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氣候變化問題逐漸成為全球治理的核心議題之一，也佔據着世界外交的中心視野。以七國集團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近期更是圍繞這個議題動作不斷，以或軟或硬的方式推動其他國家更新減排目標。這一系列舉動背後有着環境、政治和經濟等多重考量。
首先當然是環境因素。在氣變問題上任何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發達國家雖在治理資源和能力方面佔據優勢，但要避免被裹挾進氣候危機，它們也須促使各國形成應對氣候變化“統一陣線”。這實際也是在自救。
政治方面，氣候問題已經成為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爭奪全球治理話語權和議程制定權、並對發展中國家實施“綠色遏制”的重要戰場。在當前全球氣候變暖的議題上，歐盟、以美國為首的傘形國家集團以及代表發展中國家的“77國集團+中國”，是決定氣候公約進程的三支主要政治力量。其中，歐盟和傘形國家集團都在力爭成為氣候議程的設置者和未來合作框架的塑造者。而雙方在制度性話語權上的差異，既取決於它們在全球氣候治理體系中的地位，也取決於各自在氣候治理上的政策取向，這也就是雙方在減排目標上“不甘人後”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已經完成工業化，高耗能、高排放產業基本被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目前以“奢侈性碳排放”為主。而發展中國家大多仍處於工業化高速發展過程中，以“生存性碳排放”為主，兩者的碳排放性質有着根本不同。西方發達國家在減排問題上持續向發展中國家施壓，很大程度上是為保持工業化優勢和領先地位，限制新興大國的發展空間，打壓戰略競爭者。
經濟方面，西方發達國家大做“氣候”文章，也有藉機鞏固自身經濟優勢、拉開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差距的考慮。
首先，這些國家對內利用能源清潔化、節約化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對外依託自身技術優勢建立各種國際標準體系，實現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技術壟斷。
其次，根據《巴黎協定》，2020年—2025年發達國家每年負責動員至少1000億美元援助資金，用於支持發展中國家在能源結構和工業化技術上的轉型升級。但到目前為止，相關援助資金到位比例不高，且多附有各種援助條件。這些附加條件使發達國家在打開發展中國家綠色能源市場的同時，附帶輸出了“富國製造”的減排設備和技術，利潤前景相當可觀。
第三，發達國家還通過設立碳關税、碳排放限額和碳交易機制等打造氣候金融體系，這不僅有助於發達國家維持現有優勢地位，還有利於將現有“美元—石油”金融體系拓展為“美元—石油—碳”體系，賺取更多額外利益。
隨着國際力量消長變化，世界氣候外交的多邊主義特徵愈發明顯。2021年國際社會已經圍繞氣變問題舉行了一系列磋商，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也將於11月舉行。雖然談判結果尚未可知，但作為削減世界碳排放總量進程中至關重要的推動力量，美歐中英四方的博弈還將繼續。
美國已將氣候議題作為重塑國際形象的重要公關契機，同時還想借此促進美國經濟回暖。前任總統特朗普退出《巴黎協定》就是希望通過發展石油、煤炭等傳統能源工業，擴大就業。而拜登則希望藉由新的減排目標推動清潔能源革命，為美國創造1000萬個工作崗位。可見，拜登把氣候議題視為一個內外聯動的抓手，既能帶動美國經濟復甦，又能確保美國繼續獨佔新科技鰲頭，並讓美國在未來世界氣候變化合作中重獲領導地位。另外，已經以及即將舉行的一系列氣候會議還是拜登打造個人政治形象以及向中國等主要發展中國家施壓的重要場所。
至於拜登“氣候新政”的實施成效，對內要看其任期第一年的500億美元投資能否創造數十萬個就業機會，對外則要看拜登能否切實履行美國在千億氣候援助資金中的出資份額，以及能否引領發達國家在與發展中國家陣營就平衡歷史排放、補償人均排放等問題的談判中取得實質性進展。
雖有美國覬覦，但歐盟方面不願將應對全球變暖鬥爭的領導地位拱手讓人。2019年底歐委會公佈應對氣候變化、推動可持續發展的“歐洲綠色協議”，提出到2050年將歐洲建成全球首個“碳中和”地區，這一協議充分體現了歐盟希望借發展轉型搶佔“綠色競賽”先機的政治雄心。
具體而言，歐盟從三方面對美國進行了“阻擊”。一是2020年底將2030減排目標從此前的40%提高到55%。二是在因特朗普毀約受傷後，歐洲國家轉向中國謀求在氣候議題上的共識。三是在美方發起的“領導人氣候峯會”舉辦前一天，歐盟發佈《可持續金融分類授權法案》。這被認為是幫助金融體系將資本轉向低碳經濟的最大進步之一，預計將有助於縮小《巴黎協定》簽署以來氣候行動與實體經濟投資之間的差距。歐盟官員稱，“這項協議加強了我們在全球作為應對氣候危機鬥爭領導者的地位。”
歐盟在氣候外交上的博弈成果，一方面要看歐盟各成員國能否始終保持路線、立場和行動的一致性；另一方面要看在美國挑戰下，歐盟能否在一系列氣候會議上繼續保有“意見領袖”和“行動先驅”地位。
英國則把減排作為脱歐後實施“全球英國”戰略的重要途徑。去年12月英國政府將2030年減排計劃設定為較1999年減少2/3，今年4月又更新為2035年將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78%。英國如此高調設定減排計劃，既有迎合美國的成分，也想借此展現“大國”形象，希望其他國家效仿。
西方國家在氣變領域投入越來越多政治考量，中國則始終堅持“有擔當、不盲從、重實幹、廣合作”的立場和態度。面對控制全球升温的緊迫任務，國際社會各方應拋棄雜念共同努力，推動《巴黎協定》目標得到有效實施，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作出各自貢獻。（趙璧，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英國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