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觀察|美式民主真相之三:精英“旋轉門”的“金錢民主”
本文轉自【新華社】;
新華社北京12月11日電(記者於榮)“在政界,有兩樣東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錢,第二個我就不記得了。”這是100多年前幫助威廉·麥金利兩次贏得總統選舉的競選專家馬克·漢納的“經驗之談”。如今每逢美國大選,這句話仍屢屢被媒體引用。因為,與一個多世紀前相比,美式民主的金錢政治本質並無任何改變。
美式民主,金錢至上,權力來自金錢,也服務於金錢。美國政客口中所謂的“自由、民主、人權”不過是精英階層掩蓋自身特權的遮羞布。普通民眾被精心設計、充滿暗箱操控的政治機制矇蔽與限制,被排斥在權力體系之外,而精英階層則憑藉財力,通過競選捐款、政治遊説、政商“旋轉門”等各種手段左右着國家政策和利益分配。
真正的民主,應當是人民當家作主。而“金錢民主”,卻是金錢決定一切。這是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所決定的,也是美國社會不公的根源之一。
2012年10月9日,在美國紐約,一名裝扮成自由女神像的旅遊從業者在紐約時報廣場招攬過往遊客合影。(新華社記者王雷攝)
競選:揮金如土的“燒錢遊戲”
在美國大大小小各種選舉中,競選人需要通過“燒錢”來提升“存在感”,包括打廣告、僱工作人員、印製宣傳品、到各地舉辦競選活動等。除個別富人外,大多數競選人的財力都不足以支撐巨大的競選支出,因而四下籌款便成為其主要任務之一。
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競選費用一路飛漲。尤其自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先後放寬對公司和個人向候選人和政黨捐款的額度限制後,美國選舉的“燒錢指數”更是直線上升。2016年,包括總統和國會選舉在內的美國大選總共花費66億美元,而到了2020年,這一數字竟超過140億美元。
據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網站報道,在2020年美國大選中,排名前10位的捐款者總捐款額超過6.4億美元。除公開登記的選舉捐款外,還有大量秘密資金和匿名捐款的“黑錢”充斥大選。美國紐約大學布倫南司法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各種“黑錢”組織通過廣告支出和向各類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提供捐款,共為2020年選舉投入超過7.5億美元。
高昂的競選成本為富人和利益集團利用金錢籠絡和操控候選人創造了條件,讓美國選舉淪為“一美元一票”的“燒錢遊戲”。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政治中心主任拉里·薩瓦託直言,在美國,金錢就是競選總統的“敲門磚”,“從來如此,未來也會一直如此”。
遊説:利益輸送的“合法工具”
當今美國,不遊説,無政治。在“金錢民主”模式下,遊説成為將政治權力與商業利益勾連起來的一個重要渠道。
儘管美國的遊説活動打着“通過博弈讓政策更加理性公正”的合法旗號,但其實就是利益集團操控政策走向的工具,所謂“博弈”不過是美化權錢交易的一種説辭。各利益集團僱用説客,遊説國會議員及其身邊人員,影響法案的制定和修改,以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以禁毒問題為例,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美國濫用毒品致死人數飆升近30%。而聯邦和各州政府在各路利益集團遊説下,對濫用毒品採取縱容態度,甚至立法讓大麻等合法化。
與毒品一樣氾濫成災的還有槍支。據統計,自1972年以來,美國平均每天有80多人因槍擊喪命,其中有12人為兒童。多年來,美國在控槍問題上止步不前,根本原因在於槍支的製造、買賣和使用已形成龐大的利益集團,擁有數百萬會員的美國全國步槍協會通過遊説組織可以影響大選、地方選舉以及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在此情況下,控槍自然難如登天。
2018年3月24日,全美學生、教師、家長等在數百個城鎮舉行遊行,呼籲加強槍支管控,遏制槍支暴力,提升校園安全,同時要求政客不要接受美國全國步槍協會等團體的政治獻金。圖為民眾在休斯敦參加集會。(新華社發,宋穹攝)
在美國,借“遊説”為名行賄受賄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在這個以人脈關係為紐帶、“潛規則”橫行的灰色地帶,權錢交易司空見慣。利益集團和政客們通過相互勾連賺得盆滿缽滿,而犧牲的是普通民眾的利益。調查顯示,從2009至2019年這十年間,美國企業平均每花1美元來進行政治捐款或遊説,就會獲得760美元的高額回報。
“旋轉門”:官商勾連的“財富密碼”
2020年11月,隨着當選總統拜登公佈新一屆美國政府內閣候選人名單,韋斯特埃克塞克諮詢公司迅速成為美國媒體的報道焦點。原因就是新內閣中有多名成員來自該公司,以至於它被媒體戲稱為“等候入閣的公司”。
所謂“旋轉門”,是指很多美國政客“入則為官,出則為商”的現象。在前總統特朗普任內,首任國務卿蒂勒森是從石油巨頭埃克森美孚公司高管的位置上“旋轉”而來,財政部長姆努欽來自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集團,國防部長埃斯珀曾是軍工企業雷神公司高管,從政府離職後又加入了高科技企業伊庇魯斯公司。
這是埃斯珀2020年2月26日在美國華盛頓出席聽證會的資料照片。(新華社發,沈霆攝)
每逢總統換屆選舉或兩黨政權交接,都會有大批離職的政府高官赴私營部門擔任高管、領取高薪,其中不少加入了遊説行業,利用人脈關係謀取利益。而一旦其所屬黨派重新掌權,又會有很多商界高層人士進入政府部門,其權力範圍有時會直接涵蓋原任職企業所在行業。美國媒體批評説,作為美國政治悲劇無可避免的副產品,“旋轉門”的存在為官商勾連提供了方便之門,滋生了大量腐敗。2009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就發佈報告説,“旋轉門”現象在美國金融領域非常明顯,這導致政府難以對金融機構嚴格監管,成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
美國社會學家查爾斯·賴特·米爾斯在《權力精英》一書中指出,進出“旋轉門”的美國“權力精英”操縱着國家機器並擁有各種特權,在經濟、政治、軍事等領域相互緊密聯繫,掌握着決策的權力。難怪美國前總統卡特曾感嘆,“美國民主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寡頭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