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部長鼓動企業採取“中國+”戰略，專家：無知且瘋狂

　　【環球時報駐澳大利亞特約記者 達喬 】 澳大利亞國庫部長弗賴登伯格6日在一場活動上發表演講，敦促澳大利亞企業為澳中關係持續緊張做準備，採取他所謂的“中國+”國際市場多元化策略，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他同時稱，澳大利亞經濟具有相當的韌性，中國的“經濟脅迫”對澳經濟整體造成的衝擊“相對輕微”，“這或許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這一演講被媒體解讀為澳政府將“加碼對抗中國”。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6日發表評論文章，對弗賴登伯格的“高談闊論”提出警示：“一個對中國不那麼依賴的澳大利亞，也有不那麼繁榮的風險。”俄羅斯衞星通訊社6日引述對俄專家的採訪説，“呼籲國家經濟多元化很容易，但在實踐中很難辦到，有時甚至是不可能的”，“澳大利亞消除對華貿易的政治障礙，比實現經濟多元化更容易”。

　　弗賴登伯格6日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克勞福德領導力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他稱，世界形勢已發生根本性變化，即“戰略競爭的迴歸”,“在許多方面，澳大利亞處於這場戰略競爭的前沿”。他接着稱，全球經濟權重近幾十年來發生重大轉變，“被中國的重新崛起及其快速增長的經濟權重所定義”。“中國使 8 億多人擺脱貧困，併為全球經濟增長和繁榮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最近，它也被另一個功能定義：一個更加自信和獨斷的中國。”他稱，現在中國是近 130 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這種經濟權重、全球一體化和自信的結合，給世界上許多國家帶來了新的重大挑戰。澳大利亞也不例外”，“事實上，澳大利亞比大多數其他國家面臨的壓力更大。”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稱，弗賴登伯格指責中國試圖通過行動對澳施加“政治壓力”，這是堪培拉對近一年中澳爭端的最強烈評論。

　　國庫部長本應是澳大利亞的首席經濟管家，但弗賴登伯格的演講風格被認為類似於澳國內的“安全鷹派”。《金融評論報》6日稱，弗賴登伯格説，中國是澳最大的貿易伙伴，佔澳對外貿易的30%以上。“然而中國近期試圖瞄準澳大利亞經濟，這已經不是秘密”，他列舉中國過去一年對澳部分產品對華出口採取的限制措施，包括葡萄酒、海鮮、大麥和煤炭等，但“我們堅定不移地捍衞我們的主權和核心價值觀”。

　　在此基礎上，弗賴登伯格宣佈了所謂在“戰略競爭新時代”應對中國“經濟脅迫”的計劃。上週發佈的澳大利亞今年第2季度貿易數據成為他“炫耀”的資本。在截至6月的3個月中，澳對華出口下降了54億澳元（約合260億元人民幣），同期澳對其他市場的出口增加44億澳元，部分抵消了對華出口的損失。弗賴登伯格以此稱“我們的經濟被證明具有非凡的韌性”。《澳大利亞人報》稱，弗賴登伯格警告受益於澳中貿易繁榮的澳企業應考慮制訂備用計劃，他敦促澳大利亞企業採取“中國+”戰略，將出口轉向其他澳主要貿易伙伴，如美國和日本。

　　澳大利亞新聞網6日稱，弗賴登伯格的演講是近期澳官員有關中國政策“最直接”的演講。對於弗賴登伯格淡化對華貿易額驟降的不利局面，澳反對黨工黨議員、影子內閣國庫部長查莫斯在接受9News採訪時表示，澳上週出爐的今年第2季度GDP增長率降至0.7%，“這還是本輪疫情悉尼和墨爾本‘封鎖’前的數據，接下來的情況肯定會更糟。”出口乏力，尤其是對華出口的大幅減少，被認為是澳經濟形勢惡化的主要原因。除了疫情影響，另一個風險來自鐵礦石價格近期的暴跌。經過一年的價格暴漲，澳大利亞對華出口額最大的鐵礦石產品價格已從5月份的峯值下跌約40%。

　　這也不是澳官員首次吹捧“經濟韌性論”。彭博社近日發文稱，受到中國懲罰後，澳大利亞經濟表現出的一些韌性令某些人士宣稱獲勝。“但這種話可能説得太早了。”鐵礦石價格的暴跌、中國需求的減少、澳大利亞在中國的名聲一落千丈、中國留學生赴澳意願降低，“澳經濟將很快看到貿易順風逐漸消失”。

　　《金融評論報》6日發表評論稱，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澳大利亞經歷的數十年經濟繁榮得益於自由貿易、全球化和中國的崛起。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2020年新冠疫情危機中，都是來自中國的鐵礦石進口支撐了澳大利亞經濟。文章對弗賴登伯格的演講內容提出警示：“一個對中國不那麼依賴的澳大利亞，也有不那麼繁榮的風險。”“被迫的貿易多元化將導致一些不可避免的成本和中國紅利的萎縮。”

　　俄羅斯衞星通訊社6日引述對俄戰略問題研究所專家米哈伊爾·別列亞耶夫的採訪説，“改變澳大利亞的貿易流將非常困難。澳大利亞是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但在當今國際競爭中，要推廣一些新的產業，找到並佔領新的細分市場，難度極大。”“尤其是在後疫情時期，世界經濟動力疲軟，這至少在5年內是不可能完成的”。他提醒説，現在世界越來越多地將中國視為全球經濟的火車頭。面對這種情況，重要的不是尋找中國市場的替代品，而是尋找在其中立足的方法。

　　“這儼然是一份鼓吹脱鈎的宣戰書。”報道引述對中國澳大利亞研究會會長、華東師範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陳弘的書面採訪説，弗賴登伯格的演説對當下國際現實和澳中關係做出了嚴重的誤判，其言論中聽不到理性的手段。他的觀點顯然與澳大利亞商界的利益相矛盾。“從目前來看，在對華政策上，澳方几乎沒有意願迴歸理性，那就讓它承擔無知與瘋狂的代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