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崖：生存性風險與人類的未來》，［澳］託比·奧德（Toby Ord） 著，韋斯琳 譯，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10月版
1918年流感大流行幾乎沒有對世界發展進程產生明顯影響
1347年，死亡侵入歐洲。它取道克里米亞的卡法鎮，是由圍困的蒙古軍隊帶來的。逃亡的商人無意中把它帶回了意大利，從那裏傳到了法國、西班牙、英國，然後遠至挪威，橫跨歐洲其他地區，一直到莫斯科。六年之內，黑死病就佔領了歐洲大陸。
數千萬人病入膏肓，他們的身體以不同的方式被這種疾病壓垮。有些人的脖子上、腋下和大腿上長着腫脹的膿包，有些人因皮下出血而身體變黑，有些人因喉嚨和肺部的壞死炎症而咳血。所有症狀都包括髮燒、疲憊和身上產生難以忍受的惡臭。死者人數多得要挖掘萬人坑，但即使如此，墓地也沒足夠的地方容納屍體。
黑死病摧毀了歐洲。這六年裏有四分之一到一半的歐洲人被殺死。中東地區也遭到了蹂躪，每三個埃及人和敍利亞人中就有一個死於瘟疫。中亞、印度和中國的部分地區也可能由於瘟疫而衰敗。由於14世紀的記錄不多，我們永遠無法知道真正的死亡人數，但我們最接近的估計是全世界有5%～14%的人死於黑死病，這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災難。
電影《黑死病》（2010）劇照。
我們現在可以免於這類災難了嗎？還是我們更加脆弱了？大流行病會不會威脅到人類的未來？
黑死病並不是唯一給人類帶來創傷的生物災難，它甚至不是人類歷史上唯一一次大鼠疫。公元541年，查士丁尼瘟疫襲擊了拜占庭帝國。在三年時間裏，它奪走了世界上大約3%的人口。
當歐洲人在1492年到達美洲時，兩個種族使彼此接觸到了全新的疾病。幾千年來，兩個種族都建立了對自己大陸疾病的抵抗力，卻極易患上其他地方的疾病。美洲人民在這個流動過程中遇到了最糟糕的結局，感染了麻疹、流感，特別是天花等疾病。
在接下來的一百年裏，入侵和疾病相結合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由於原有人口規模極為不確定，這場災難的規模可能永遠無法得知。我們不能排除的一種可能性是，那個世紀里美洲人口的損失或許超過90%，儘管這個數字也可能會低很多。而且很難釐清其中有多少應該歸咎於戰爭和侵佔，而不是疾病。作為一個大概的上限估值，哥倫布大交換可能殺死了世界上多達10%的人口。
幾百年後，世界已經變得如此互聯互通，以至於有可能出現真正的全球大流行病。第一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時，一種毀滅性的流感病毒（稱為1918年流感或西班牙流感）蔓延到六大洲甚至偏遠的太平洋島嶼。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被感染，3%～6%的人死亡。這一死亡人數超過了“一戰”，甚至可能超過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總和。
然而，即使是這樣的事件也不足以對人類的長期潛力構成威脅。在嚴重的鼠疫中，我們看到受影響地區的文明搖搖欲墜，但又恢復了過來。25%～50%的區域死亡率並不足以使整個大陸的文明崩潰。它改變了各個帝國的命運，也可能大大改變了歷史的進程，但如果説其中有什麼啓示的話，那就是它讓我們有理由相信，人類文明很可能在未來安然度過有類似死亡率的事件，即使這些事件是全球性的。
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顯著特點是，儘管蔓延至全球，但它幾乎沒有對世界發展進程產生明顯影響。流感似乎在“一戰”後消失了，而儘管“一戰”死亡人數比流感少，但它對歷史進程的影響似乎更大。
由於缺乏完好的記錄，而且原因錯綜複雜，我們還不太清楚應從哥倫布大交換中吸取什麼教訓。大流行病顯然是區域文明崩潰的原因之一，但我們不知道如果沒有伴隨而來的暴力和帝國統治，崩潰是否會發生。
反對自然大流行病帶來生存性風險的最有力理由是化石記錄證據。每世紀自然原因造成的滅絕風險超過0.1%，這與人類以及相似物種存續時間如此之長的證據不相符。但這個論點只有在人類現在面臨的風險與長期水平相似或更低的情況下才有效。對於大多數風險來説，這顯然是正確的，但對於大流行病來説卻非如此。我們已經做了很多事情來加劇風險：有些可能使大流行病更容易發生，有些可能增加其危害。因此，即使是“自然”的大流行病也應被視作部分人為的風險。
疾病正以越來越快的速度從動物傳播給人類
我們現在的人口比人類歷史上大部分時間裏的人口要多1000倍，因此，有更多的機會產生新的人類疾病。而我們的耕作方式使大量動物生活在與人類相鄰的不良環境中，這就增加了風險，因為許多主要疾病在傳染給人類之前都起源於動物。例子包括HIV（黑猩猩）、埃博拉（蝙蝠）、SARS（可能是蝙蝠）和流感（通常是豬或鳥）。有證據表明，疾病正以越來越快的速度從動物傳播給人類。
現代文明也可能使大流行病更容易傳播。集聚在城市中生活的人口密度更高，增加了我們每個人可能傳染的人數。快速的長途運輸大大增加了病原體的傳播距離，減少了任何兩個人之間的隔離度。此外，我們不再像過去一萬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裏那樣被分割成孤立的人口羣體。
這些影響共同表明，我們可能會有更多新的大流行病，它們會更快地傳播，並覆蓋更高比例的世界人口。
但我們也以提供保護的方式改變了世界。我們有了更健康的人口，有了更好的環境衞生和個人衞生，有了預防藥物和治療藥物，有了對疾病的科學認識。也許最重要的是，我們建立了公共衞生機構，以便在面對新的疫情時促進全球溝通和協調。我們看到了這種保護的好處，在20世紀，地方性傳染病急劇減少（雖然我們不能肯定大流行病也會遵循同樣的趨勢）。最後，我們佔據的地域和環境範圍廣到任何哺乳動物都沒有達到過的程度。這就為我們提供了特殊的保護，使我們免於滅絕事件，因為它要求病原體能在各種各樣的環境中繁衍，並能接觸到特別與世隔絕的人羣，如原始部落、南極研究人員和核潛艇船員。
很難知道這些綜合效應是增加還是減少了大流行病的生存性風險。這種不確定性歸根結底是個壞消息：我們以前坐擁一個有力的論據，證明這種風險很小；現在則不是了。但請注意，我們不僅對變化的方向感興趣，還對變化的規模感興趣。如果我們把化石記錄作為證據，證明風險小於每世紀1/2000，那麼要達到每世紀1%，大流行病的風險至少要增加20倍。這似乎不太可能。在我看來，化石記錄仍然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理由，説明“自然”大流行病不會帶來高滅絕風險。所以剩下的大部分生存性風險將來自文明永久崩潰的威脅：發生一場嚴重到足以引起全球文明崩潰的大流行病，而且文明很難重建，或者我們在嘗試重建時運氣欠佳。
但人類也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我們已經看到人類的行動間接地幫助和促進了大流行病的產生和傳播。但是如果我們更直接地參與這一過程—我們故意使用、改進或製造病原體，情況又會如何呢？
我們對病原體的認識和控制是最近才出現的。就在200年前，我們甚至還不瞭解大流行病的基本成因—西方主流理論認為，疾病是由一種氣體產生的。在短短的兩個世紀裏，我們發現它是由各種各樣的微觀生物引起的，我們研究出瞭如何在實驗室裏製造它們，如何將它們培育出不同的性狀，如何對它們的基因組進行測序，如何植入新的基因，以及如何從它們的基因代碼中創造出整個攻能性病毒。
這一進程正在繼續快速發展。過去十年中研究質量取得了重大突破，例如利用CRISPR技術有效地將新的基因序列插入基因組，以及利用基因驅動有效地以轉基因版本取代野生自然生物的種羣。這一進展的衡量標準表明它正在加速。自2007年以來，基因組測序的成本減少到萬分之一，論文數量和風險投資也在迅速增長。生物技術領域的這一進步似乎不太可能很快消失：沒有不可克服的挑戰迫在眉睫，也沒有根本性的法律條文阻礙它繼續發展。
以目前的狀況，大流行病病原體的泄漏只是時間問題
在這個領域裏，過去的研究幾乎不能提供任何擔保。越來越多的努力是為了超越自然的力量，所以長期的跟蹤記錄不再適用。如果認為這個未知的新領域只有熟悉的危險，那就太樂觀了。
首先，讓我們拋開惡意風險，只考慮善意的研究可能產生的風險。大多數科學和醫學研究帶來的風險危害在我們的考慮範圍內可以忽略不計，但也有一小部分使用了已知可以威脅全球的活病原體，包括造成1918年流感、天花、SARS和H5N1流感的病原體。這一小部分研究會製造這些病原體的菌株或毒株，使其比自然類型的病原體更危險，增加了它的傳播性和致死率，或對疫苗或治療的抵抗力。
2012年，荷蘭病毒學家羅恩·富希耶公佈了最新的H5N1禽流感病毒株功能獲得性實驗細節。這種病毒株的致死率極強，估計感染者中有60%的人會死亡—甚至遠遠超過1918年流感。富希耶想知道H5N1是否（以及如何）能夠自然發展出這種能力。他將疾病傳給十隻雪貂，這種動物通常被用來作為研究流感如何影響人類的模型。當病毒傳給最後一隻雪貂時，他的H5N1毒株已成為哺乳動物之間的直接傳染源。
這項研究引起了激烈的爭議。其中大部分爭議集中在他的研究所包含的信息上。美國國家生物安全科學諮詢委員會裁定，他的論文在發表前必須刪除一些技術細節，以免被別有用心之人利用來製造大流行病。而荷蘭政府聲稱它違反了歐盟關於傳播可用於生物武器的信息的法律。但我這裏關注的不是技術有可能被濫用。富希耶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明顯的示例：善意的科學家增強了可造成全球災難的已知病原體的破壞能力。而且這也不是唯一的案例，就在同一年，美國也進行了類似的實驗。
當然，這種實驗是在安全的實驗室裏進行的，有嚴格的安全標準。在任何特定情況下，增強的病原體都不太可能逃逸到外面。但到底有多不可能呢？遺憾的是，由於事故發生率和泄漏率缺乏透明度，我們沒有很可靠的數據。這使得社會無法在平衡研究風險和收益的基礎上做出明智決定，也限制了實驗室從事故中互相學習的能力。我們需要按照其他領域的最佳做法，對事故進行一致而透明的報告。而且當事故或泄漏率超過規定比例時，我們需要嚴肅問責。
電影《流感》（2013）劇照。
但是，即使是我們所掌握的零星證據，也包括了足夠多的已證實案例，可見泄漏率之高令人擔憂。這些記錄在案的泄漏事件都沒有直接造成生存性災難的風險，但它們表明，我們在防範高度危險的病原體方面存在嚴重缺陷，而且措施不足。
即使在生物安全最高級別（BSL—4）的實驗室裏也是如此。2001年，英國暴發了極其嚴重的牲畜口蹄疫。為了阻止疫情蔓延，600萬頭牲畜被殺，經濟損失共計80億英鎊。然後在2007年又暴發了一次口蹄疫，其源頭可追溯到一個研究該病的實驗室。口蹄疫病毒被認為屬於最危險的病原體類別，需要最高級別的生物安全保障。然而這種病毒卻從一個維護不善的管道中逃出，泄漏到該設施的地下水中。經過調查後，該實驗室的執照被重新授權，但兩週後又發生了另一起泄漏事件。
我認為這種泄漏記錄表明，即使以BSL—4實驗室的安全程度也不足以研究有可能造成1918年流感規模或更嚴重的全球大流行病的病原體—特別是涉及功能獲得性的研究（極其危險的H5N1功能獲得性研究甚至沒有在BSL—4實驗室內進行）。距上次公開承認的BSL-4實驗室疫情暴發已經過去了13年，這還都不夠好。不管泄漏的原因是未達到標準、缺乏檢查、操作失當還是處罰不足，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一領域的不良記錄由於缺乏透明度和問責制而變得更糟。以目前的BSL—4實驗室狀況，大流行病病原體的泄漏只是時間問題。
人類將疾病作為武器的歷史悠久而黑暗
威脅除了來自事故，還來自蓄意濫用。人類將疾病作為武器的歷史悠久而黑暗。一份可追溯至公元前1320年的記錄描述了小亞細亞的一場戰爭，受感染的羊羣被驅趕到邊境以傳播土拉菌病。一份卡法圍城時期的記錄甚至稱黑死病是因為蒙古軍隊將遭受瘟疫而死的屍體彈射到城牆上而傳到歐洲的。目前尚不清楚這種情況是否真的發生過，也不知道黑死病是不是無論如何都會進入歐洲。然而，世界歷史上最致命的事件（作為人類的一部分）仍然很可能是一場生物戰。
最早關於生物戰的明確記載之一出自1763年在加拿大的英國人。北美總司令傑弗裏·阿默斯特給一個暴發天花的要塞寫信説：“難道不能想辦法把天花送到那些心懷不滿的印第安人部落中去嗎？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使用一切力所能及的策略來削弱他們。”駐軍也已經有了同樣的想法，他們主動採取了行動，分發了帶有病毒的物品，記錄了這一行為，甚至申請官方報銷，以支付所用的毯子和手帕的費用。
早期的軍隊對疾病了解有限，而且大多是試驗性質的生物戰，而我們更多的認識已經使現代國家能夠在大自然提供的基礎上發展生物武器。20世紀，已知有15個國家開展了生物武器計劃，包括美國、英國和法國。
蘇聯的計劃是規模最大的。它在高峯期有十多個秘密實驗室，僱用了9000名科學家，將從鼠疫到天花、炭疽和脊髓灰質炎等各種疾病製成武器。科學家們試圖提高這些疾病的感染力、致死率以及對疫苗接種和治療的抵抗力。他們建立了向對手傳播病原體的系統，並儲備了大量庫存，據説包括20多噸天花和鼠疫病毒。該計劃很容易發生事故，導致天花和炭疽的致命性暴發。雖然沒有證據表明他們蓄意製造威脅全人類的病原體，但超級大國或流氓國家為了威懾對手可能會朝這個方向發展。
好消息是，儘管我們一直有發動生物戰的念頭，但無論是事故還是使用生物戰造成的死亡人數似乎都相對較少（假設黑死病是一種自然大流行病）。歷史上因生物戰造成的已證實的死亡人數與同一時間段死於自然大流行病的人數相比顯得相形見絀。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生物武器不可靠，容易適得其反，導致國家優先使用其他武器。另一種説法是，心照不宣的看法和實施上的困難使部署生物武器的難度比表面上看來要大得多。
但答案也可能只是我們的數據太少。疾病暴發、戰爭死亡和恐怖襲擊的模式似乎都遵循冪律分佈。與大家熟悉的“正態”分佈不同，冪律分佈有一個越來越大的事件“重尾”，其中往往會有規模完全不同的事件，有些事件的規模是其他事件的數千倍甚至數百萬倍。戰爭和恐怖事件造成的死亡似乎遵循着尤其重尾的冪律，因此大多數死亡發生在少數最嚴重的事件中。例如，過去100年的戰爭死亡事件以兩次世界大戰為主，而恐怖主義給美國帶來的死亡大多出現在“9·11”襲擊事件中。當事件遵循這樣的方式分佈時，即使基本風險保持不變，事件到目前為止的平均規模也會使未來事件的預期規模被系統性地低估。
而且它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試圖參考歷史記錄會忽視生物技術的迅速變化。我們應該警惕的不是20世紀的生物武器，而是今後100年的進步。100年前，我們才剛剛發現病毒，還沒有發現DNA的結構。現在，我們可以設計病毒的DNA，並通過病毒的基因序列復活歷史上的病毒。100年後，我們會達到什麼水平？
醫學和公共衞生系統已經發展出一套降低傳染病暴發風險的技術
生物技術最令人振奮的趨勢之一是其迅速的大眾化—學生和業餘愛好者可以很快用上最先進的技術。當取得一項新的突破時，擁有天賦、培訓經歷、資源和耐心來採用新技術的人才規模迅速擴大：從少數的世界頂尖生物學家，到擁有該領域博士學位的人，再到數百萬大學本科水平的人。
人類基因組計劃是有史以來生物學領域規模最大的科學合作項目，花了13年時間，耗資5億美元，才得到人類基因組的完整DNA序列。僅僅15年後，基因組測序花費不到1000美元或在一小時內就能完成。逆向過程也變得容易得多：在線DNA合成服務允許任何人上傳他們選擇的DNA序列，然後將其構建出來並運送到他們的地址。合成的價格雖然仍舊昂貴，但在過去20年裏已經下降到千分之一，而且還在繼續下降。首次使用CRISPR技術和基因驅動是這十年間的生物技術成就。但在短短兩年內，參加科學競賽的那些聰明學生就都可以成功使用這些技術了。
這種大眾化有望推動生物技術創新的繁榮。但是，由於生物技術可能被濫用而產生致命的後果，大眾化也意味着擴散。隨着能夠獲得某項技術的人越來越多，其中出現惡意者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大。
蓄意造成全球破壞的人很少，但他們確實存在。也許最好的例子是1984～1995年活躍在日本的奧姆真理教，這個宗教團體試圖毀滅人類。他們吸納了幾千名成員，其中包括在化學和生物學方面擁有先進技能的人。他們用行動證明自己不僅僅是宣揚厭世思想而已。他們使用VX毒氣和沙林毒氣發動了多次致命襲擊，造成22人死亡，數千人受傷。他們試圖將炭疽桿菌武器化，但沒有成功。當能夠製造全球大流行病的人圈子大得足以包括這種組織的成員時，會出現什麼情況？而如果恐怖組織或流氓國家的成員獲得這種能力，試圖製造一種殺傷力巨大的武器以達到勒索或威懾的目的，又會發生什麼？
電影《卡桑德拉大橋》（1976）劇照。
未來幾十年潛在的主要生物風險，特別是國家或小團體濫用的風險，來自我們的技術。但世界並不是完全沒有意識到這種風險。伯特蘭·羅素在1955年寫給愛因斯坦的信中提出，生物戰會帶來滅絕的危險。而在1969年，美國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約書亞·萊德
伯格提出了這種可能性：
作為一名科學家，我對美國和其他國家繼續參與生物戰的發展深感擔憂。這一進程使地球上人類生命的未來處於嚴重危險之中。
針對這些警告，各國和國際上已經開始努力保護人類。人們通過公共衞生、國際公約以及生物技術公司和科學界的自我監管開展了行動。這些行動是否足夠呢？
醫學和公共衞生系統已經發展出一套降低傳染病暴發風險的技術：從衞生消毒到疾病監測系統，再到疫苗和醫療方案。這類技術取得的成功，例如根除天花，位於人類最偉大的成就之列。各國和國際上在公共衞生方面的工作為防止基因工程大流行病提供了一些保護，其現有的基礎設施可以進行調整，以更好地解決這些問題。然而，即使對於現有的風險而言，這種保護也是不均衡且不充足的。儘管公共衞生很重要，但全世界的公共衞生資金投入不足，較貧窮的國家仍然很容易因疾病暴發而不堪重負。
最著名的國際保護來自1972年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這是國際社會禁止這類武器的一個重要標誌，它為討論這一威脅提供了持久的國際論壇。但如果認為它已經成功地將生物武器定為非法，那就大錯特錯了。有兩個關鍵問題限制了履行公約的能力。
首先，它的資金嚴重不足。這個保護人類的全球公約只有四名員工，預算比普通的麥當勞餐廳還要少。
第二，與其他軍備控制條約不同（如核武器或化學武器條約），沒有有效的手段來核查遵守《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情況。這並非只是一個理論問題。在蘇聯簽署《禁止生物武器公約》之後，蘇聯龐大的生物武器項目及其致命的炭疽和天花事故持續了近20年，證明該公約並沒有終止生物武器研究。蘇聯並不是唯一的違約方。種族隔離結束後，南非承認曾違背《禁止生物武器公約》開展生物武器計劃。第一次海灣戰爭後，伊拉克也被發現違反了該公約。在撰寫本書時，美國提出它認為一些國家目前正在違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約》，開發生物武器。以色列甚至拒絕簽署公約。而且《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對非國家行為者幾乎起不到任何防範作用。
生物技術公司正在努力限制其業務領域大眾化的黑暗面。例如，倘若有用心險惡之人想要製造極度致命的病原體，那麼不受限制的DNA合成將有助於他們克服一個主要障礙。這會讓他們獲得天花等受控病原體的DNA（其基因組可在網上輕易獲得），並創造出經過修改的DNA，使病原體更加危險。因此，許多DNA合成公司自願努力管理這種風險，篩查預訂危險序列的訂單。但這些篩查方法並不完善，只覆蓋了大約80%的訂單。這一過程有很大的改進空間，也有充分的理由使篩查成為強制性的。隨着台式合成機的出現，問題只會越來越多，可能需要軟件或硬件鎖定這些機器以防被濫用，確保序列得到篩查。
我們還可以期待科學界對生物風險進行謹慎的管理。國家和小團體可利用的許多危險的先進技術都來自公開的科學信息。而且我們已經看到科學會產生巨大的事故風險。科學界嘗試規範業內的危險研究，但作用有限。為何如此困難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包括難以知道應在哪裏劃清界限，缺乏可以統一行動的中央主管部門，崇尚開放和自由追求任何感興趣之事物的文化，以及管理跟不上科學的發展速度。科學界或許有可能克服這些挑戰，對全球風險進行強有力的管控，但這需要科學界願意接受對其文化和管理的重大變革，比如像處理核電安全問題那樣去處理生物技術安全問題。而科學界需要在災難發生之前產生這種意願。
本文選自《危崖：生存性風險與人類的未來》，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丨［澳］託比·奧德
摘編丨何也
編輯丨張進
校對丨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