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樹基溝到北三家，約有十餘公里，三面環山，中間是平坦的溝。兩條瘦瘦的鐵軌沿着南面的山腳蜿蜒伸展，逢河搭橋，遇村設站，末了穿過一條長長的隧道，懸在半山腰上——嗚！嗚嗚……轟！隆隆……車到了終點北三家站，這裏東達縣城清原，西通煤都撫順，可謂交通要地。火車的起點是樹基溝。往大里説樹基溝是鎮，曾有過上千人口；往小裏講是一個街道，一個村落，是山旮旯。日本掠奪者發現了這裏的礦藏，後來夾着尾巴滾出了這塊土地。新中國成立後，年輕的父輩們從四面八方趕來，成為樹基溝的主人。開山劈石，入井挖巷，建立了自己的礦山，也養育了他們的妻子兒女。我家住在鐵道旁的一幢平房裏，面山而居，勤儉度日。1966年某一天，我呱呱墜地的哭聲裏不知是否有門前火車的轟鳴，但我的確出生了，而且從此長大，美好的少年時光也永遠留存在那裏了，留存在那兩條窄窄的鐵軌上。
白天，父親上礦工作，母親下地務農，長我幾歲的哥哥或做工或上學，我和弟弟在家。
但這是我們最快樂的時光，無憂無慮，呼朋引伴。我們的戰場就是門前的鐵路，大家拿了木條拽了棍子，鐵道南鐵道北，折戟沉沙，征戰百回。如果是火車通行的時間，我們就離開鐵道，站在一旁，歡呼着看火車過去。瘋累了，玩餓了，我們就齊齊地坐在鐵道上，看那土坡下的房頂是否有炊煙升起。每每這時，也就聽到了母親親切的呼喚。在我六歲那年，意外的事情發生了。父親在礦上是搬運工，負責將井下運出的礦石裝上車斗送往北三家站，礦石統一由此送進城冶煉。一天傍晚，父親班上的同志（那時不稱同事）跑到我家，讓母親帶上父親的衣服和一些錢，跟他們走。我與弟弟懵懵懂懂，母親的眼淚卻流了下來。幾日後，母親回來告訴我們，父親出了事故，腿摔傷了。一個月後，父親從醫院裏回來，拄了枴杖。出事那天下午，父親與班上的同志坐在運礦石的車斗裏，出站不久即發現車閘失靈，幾節車廂靠慣性行駛，沒有任何辦法能夠阻止它，也無法聯繫上別人。如果火車中途脱軌或一任到底，後果都不堪設想。面對生與死的抉擇，在一個山角轉彎處，父親和他的同志毅然跳下了車……父親不是最慘的，因為有的同志再沒有醒來。火車在一段脱繮野馬似的狂奔後，忽然遇到長長的慢坡，居然停住了。今天當我寫下這段往事時，我覺得它是殘酷的，無情的。但在當時，以至之後若干年間，面對門前的那兩條鐵軌，我沒有怨恨，也沒有仇視，仍然那樣痴情於它，願意走近它，在它沉默樸實的枕木上徜徉。
上學以後，這條鐵路便是通向學校最好的途徑。每當清晨，我們就背上書包三五成羣地走在它身上。如果不是通車時間，它要比公路安全得多。難忘的是臨近考試的時候，即使再懶的學生也會被家長早早叫起，拿上書本來到鐵路邊温習功課。而那明月當空山鄉沉靜的夜晚，這裏更是留下了青春的倩影和呢喃的私語。如果説故鄉最熱鬧的是節日，那麼最能給節日帶來喜悦的就是那列小火車。每當火車駛進故鄉駛進車站，就會有大爺大娘們走出家門，就會有漂亮的姑娘媳婦們迎接出來，就會有孩子們張張笑臉、朗朗笑聲。旅人們更是不等車停穩，就從窗口收回手臂奔向月台，熟悉的握着手，陌生的點着頭。親如兄弟，暖似一家。我是1983年離開故鄉去外地讀書工作的。那時父母和弟弟還住在樹基溝。每逢星期天或節假日，我都要回來與親人團聚，都要乘星期六的晚車九點到家，星期一的早車五點出發，寒來暑往，匆匆數年。有時我想，故鄉的小火車載着我們——又何止我們——而是幾代人，從大山的褶皺裏走向外面的世界，無論你是升了要職、發了財、成了名，或是平民百姓，你都是故鄉的小火車頭拽出來的！正如一車車礦石，或冶煉成金，或終身為石，但這並不重要。你只要記住你是從故鄉走來的，你的身後是如父親脊背一樣隆起的大山，你就有了無窮的力量。如今，父輩們早已經退休，樹基溝坑口也久已關閉，大部分居民遷徙他鄉，就連那唯一的學校也將停辦。樹基溝由鎮變村，一座礦山的興衰史就這樣接近了尾聲。那麼，故鄉那如電影《林海雪原》裏的窄窄的鐵道上，那列晃晃悠悠、悠悠晃晃的小火車呢？還在嗎？當我佇立城市的街頭，穿行於霓虹燈閃爍的光影裏，我再也看不見故鄉的那列小火車了：黑色的車頭，兩節綠色的車廂，或是裝滿礦石的車斗。我知道這種懷想緣於一個浪子對於故鄉的眷戀，緣於一箇中年人對於童年的嚮往。我彷彿又聽見它在唱了——嗚！嗚嗚……轟！隆隆……
本文配圖來源：新華社
欄目主編：黃瑋 文字編輯：伍斌
來源：作者：程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