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
外交是十分複雜的事情,有時別看某些國家的領導人表達出和善的外交理念,或是釋放出和諧的外交信號,但轉過頭來就可能對他國發動突然襲擊,如今的美國即是如此。就在100年前的巴黎和會上,學者出身的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巴黎遭遇了就任以來最大的尷尬與危機,一次次對強國侵佔弱國權益的妥協,讓威爾遜的“威爾遜主義”成為空話,真可謂是威爾遜的苦難時刻。
一、世界秩序的崩潰
一戰是當時世界上有史以來規模最大、參戰人數最多的一次“歐洲全員戰爭”,戰爭使得歐洲維持數百年的地域與世界秩序轟然倒塌,在中國,更是有無數國人對西方的美好幻想全然破滅。就在舊秩序毀滅而新秩序未成的過渡時刻,亞歐大陸的蘇俄十月革命以及北美大陸的美國“威爾遜主義”,頓時成為與之前殖民血腥風格完全不同的兩種具有普世主義的新秩序。
班季柯夫·А·С《佔領冬宮》,1940年
什麼是威爾遜主義呢?簡單來説,就是主張各個國家擁有平等的民族自決的權力。威爾遜主義的提出是美國在一戰之後試圖轉換其在國際事務中的角色的嘗試。美國在國際事務中原本奉行互不干涉的“門羅主義”,通俗來講就是自己玩自己的,不摻和別國事務,但別國也休想來干涉美國。一戰的爆發,使威爾遜看到了美國成為世界新秩序制定者與主導者的可能。而這便是以“美國原則”為基礎的“威爾遜主義”提出的背景。
美國前總統門羅
但威爾遜並未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威爾遜主義極度依賴其他資本主義強國的配合,美國是沒有真正的海外殖民地的,所以可以站着説話不腰疼,主張實現世界各國的民族自決。但英、法都有着遍及全球的殖民地,就連日本也趁一戰之機,企圖通過二十一條使中國變為日本的殖民地。也就是説,威爾遜主義一方面在反對當今的殖民統治,另一方面卻極度依賴殖民國家的合作,這本身就是十分荒謬的悖論,註定了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不會取得成功。
英國在世界各地佔有大量的殖民地
二、巴黎和會與威爾遜受難
美國自建國以來,大多數總統所採取的政策與戰略均以美國為主,唯有兩位總統有着較為寬廣的胸懷與普世主義觀念,一位是主張解放黑人的林肯,另一位就是提出民族自決的威爾遜。作為一名“學而優則仕”的學者型總統,威爾遜極富有理想主義,他在當選總統之時,便將美國的外交政策與歐洲進行清楚的分割。在他看來,美國是道義的,既不追求領土的擴張,也不享受殖民帶來的利益,這與歐洲帝國主義掠奪式外交截然不同。
打贏南北戰爭的總統林肯
一戰的爆發帶來的人間慘劇,加之威爾遜基督教信仰與普世主義的理想主義,共同促成了威爾遜主義的誕生。很明顯這是一種普惠全世界的帶有拯救世界、重建秩序的外交政策,是與同時間宣傳世界革命的蘇俄相抗衡的救世主主義。
1918年一戰結束之後,旨在商討戰後秩序的巴黎和會如約召開,這也為威爾遜的救世主義提供了切身實踐的場所。會議之初,威爾遜對中國政府收回山東的訴求予以堅決支持,但這引起了日本的嚴重反感,日本人將其稱為“威爾遜理想主義”,當主義被冠以“理想”二字,就不大可能成功,這很明顯是日本對威爾遜支持中國的諷刺。
《我的1919》中巴黎和會
威爾遜主義的提出及其對中國的支持,頓時在中國掀起一陣巨大的崇美浪潮,胡適、陳獨秀等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更是將威爾遜視作“神明”,將其看做是中國“聖人”一般的存在,陳獨秀接連發文誇讚威爾遜,將其稱為“好人威爾遜”。但此時正在巴黎的威爾遜,卻有着複雜的心情,他甚至和部下説,現在的輿論彷彿是為他編織的一張巨網,一旦被網進去便很難出來。
《建黨偉業》中的陳獨秀
三、威爾遜主義的崩塌
1919年4月25日,中國五四運動爆發前夕,在巴黎,威爾遜和秘書貝克進行了一次長時間交流。此時的威爾遜早已沒有之前提出威爾遜主義時的雄心壯志,他對貝克説“中日問題已經成為一大難題”,他根本不知道在處理雙方關係時,應該在什麼時間、場合以及怎樣應用威爾遜主義。貝克深知威爾遜的想法,他對威爾遜説美國的國內輿論和國際輿論都是站在中國一方的,為何總統還要如此擔心,而威爾遜的回答則道出了問題的本質,即此時的“意大利人已堅決不參加(巴黎和會),然後日本又走了,國際聯盟的成立將如何收場”。
巴黎和會
簡單來説,此時的意大利因為沒有拿到想要的利益而憤然離席,日本也學會了意大利退羣這一招,企圖以退出巴黎和會和國聯為要挾,迫使美國放棄對中國的支持,進而攫取原來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
要知道巴黎和會上的五大國為英、美、法、意、日五國,意大利已經退出,若日本再退出,五大國變成了三大國,所謂的和會以及尚未成立的國聯也就成了笑話,這是美國所不能接受的。而要想順利組建國聯,對日本的妥協和對中國的“背叛”,就成為威爾遜不得不做出的選擇,可以説此時的威爾遜正處於他一生中最煎熬的“受難時刻”,一方面是理想主義下的威爾遜主義,另一方面卻是血淋淋的現實利益。兩權相害取其輕,威爾遜最終還是選擇對日妥協,至此威爾遜主義在實踐過程中徹底失敗,而中國也因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爆發五四運動,此後的蘇聯開始取代西方,成為指引中國人救亡圖存的另一道光。
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引發五四運動
文史君説
外交向來是國家之間最直接的碰撞點,其中固然包含許多外交理念與理想主義,但更為關鍵的還是各國對國家利益的切身考量。威爾遜主義的失敗説明在外交上光説得好聽是立不住腳的,最關鍵的還是要看背後的利益。時間剛剛過了100年,今日的美國比百年前的威爾遜時期更加退化,如果説巴黎和會上威爾遜主義的徹底失敗,至少還閃耀着各民族自決的理想之光,那麼今日的美國則是心安理得、厚顏無恥地奉行着無賴外交政策,根本談不上任何“理想”可言。
參考文獻
唐啓華:《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版。
馬建標:《“受難時刻”:巴黎和會山東問題的裁決與威爾遜的認同危機》,《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
(作者:浩然文史·劉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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