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內亞發生軍事政變：非洲為何普遍難以建構穩定的國家？

據中國駐幾內亞大使館發言人表示，當地時間9月5日上午，幾內亞發生軍事政變。從早上8時左右開始，首都科納克里市多處發生激烈槍戰。幾內亞特種部隊人員衝擊總統府，佔領國家廣播電視台，隨後發表電視講話，宣佈扣押孔戴總統，廢除憲法、解散政府、關閉邊境，成立全國團結和發展委員會並接管權力，同時呼籲民眾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目前，首都局勢暫時趨於平穩。

非洲為何普遍難以建構穩定的國家？非洲發展面臨哪些困境？下面刊發一篇舊文，通過經濟學家保羅·科利爾的研究，思考為什麼最底層的10億人難以建立起穩定的國家。

《飢餓的蘇丹》的拍攝背景是蘇丹戰亂頻繁，同時還發生了大饑荒。1994年，該照片獲得普利策獎，成為20世紀以來關於非洲問題最為著名的照片之一。戰亂、貧窮與飢餓，長期以來構成了外界對於非洲的一般印象。

牛津大學非洲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保羅·科利爾是研究非洲問題的一流專家，他曾在《最底層的10億人》一書中把脈非洲發展面臨的困境，提出非洲國家面臨着四種陷阱：戰亂陷阱、自然資源陷阱、惡鄰環繞的內陸陷阱和小國劣政的陷阱。在這本書中，科利爾提出的命題就是，為什麼最底層的10億人難以建立起穩定的國家？

他的《戰爭、槍炮與選票》則深化了相關思考，深入探討為什麼政治暴力在最底層10億人的社會里如此普遍，以及如何才能遏制它。作為一名經濟學家，科利爾通過統計、調查等方法對“非洲病”進行了診斷，很多結論是令人震驚的，這也是社會科學的魅力所在。

民主與國家的關係：

“國家的構建與發展是民主最根本前提”

冷戰結束之後，戰爭的風險下降，尤其是大規模的國際戰爭基本銷聲匿跡，戰爭更多的是以內戰形式進行，尤其是在中東地區、非洲，且內戰已經變成當下國際政治面臨的一大挑戰。科利爾的《戰爭、槍炮與選票》（原著）在2010年出版，那時候中東地區的政治秩序看上去還算穩定，如果現在他重新來寫此書，想必其中的案例會從非洲轉向中東，後來的敍利亞戰爭進一步證明了科利爾的洞見。

《戰爭、槍炮與選票》，[英] 保羅·科利爾著，吳遙譯，理想國 | 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1月。

冷戰結束之後，民主化的浪潮迎來第三波，然而，民主化的推進並沒有給所有發展中國家帶來秩序、穩定和繁榮。民主制度並不能簡單化約為選舉，選舉是民主實現的一種方式和手段，但如果顛倒過來，就會出問題。民主需要一套權力的制衡制度，民主是可以容忍和善待失敗者的，並不是一錘子買賣，失敗者可以東山再起，也是因為這種程序的存在，所以，選票可以代替子彈。另外，民主制度需要一套問責制度，選舉上來的政治人物需要為公眾服務，尊重選民賦予的權力和責任，有議會和媒體的監督，而下一次選舉是最好的監督。

此外，關於民主與國家的關係，科利爾認為民主或者説選舉並不能直接建立國家。就像馬克斯·韋伯所定義的，國家就是在一定疆域內合法壟斷暴力的組織。也就是説國家是浴火重生的，是在戰火中淬鍊出來的，歐洲國家是從羅馬帝國崩潰轉型而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後，所謂的“國家”（state）建立起來，但是從那時候開始，歐洲國家之間經歷了三四百年的戰爭。

《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美]查爾斯·蒂利著，魏洪鐘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

查爾斯·蒂利就認為，歐洲國家的形成遵循着戰爭與資本兩種邏輯，戰爭淬鍊了歐洲國家的認同感，而戰爭高額的支出迫使歐洲國家先後建立了公共財政制度，戰爭最終還是每個國家融資能力的競爭，最先進行現代國家制度建設的國家是荷蘭，雖然沒有地理優勢，但是荷蘭的舉債成本非常低，對抗來自西班牙、法國等大國的戰爭壓力。

可以説，現代國家不僅是暴力的容器，也是資本的容器。現代國家是一項重大的制度創新，也因為這一制度所內含的暴力與財富的能量，而讓歐洲國家可以殖民全世界，並且將這套制度推向了全世界。並不是民主建立了現代國家，而是現代國家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演化到了民主階段，可以説，國家的構建與發展是民主最根本的前提。

科利爾悲哀地發現：

民主是個好東西，但卻需要一些基本的條件，科利爾進行了量化的研究，認為人均GDP2700美元是個臨界點，“民主國家越富越安穩，專制國家越富越動盪。”數值未必是精確的，但是代表着一個趨勢，國家建設的過程中需要物質基礎，而選舉過程無可避免地會有一種對現有財富的重新分配。最底層的10億人並沒有形成對國家的認同，相比之下，族羣要比國家更靠譜，選票的分配並不是根據候選人的政績和能力，而是其族羣身份，可以説，族羣認同壓倒了國家認同，選舉過程加劇了族羣對國家的“俘獲”。族羣認同加上國家所內含的暴力性，導致的結果就是政治紛爭和內戰不斷。

《最底層的十億人》，保羅·科利爾著，王濤譯，中信出版社，2008年7月。

非洲國家最大的挑戰：

建立一個可以合法壟斷暴力的“利維坦”

最底層的10億人的國家並不是內生的，而是被賦予的，也可以説它是一種外部的主權，或者形式的主權。值得關注的是，非洲國家青睞一種絕對主權觀念，也就是反對外部的干涉。如果回到主權國家的原點，我們會發現，主權其實主要是針對教權，現代國家首先是一個世俗國家，所以，這也是現代國家的特殊的歷史背景，只不過，幾百年之後，這一背景已經被淡忘。

科利爾研究了現代國家的“裝置”，但他認為，讓非洲等後發國家重走一遍歐洲國家的戰爭立國的過程是非常殘忍的。那怎麼才能建立起穩定的國家呢？首先就要診斷這些國家面臨的問題，族羣政治是很重要的原因，從政權國家到民族國家的轉換需要構建國家認同，但是成功的案例寥寥無幾，坦桑尼亞領導人尼雷爾、印尼總統蘇加諾雖然缺少搞經濟建設的能力，但是他們任內還是建立了國家認同，尤其是印尼這麼一個羣島國家，能夠整合為一個國家，蘇加諾功不可沒。

坦桑尼亞首都多多馬。達累斯薩拉姆曾是坦桑尼亞的首都，但坦桑尼亞議會在1974年就決議遷都，近半數的政府機構已經遷往內地城市多多馬。現在，只有多多馬的地名上才有代表首都的標誌。

不過，科利爾發現，構建民族國家的認同具有很強的偶然性，需要出現一個具有遠見卓識的領導人，而這樣的領導人是可遇不可求的。多數的領導人會依據自己的族羣和統治的小圈子來建立庇護關係，長期把持國家、政變或內戰在這些國家基本是家常便飯。

依靠這些國家自己的努力，很難在短時間內建立起比較穩定成熟的國家，既然是被國際體系所“賦予”的國家，那麼幫人幫到底，科利爾提出的方法就是國際社會向這些國家提供公共產品，尤其是安全和問責制度，為這些國家“輸入”基本的制度。當然，這樣的方法觸碰到一個根本問題，即主權問題，科利爾建議“共享主權”或者“治理主權”，絕對主權並不是阻擋國際干預的擋箭牌，相比於人道主義干預來説，科利爾的建議相對比較温和。通過維和行動和遠距離的安全承諾，逐漸打破最底層10億人面臨的國家構建的難題。

槍炮能夠殺人，但是真正殺人的還是人，但槍炮的泛濫無疑惡化了非洲國家的公共安全，而非洲國家的軍事開支中有40%是來自海外援助，這是非常令人震驚的。

所以，國際社會應該減少對非洲的武器出口，工業化時代的戰爭的後果已經被人看到了，那就是二戰那樣的慘烈戰爭。對非洲國家來説，軍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內戰對一個國家來説是浩劫，而且會影響到周邊國家的發展前景。

在內戰爆發的諸多原因中，科利爾發現，一個國家之前是否發生過內戰，是決定它再次發生內戰的關鍵原因。所以要打破一個國家的內戰的陷阱，就需要一個比較長時間的維和，而不是在內戰結束之後就開始選舉，選舉無疑會讓這個國家再次陷入內戰。伊拉克、阿富汗的例子也確認了科利爾的洞見。通過比較長時間的維和，確保國內的安全，同時要發展經濟，保持貨幣的穩定，二戰之後的歐洲重建有賴於北約和馬歇爾計劃，不能不説，這是從非西方視角重新審視歐洲，提供了不一樣的見解。

《非洲史》，[美]埃裏克·吉爾伯特/[美]喬納森·T. 雷諾茲著，黃磷譯，海南出版社，2007年4月。

相比於內戰，政變的衝擊要小得多，而且非洲國家的政變時有發生，科利爾將政變比作不受控制的導彈，政變也有可能讓一個國家打破一潭死水的狀況，將國家導入正常的發展軌道。在科利爾看來，政變有可能成為精確制導的導彈，國際社會必須誘導領導人遵循政治發展的規則，比如任期制，選舉落敗之後交出政權等。至於如何去做，科利爾提出了一套操作方法，但是面臨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誰願意去承擔為非洲國家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責和義務。

科利爾堅持認為，最底層的10億人應該生活在國家之中，但是，通往現代國家的道路是曲折的，“國家的形成不是族羣凝聚力的結果，而是由暴力的經濟性質所決定的。我們現在知道，暴力不是建國的結果，恰恰相反，不以國家形式存在的社會往往暴力氾濫。”對於最底層的10億人來説，最大的挑戰就是馴服暴力，建立一個可以合法壟斷暴力的“利維坦”。

作者 | 孫興傑

編輯 | 徐學勤；西西；李永博；王青

校對 | 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