者則針對所有參與網絡暴力行為中的違法犯罪人。權力主體不同，規範對象不同，責任機制不同，背後是執法權與司法權各有所別。
所謂“共治”，前提就是要各部門各司其職、各盡其責，手持行政、司法權柄者知責於心、擔責於身、履責於行，才能真正有效維護公民人格權益，營造良好網絡生態。
此次網信版“徵求意見稿”，首次對“網絡暴力信息”給出了具體的定義，即“通過網絡對個人集中發佈的，侮辱謾罵、造謠誹謗、侵犯隱私，以及嚴重影響身心健康的道德綁架、貶低歧視、惡意揣測等違法和不良信息”。輿論場內的慣用語，一旦寫入規範性文件，準確界定都是首要任務。
不過，其中一些概念或許需要進一步明確。如“集中發佈”要多“集中”？“嚴重影響”要多“嚴重”？“惡意揣測”的“惡意”要多濃？“不良信息”的“不良”應由誰來評價？給出規範的同時，留下了更多有待規範的空間。
如何盡最大可能對概念界定清晰，讓“規定”的可操作性更強，又不致因過度“具體”而扼殺了“網絡暴力信息”本身的延展性，這是一個難題，也是在徵求意見中應着力解決的重點。
此次“徵求意見稿”最受關注的亮點，當數針對網絡暴力事件發生的“一鍵防護”的觸發、啓動及保護機制。“徵求意見稿”明確，網絡信息服務提供者應當建立完善網絡暴力防護功能，提供一鍵關閉陌生人私信、評論、轉發和消息提醒等設置。用户面臨網絡暴力風險時，應當及時發送系統信息，提示其啓動一鍵防護。
這也表明，之前已在某些社交媒體平台中實踐的“一鍵防護”，不但得到肯定，更被全面推廣。規範與實踐的互動，有了具象的體現。
研判“徵求意見稿”有個普遍適用的角度，就是先看“法律責任”一章。從網信版“徵求意見稿”的起草主體和主要內容看，大概率會以部委規章的形式正式出台。第六章中的“法律責任”，主要是行政責任的細化。舉凡警告、通報批評，責令限期改正，罰款等行政處罰，對象均為網絡信息服務提供者。責令暫停信息更新等要求，也歸責於網絡信息服務提供者。
這大大強化了平台的責任，也將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提升平台的合規成本。徵求意見的過程，也將是在內容監管和平台責任上找到合適的“度”的博弈過程。
平台是網絡信息（包括網絡暴力信息）的主要獲益者。只有利沒有責，網暴信息難以遏制；只有責沒有利，平台經濟難以為繼。就當下來説，本着權責利相一致原則，強化平台責任是方向，實現權責利平衡是目標。
網信版“徵求意見稿”第十四條對“羣主”也有明確的約束條款。“網絡社區版塊、網絡羣組的建立者和管理者應當履行管理責任，規範成員網絡行為和信息發佈，發現用户製作、複製、發佈、傳播網絡暴力信息的，應當依法依約採取移出羣組等管理措施”，這讓不少網民奔走相告，“羣主有權依法‘踢’人了”；也有不少網民感慨，“羣主不好當了”。
從責任機制來看，此次主要針對的還是網絡機構。比如，對組織、煽動發佈網絡暴力信息的網絡機構，應“依法依規採取警示溝通、暫停商業收益、限制提供服務、入駐清退”等處置措施，羣主、網民的行政責任並未涉及。
但這並不表示，羣主、網民在網絡暴力信息治理中就沒有法律責任。民事責任、刑事責任本就不在網信部門的規範性文件之中。至於行政責任後續會否補全，還有待觀察。無論如何，此次“徵求意見稿”的發佈，都是向着網絡暴力規範治理，邁出了重要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