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熱播劇《三十而已》可謂賺足了關注度。幾乎每天都能在微博熱搜上看到它的身影，即使沒看過劇的讀者，也能通過熱搜大致瞭解劇情走向。劇名為《三十而已》，顧名思義，是對“三十而立”這句俗語的一次改寫，試圖用“而已”的灑脱態度突破三十歲這個緊箍咒，但劇裏劇外時時刻刻強調的這個時間節點，反而暴露了大家對“三十歲”的焦慮。
該劇講述了三位三十歲閨蜜的愛情、婚姻與事業。顧佳處在令人豔羨的金字塔上層，與老公許幻山經營一家創業公司。王漫妮是奢侈品金牌銷售，同時與香港“精英男”談着一場糾葛的戀愛。鍾曉芹則是標準化的大多數，嫁給事業單位鐵飯碗的老公，自己保有一份普通工作。但她們看似平靜的生活之下，卻遭遇了出軌、被小三、離婚等生活鉅變。
《三十而已》劇照。
劇中的這三位女性，雖然面臨着各自的困惑，但她們大體都屬於有錢有顏的人設。尤其是顧佳，不僅擁有完美家庭，還擁有着出色的經商頭腦，一路將創業項目做到了上億身家。觀察《三十而已》的評論或彈幕，我們不難發現顧佳是無數觀眾憧憬的“完美女性”形象。但這種對於“完美”女性個體的想象，卻遮蔽了背後不平等的性別權力結構。也正因為如此，《三十而已》雖然是一部現象級的熱播劇，卻仍然不能提供給我們足夠的反思與力量，去對抗女性真正的困境。
撰文丨重木
“三十而立”
為什麼30歲如此重要？
如果用托爾斯泰在其《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經典名言來描述《三十而已》中三位女性的生活，那或許就是“幸福的生活都是相似的，不幸的生活各有各的不幸”。
在劇中，無論是宣稱作為全職主婦的顧佳，還是朝九晚五工作的王漫妮和鍾曉芹，在她們看似各自不同的各種“不幸”遭遇或生活中，其實都潛在地隱藏着一個“相似的幸福生活”標準。鍾曉芹羨慕閨蜜顧佳完美親密的婚姻，王漫妮羨慕顧佳住在浦東千萬級別的觀景房，而顧佳則羨慕住在頂樓的王太太的生活……
在這一系列的羨慕中，我們能看到在《三十而已》中所埋藏的那條似乎是“幸福”——尤其對於這些女性而言——的線索和標記，而在其中金錢、年齡、婚姻和階級則始終是她們關注的焦點，並且也成為這部劇在看似豐富的對於當下都市女性生活和狀態描摹下的一個隱形的“天花板”。
《三十而已》劇照，圖為顧佳與其子許子言。
劇名為《三十而已》，主要是因為劇中三位女主雖然處於不同的生活狀態中，但一個共同的點把她們聯繫在一起：即將邁入三十歲。三十歲也被設置成她們生命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無論是關於事業、愛情和婚姻，還是對於自我的認知，都被“三十歲”這條線劃成兩部分。即使最終她們都把“三十歲”作為一個契機、新的起點，而對這個年齡表示“而已”的瀟灑態度，但也正是在對三十歲反覆強調和言説的時候泄露了對此的焦慮。
而當它出現在女性身上時，這一關於年齡的焦慮不僅僅只是個體自我的感受，其背後還隱藏着整個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中的影響。一方面是“三十而立”的傳統對於個體人生的階段性劃分及其具有的一系列社會和道德內涵；另一方面則是，無論在現代還是傳統中，人們對於女性及其價值的評價和判斷中，年齡這一因素的影響都甚為顯著。
當孔子謂“三十而立”時，他一方面是在晚年回顧總結自己的人生經歷與經驗，另一方面它也在某種程度上被認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漸而成為其後所有人生活的一個主要參考標準。隨之在其基礎上，這一節點發展出了更為詳細的人生階段和應當完成或是成就的事業地圖時，作為社會羣體中一員的個體人生軌跡也就大都是可以預見的。在傳統“男女有別”基礎上而開啓的兩性不同的教育和生活的背後，便隱藏着一種既關於穩定的期望，又有與整個社會區分相勾連的結構。
在劇中，對於到了特定的年齡該做什麼事或是完成什麼任務以及承擔怎樣的責任的觀念，不僅僅只存在於鍾曉芹或是王漫妮的母親想法中，其實也始終存在於像顧佳或是鍾曉芹公司的那些同事的觀念裏。當“三十而立”漸漸脱離其原始的語境並開始伴隨着現代社會的發展而出現新的內涵，在與諸如“成家立業”這類觀念相結合時，傳統只屬於男性的“特權”也開始落在女性肩上。
而當這一要求與自古以來就覆蓋在女性身上的年齡問題相重合時，我們就發現一個雙重的壓力油然而生。
“完美女性”
面臨家務與工作的雙重壓力
伴隨着女性解放與女權運動而開啓的現代性別平等，使得女性走出家門，進入社會場域，通過工作來謀求個人的經濟獨立的同時也實現了自我價值的建構。因此在當下，曾經許多隻屬於男性的領域和權利也為女性所開放，但在獲得這些權利的同時我們也發現傳統的性別觀念以及性別制度的根深蒂固以及其在各方面潛移默化地發展和再生產，導致如今的性別區隔、剝削和壓迫往往變得更加細微，從而導致女性往往落入一個雙重困境之中。
諸如當許多文章討論劇中作為“全職主婦”的顧佳是否算得上是獨立女性時，上野千鶴子
（《父權制與資本主義》）
卻發現了現代女性往往遭遇着家務和工作的雙重壓力。女性的年齡也成為一個隱秘的壓制源，一方面我們鼓勵女性接受教育，或是選擇自己心儀的工作，但另一方面圍繞着女性年齡的各種討論中所隱藏的性別歧視、陳詞濫調和刻板印象，卻始終束縛或是使得女性焦慮。
《父權制與資本主義》，作者: [日] 上野千鶴子，譯者: 鄒韻 / 薛梅，版本: 綠林社｜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年3月
在《三十而已》中的三位女主大概都是大學畢業即進入社會工作，因此她們未成為許多人提起總是充滿各種陰陽怪氣的女博士，並且因為顧佳和鍾曉芹都結了婚，也沒成為內含着各種負面印象的“剩女”。當王漫妮的母親反覆催她結婚時，也便提到“剩女”一詞來嚇唬她，也因為王漫妮剛剛進入三十歲，且劇中又為她安排了偶遇中的男友，而似乎使她能夠擺脱這一標籤。
《三十而已》劇照，圖為王漫妮與男友梁正賢。
人們對於女性年齡的討論中滲透着傳統關於女性的各種刻板印象，尤其是根據女性的外貌和年齡來對其進行評價。一方面，人們鼓勵女性的獨立和根據她們自己的意願選擇生活的方式，但另一方面，無論是作為這些女孩們的家長
（尤其是母親）
，還是女性自己，她們都能清晰地意識到社會性別制度及其意識形態中依舊隱藏的各種歧視和區隔。
在王漫妮和鍾曉芹的工作中，女性員工的年齡被反覆提及，成為她們晉升和事業發展上的一個重要絆腳石
（男性員工則往往因為年齡的增加而被轉化為經驗資本，成為其晉升的敲門磚）
。當顧佳前往萬總那裏希望挽回這個大客户時，後者看重的並非她在工作上的專業，而是其姿色
（又如年輕女性在職場中遭遇着幾乎是結構性的性騷擾）
。而在顧佳的太太圈，年齡同樣鉗制着女性，因為她們似乎隨時需要面臨着丈夫在外面找更年輕女孩而拋棄她們的危機。也正是根據這一點，我們或許可以説這些太太圈的貴婦人們大概算不上“獨立女性”，因為她們最終都依附於——無論是經濟還是其婚姻——丈夫；作為續娶的於太太便處於這樣的境遇。在王漫妮遇見的那位購買百萬項鍊的女客户那裏，我們不是見證了這樣的故事嗎？
《三十而已》劇照，圖為鍾曉芹與鍾曉陽。
在《三十而已》中，相比於顧佳和王漫妮的清晰和理智，鍾曉芹時常顯得糊里糊塗，這一點不僅能從她的婚姻生活看出來，也能從她在工作中的表現裏發現。當她最終因孩子的流產這個觸發點而選擇離婚時，她才意識到自己一直以來的隨波逐流。鍾曉芹對於婚姻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與其説是她自我意識的選擇，不如説是在其強勢的母親的各種勸説以及周圍其他人生活的影響下做出的“選擇”。就如她對陳嶼説的：“我以為女孩子只要嫁了人，就過上了正常的日子……我覺得我達標了”。正是這句話透露出了那個隱藏不可見的社會結構，即關於個體人生和生活的各種規定和要求，牽制着我們有限的選擇。
什麼是“正常的日子”？什麼是“達標了”？標準是什麼？從鍾曉芹對顧佳幸福婚姻的羨慕來看，或者正是那樣相親相愛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就是“正常的日子”。因為反觀她和陳嶼的婚姻，更像是兩個合租的室友，再加上陳嶼本身的淡漠甚至是自私而導致鍾曉芹始終難以體驗到婚姻中——那些無論是來自於母親的嘮叨還是她從顧佳與其他人的婚姻中所看到的——幸福與甜蜜。
“完美女人”遮蔽的，
正是背後不平等的權力結構
除此之外，我們也發現，在劇中當人們談論婚姻時，“愛”的身影越來越淡，取而代之的卻是傳統婚姻制度中的諸多在其後被漸漸有意隱藏的部分，除了各種由此而獲得的法律權益之外，還有更為實際的諸如能有人彼此照顧
（尤其在老年）
等目的。除此之外還有一點似乎更為重要，即作為個體人生和生活中一個必須完成的任務
（否則就不“達標”）
。並且這些“任務”往往被建構成自然的，而掩蓋了其本身的社會性。
也正因此，人們質疑選擇單身的男女，並且依舊把是否成婚作為“成人”的一個重要標準。而當女性選擇單身，由此引發的焦慮小到父母、周圍的同事所引發的討論。在兔草小説集《去屠宰場談戀愛好嗎》中，單身女性所面對的與其説是自我設下的困境，不如説是對外界環境的內化而形成的苦惱，上到關於民族國家甚至人類的繁衍等等。由此所形成的“凝視”目光，往往導致女性為此承擔更多的壓力。這或許也就是鍾曉芹不願告訴父母以及同事自己離婚的原因之一。
當“完美婚姻”和“完美家庭”在現代資本主義和消費社會中漸漸成為人們的關注焦點時，選擇單身也便成了“正常的日子”的邊緣，並且往往被隱秘地排斥在主流社會性別制度以及意識形態的表現和宣傳之中。
然而，在“完美婚姻”中的“為愛成婚”的起源點卻如美國學者斯蒂芬妮·孔茨在其同名專著《為愛成婚：婚姻與愛情的前世今生》中所發現的，因為愛情而選擇成婚這一現象僅僅起源於近代。
曾經屬於家族之間建立在經濟、階級和社會地位以及權力的聯盟的婚姻制度，漸漸在其後為尊重個體的選擇以及愛情所取代而成為現代社會和啓蒙中的一個重要標誌。但在孔茨看來，“為愛成婚”本身就是把雙刃劍，因為建立在愛情基礎上的婚姻本身就好似建在沙灘上的城堡，一旦愛情消失了，為了尊重這一原則也就往往導致婚姻的結束。這一點，在鍾曉芹和陳嶼的婚姻中體現得最為典型，他們曾經因愛結婚，如今覺得愛情沒有了也便離婚了。而根據故事的發展我們也會發現，當顧佳發現丈夫出軌時，她同樣需要面臨這一選擇。
《為愛成婚：婚姻與愛情的前世今生》，作者: ［美］斯蒂芬妮·孔茨，譯者: 劉君宇，版本: 見識城邦｜中信出版集團·見識城邦 2020年3月
然而，伴隨着“為愛成婚”在現代漸漸成為主流的同時，傳統圍繞在婚姻上的各種因素也並未徹底消失，其中諸如“門當户對”的觀念也再次出現，而也正是這一點讓王漫妮對於在郵輪上偶遇的梁正賢頗不放心。王漫妮的故事頗具傳統偶像劇的特色，一方面她始終清晰地劃定自己和梁正賢之間在金錢上的界限，維持自我獨立；另一方面，“白馬王子”疾風暴雨式的追求也浪漫十足。在這裏，編劇似乎想把兩點融合在一起，從而既能取消傳統此類浪漫言情故事中的諸多性別剝削，也能滿足人們對都市愛情的想象。
但就如珍妮斯·A.拉德威在《閲讀浪漫小説：女性、父權制和通俗文學》中所指出的，這類浪漫故事最終往往會削弱或是轉移了我們對齊大非偶的關注，以及在其浪漫愛情下的諸如階級、婚姻利益和兩性處境不平衡的問題。女性最終依舊被強調作為戀人、妻子和母親的男性附屬身份出現，從而忽略了對父權結構的批判。
《閲讀浪漫小説：女性、父權制和通俗文學》，作者: [美國]珍妮斯·A. 拉德威，譯者: 胡淑陳，版本: 譯林出版社 2020年7月
在某種程度上，顧佳或許更符合我們對“獨立女性”的認知，即使她宣稱自己是家庭主婦。但在劇中，她卻是十項全能選手，不僅把家庭和兒子教育處理得十分恰當，幫着閨蜜解決家庭和個人問題，而且也為丈夫的工作出謀劃策，甚至許多次都是她使得公司的處境轉危為安……這樣一個“完美女人”的形象不由讓人想到《美國夫人》中的菲利絲·施拉夫利，她同樣宣稱自己是個家庭主婦，但與此同時也幫助丈夫的事業，並最終謀求自己的事業發展。忽視她們之間在兩性觀念和一些特定狀況上的差異，顧佳和施拉夫利似乎都完美地闡釋了“完美女人”的形象，從而既挑戰又擴展了傳統對“獨立女性”的認識。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得不注意的是，無論是顧佳還是施拉夫利所塑造的這一既承擔着家庭義務又完美地在職場中風生水起的“完美女人”，或許更可能是一種雙刃劍。一方面它證明了女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也能夠輕而易舉地成為一個攻擊女性的工具，即否認女性遭遇的家庭和職場的雙重壓力，並且把無法達到完美平衡的責任歸咎在個體女性身上，從而忽略最主要的社會性別權力結構的問題。這不就是施拉夫利攻擊女權運動的主要觀點嗎？
《美國夫人》劇照，中為菲利絲·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
無論是施拉夫利還是顧佳
（其後丈夫的出軌）
，她們也都沒有別人所認為的那麼“完美”。這一關於“完美”的意識形態與其説是渴望，不如説是被建構出的框架甚至是牢籠，尤其當它進入性別制度中而作用於女性時。在“完美婚姻”、“完美家庭”和“完美女人”這些光鮮亮麗背後所遮蔽的，依舊是如今變化為毛細血管狀彌散在社會中的各種性別區隔、偏見和污名。而當我們只看到這些被塑造的猶如風景畫的“完美”個體或是個例時，也便會忘了在這背後的權力結構以及由此產生的諸多“看不見的手”，使他們在操縱我們的命運。
撰文丨重木
編輯丨走走 董牧孜 校對丨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