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央視新聞客户端】；
你讓我“刷臉”，我告你侵權，因此而備受輿論關注的國內“人臉識別第一案”落槌了。
11月20日下午，杭州富陽法院對此案做出一審判決，認定杭州野生動物世界方面的做法“超出必要，不具正當性”，判決園方賠償當事人郭先生合同利益損失及交通費共計1038元，刪除當事人辦理指紋年卡時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內的面部特徵信息；駁回當事人提出的確認野生動物世界店堂告示、短信通知中相關內容無效等其他訴訟請求。當事人表示，對判決結果“部分滿意”，將考慮提起上訴。
庭審現場 圖片來源：富陽法院官網
該案的案情並不複雜：2019年4月，當事人郭先生花1360元購買了野生動物世界“暢遊365天”雙人年卡，明確了同時驗證年卡和指紋即可入園。但此後園方卻單方面將指紋識別“強制”升級為“刷臉”入園，當事人為此將園方告上法庭。
由於涉人臉識別訴訟此前在國內並無先例，該案被賦予了遠超出個案的價值。儘管當事人法律訴求在於個體權益保障，可公眾普遍希望，這起帶有“第一案”光環的案件，能在對具體糾紛定分止爭之餘，也能用司法力量劃定人臉識別技術應用的邊界，為公民信息安全與生物特徵識別技術應用的平衡拿捏“打樣”。
從一審判決結果看，司法機關對園方侵權的“蓋章”確認，無疑與一些公眾期許的結論同向——雖然留了點“尾巴”，但對侵權行為的否定，本身就是對人臉識別技術濫用亮起紅牌。從公共角度講，對“超出必要”的人臉數據採集説不，其風向標意義比賠償千元、刪除相關數據更有看頭。
在高關注度的典型案例中申明“人臉識別技術不能濫用”原則，顯然很有必要。我們應看到，該案受到廣泛聚焦，背靠的現實背景就是：如今人們已進入“看臉”時代，人臉識別技術應用面越來越廣，從原來主要用於移動支付和機密領域到“哪哪都有它”——業主進小區要“刷臉”、員工進單位要“刷臉”、學生進圖書館要“刷臉”……人們對人臉識別等技術應用的伴生風險漸次敏感。
這份敏感並非多餘：包括人臉、指紋、虹膜在內的生物特徵，幾乎是個體信息安全最後的防線，因為這類“人體密碼”不像數字密碼那樣可以更改。如果被人隨意採集、販賣跟盜用，那可能將我們置於沒有基本安全可言的境地，其風險不容小覷。正因如此，雖説集成了人工智能、機器識別學習、模型理論、動態圖像處理等技術的人臉識別是AI（人工智能）轉向“強智能”的重要標誌，但必須站在生物安全的高度去審視其潛在風險。
在此之前，網上已曝出打包販賣人臉數據與“明星換臉”的非法利益鏈，這也在提醒着全社會：對人臉識別技術的濫用風險與亂用隱患，必須有前瞻性預判與系統性防範。
人臉識別涉及身份信息識別與隱私權保護議題，現行刑法等對非法獲取個人隱私不乏規制舉措。鑑於人臉識別應用的“出圈”化，專門針對人臉識別的倫理規約與法律規定也在完善。
2019年6月，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專業委員會發布《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則》，呼籲發展“負責任的人工智能”，即技術的發展應該符合人類的價值觀和倫理道德，避免誤用，禁止濫用、惡用。今年5月底通過的民法典則在“人格權編”裏明確，處理人臉在內的個人信息，應當遵循合法、正當、必要原則。今年8月，中央網信辦還表示，針對面部特徵等生物特徵信息收集使用不規範等重點問題，App專項治理工作組將開展專題研究。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規補缺、監管與司法實踐層面也要用“不打折扣地落實”與之和絃共鳴。而本案中，法院對涉事園方“超出必要性”的人臉數據採集説不，也是把住個人信息收集合法性的關隘。這無關反對新技術合理應用，而是明確新技術的應用必須拿捏好分寸、守住“合理”邊界。
值得一説的是，就在今年10月26日，杭州市人大常委會還發布了關於《杭州市物業管理條例（修訂草案）》的説明，條例新增了“不得強制業主通過指紋、人臉識別等生物信息方式使用共用設施設備，保障業主對共用設施設備的正常使用權”等內容——該建議的提出者，正是本案的當事人郭先生。這是指向“規範人臉識別技術應用”的努力，也有望成為國內首部明確寫入人臉識別禁止性條款的地方性法規。類似法規，自然多多益善。
説到底，只有依法為民眾“護臉”，才能更好地為法律“長臉”；只有在法規與司法判例中亮明“用法律堵住人臉識別技術濫用口子”的立場，才能夯實社會對於“人臉數據不能想採集就採集”的基礎共識。
（原題為《熱評丨“人臉識別第一案”落槌：為民眾“護臉”也是為法律“長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