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總理默克爾20日開啓對俄羅斯的“告別之旅”。過去這些年來，在這位政壇“鐵娘子”執政下的德國與俄羅斯關係，成為西方與俄羅斯衝突大框架下少有的亮點。雖然默克爾此行或嘗試總結和鞏固其對俄外交遺產，但“後默克爾時代”的德俄和歐俄關係仍面臨諸多變數。
首先，引領歐俄關係“雙重結構”的設想面臨阻礙。目前，以“納瓦利內事件”為代表的人權因素和以“烏克蘭事件”為標誌的政治安全因素，成為歐盟對俄製裁不斷加碼的重要依據，導致歐俄關係陷入冰點。在此過程中，以默克爾為代表的“接觸派”堅持推進與俄政治對話，有效限制了歐盟（北約）與俄衝突的廣度和烈度。
出於化解歐盟內部“天然恐俄症”和“反俄挺烏”呼聲的需求，德國在歐盟層面堅持對俄製裁的同時，通過雙邊對話、高層互訪等形式加強與俄協調，尋求以雙邊對話緩和多邊矛盾，以第三方議題尋求最大公約數，塑造歐俄關係“雙重結構”的雛形。
在其影響下，歐盟委員會和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發表聯合公報，將歐盟對俄政策總結為“抵制、約束和接觸”。然而，外交是內政的重要延伸。隨着默克爾離任和法國即將進入總統“大選季”，歐俄關係中曾經的“德法共識”或將難以持續。
其次，推動對俄“戰略自主”的動力和能力存疑。特朗普時期的“關税戰”、航空補貼爭端和北約軍費分歧導致美歐裂痕加深，美相繼退出《伊核協議》《中導條約》《開放天空條約》等引發的安全焦慮也不斷強化歐洲的“戰略自主”取向。默克爾作為推動“戰略自主”的支持者，曾批評美國針對“北溪-2”項目的域外製裁。然而，拜登為“北溪-2”項目提供部分豁免、延長美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等措施，緩解了歐洲的安全焦慮和信任赤字。因此，在默克爾執政後期，其相對獨立的對俄政策遭到歐洲和德國精英的批判。
在跨大西洋關係重塑背景下，未來德國國內關於懲罰和壓制俄“侵略性外交”的呼聲可能持續上升，堅持相對獨立的對俄“雙軌外交”的客觀環境並不明朗。更何況，如果聯盟黨最終被迫與綠黨聯合執政，其對俄政策也將受到綠黨強調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優先鉗制，難以堅持自主獨立。
第三，基於實用主義的德俄互動有望延續。有觀點認為，基於實用主義的對俄戰略將在默克爾離開後進入“死衚衕”，柏林無意以弱勢地位與莫斯科接觸。但縱觀冷戰結束以來的德俄關係軌跡，雖經歷俄格戰爭、科索沃危機、北約和歐盟“雙東擴”、烏克蘭危機等一系列負面事件，起始於施羅德時期的對俄務實合作從未中斷。
2020年，歐盟與俄羅斯貿易總額為2188億美元，其中德俄雙邊貿易佔據1/5。在經貿“壓艙石”作用下，德國社會輿論雖然認同“俄羅斯威脅”的緊迫性，也普遍反感因對俄製裁造成經濟利益損失。
另一方面，這種合作也成為俄羅斯推動政治“反敵對”、安全“反圍堵”和經濟“反脱鈎”，構建俄歐“雙邊優先”互動結構和“弱對抗”下有限合作的重要依託。從疫後經濟復甦的宏觀需求看，無論聯盟黨單獨還是聯合執政，德國下任總理都不會輕易改變在保留價值觀對立的條件下，發展德俄“特殊互動”並最終建立包括俄羅斯的歐洲安全秩序，在“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博弈中尋找平衡點等政策。
最後，具有特殊印記的首腦外交恐難再現。作為默克爾的重要外交遺產，她與俄總統普京建立了獨特的首腦外交模式。一方面，兩位領導人擁有共同的“東德記憶”，即便在歷史觀和價值判斷上存在分歧，但相似的語言和成長背景間接拉近了彼此距離，有助於更好理解對方的思維模式和話語體系。
另一方面，默克爾自上任以來先後20次赴俄訪問，多次成為重大事件發生後普京在西方“最為信賴”的關鍵對話方。默克爾和普京同為當今國際政壇的“常青樹”，在堅守國家利益的同時也建立了獨特的個人關係，成為德俄關係中較為另類的穩定器。但在目前德國政壇中，聯盟黨、綠黨和社民黨的總理候選人均不具備默克爾這種個人背景，恐難複製與普京基於共同歷史和交往的首腦外交。
回顧歐俄關係的歷史可以看到，雙方有關認同與反認同的身份矛盾、安全與不安全的感知矛盾、獨立性與依附性的政策矛盾未發生實質性改變。默克爾離任後，德俄互動是否能繼續成為歐俄關係的調節器，德國是否還將扮演俄與西方對話的特殊窗口，不但取決於繼任者如何繼承和發揚其外交遺產，還取決於如何直面地緣政治分歧和結構性矛盾以及兩國內政對“外交破冰”的牽制。（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