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大以壓倒多數通過第2758號決議，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權利。這是新中國外交的重大勝利，也是聯合國歷史的里程碑，對中國、對世界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50週年。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曾説，有了中國的支持，聯合國才能夠更好地履行職責。50年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着越來越大的作用，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重要貢獻。與此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中國面孔活躍在聯合國舞台，他們見證着中國與聯合國攜手前行。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裏，他們分享了這樣的往事——
重返聯合國·親歷
在聯合國門前高喊“恢復中國合法席位”
花俊雄，1973年至2001年在聯合國工作，曾於1971年在紐約參與遊行示威支持“恢復中國合法席位”，並登上《紐約時報》頭版。
“為略盡綿薄之力感到榮幸”
1971年9月22日，《紐約時報》頭版刊登了一幅在聯合國附近街道遊行示威的照片，照片中的人高舉毛主席像、手牽大幅五星紅旗。遊行示威發生在1971年9月21日，當天正是第26屆聯合國大會開幕，中國代表權問題是大會的主要議題。曾長期擔任美國紐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的花俊雄就是參與人之一。當時，他作為總指揮帶頭喊着“恢復中國合法席位”等口號。
花俊雄告訴北京青年報記者，1970年8月12日，美國政府宣佈要將我國釣魚島與沖繩一併歸還日本，當時在聯合國佔據中國席位的台灣當局對此事態度曖昧，這引起了海內外華人華僑的憤慨，並採取了一系列的抗爭活動，在聯合國門前示威是其中之一。他回憶説，1971年9月21日聯合國的門前示威有700多人蔘加，大家一路高喊“恢復中國合法席位”等口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第2758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當時電視新聞都有在報道，我那會兒在匹茲堡，聽説這個決議通過了，歡天喜地地去買披薩、買啤酒慶祝。”在接受採訪時，已經80歲高齡的花俊雄在向北青報記者談起示威和聽到新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時提高了聲調，中氣十足，並表示為自己能夠略盡綿薄之力而感到榮幸。
“中國在聯合國的地位無可取代”
花俊雄記得，雖然中文與英、法、俄、西、阿等其他聯合國官方語言是平等的，但在新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之前，當時的“代表”並不講中文，反而以講英語為榮，所以早年間聯合國的中文翻譯處一直是“凍結”狀態。
這種狀態在新中國重返聯合國之後開始有了改變。當時中國代表出席聯合國的各種會議都用中文發言，並仔細閲讀譯成中文的各種文件，各種決議草案也都必須譯成中文後才能付諸表決。據媒體報道，從1972年開始，到上世紀70年代結束，聯合國紐約總部等地通過公開考試吸收了大批海外華人成為中文翻譯，這成為聯合國文官任用歷史上空前絕後的特例。
花俊雄就是在此過程中進入了聯合國。他於1973年年底入職，從此在聯合國中文翻譯處擔任筆譯，直到2001年退休。在中文處任職28年期間，花俊雄出差足跡遍及歐、亞、非、拉各國，所見所聞和所受到的尊重更讓他深感身為中國人的驕傲和光榮，“中國在聯合國的地位是無可取代的。”
《閃閃的紅星》在聯合國大禮堂放映
劉實，1967年進入聯合國工作，是聯合國中國書會創始人兼首任會長，曾親歷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現場。
“決議通過時，坦桑尼亞代表跳起舞來”
今年90歲高齡的劉實在進入聯合國工作之前曾從事新聞工作。1967年，他通過考試進入聯合國中文處的繕校室工作，1968年又通過考試成為了聯合國的翻譯。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時，他就在會場二樓，親眼看到坦桑尼亞代表與其他幾位非洲代表在席位之間的走廊上跳起舞來，看到蔣介石集團的“代表”走出會場，走入外面的濛濛細雨中。
1972年11月15日，以喬冠華為團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正式出席聯大會議。在聯合國網站有關“聯合國與中文”的介紹中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席位恢復之初，聯合國紐約總部秘書處有108名中國人，其中翻譯人員57名、業務人員51名，不少老員工都在擔心會被辭退。劉實記得，喬冠華當時在大禮堂公開喊話，説了好幾遍“請大家安心工作”。
在新中國恢復合法席位之後，1973年12月，聯合國大會第28屆會議通過了第3189號決議——“考慮到五種正式語文中四種均已列為大會和安全理事會的工作語文，並確認為了提高聯合國的工作效能，中文也應具有與其他四種語文同等的地位，決定將中文列為大會工作語文並依此修正大會議事規則的有關規定”，聯大同時表示“宜將中文列為安理會的工作語文”。
“中文成了工作語文，在質和量的要求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代表主持安理會會議時，中文處要負責即席翻譯主席的會場發言。《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起草委員會也要求中文處派人蔘加初稿翻譯，我本人就在該起草委員會工作了12年。”劉實説。而翻譯要用簡體字，要用白話文，不再文、白參半，他曾利用回國之便在北京的新華書店買了120本辭典，回到聯合國後便分發一空。
《閃閃的紅星》放映 禮堂坐滿華人職員
聯合國中國書會是紐約聯合國總部的員工組織，成立於1972年，隸屬於聯合國工作人員文娛理事會，現有100多名會員，絕大多數是紐約聯合國秘書處及聯合國系統各組織的中國員工。劉實是中國書會的創始人兼首任會長。
對於創建中國書會的過程，劉實回憶説，當時剛到紐約的中國代表團提供了一部電影，希望能在聯合國禮堂放映。
中文處的一位工作人員向聯合國文娛理事會提出了申請，但答覆説任何個人不能申請使用聯合國禮堂，只有在文娛理事會登記立案的社團才有此資格。劉實去文娛理事會一問才知道，所有的語文都建立了書會，只有中文沒有書會，他立即聯繫了中文處的幾位同事，大家一致同意申請成立書會，作為聯合國內華人交流的團體，最開始定名為“中文書會”，隨後便以聯合國中文書會籌備委員的名義申請放映了代表團推薦的電影——《閃閃的紅星》。“放映那天，大禮堂坐滿了聯合國的華人職員。”劉實回憶説。
重返聯合國·參與
“中國聲音越來越有分量”
曉華（化名），聯合國資深翻譯，1983年夏天從北京外國語學院（1994年更名為北京外國語大學）譯員培訓班畢業，1984年1月正式入職聯合國直至2018年退休。
聯合國秘書長卸任前 向中文口譯員道別
1973年12月中文列為安理會的工作語文之後，聯合國秘書處為滿足聯合國對中文口、筆譯人員的需要作了許多工作，並向中國提出了開設語言訓練班的建議。經過幾年的準備，1979年9月10日，第一期聯合國譯員訓練班在北京外國語學院舉行開學典禮。從1979年至1994年，譯員訓練班為聯合國和各種組織培養了288名口譯、筆譯人員。
曉華就是其中之一。她於1983年夏天從譯訓班畢業，1984年1月正式入職聯合國直至2018年退休。
2016年12月28日，即將卸任的聯合國第八任秘書長潘基文來到口譯員工作的地方，向中文口譯員道別。曉華當時就在現場。
在聯合國做了34年口譯，曉華對於中國代表在聯合國各種會議參與程度的變化深有體會。她回憶説，上世紀80年代剛去聯合國工作的時候，中國代表參加會議發言不踴躍，主要限於闡述政策立場。但現在，聯合國所有會議幾乎沒有中國不參加的，中國代表在各種會議上都十分活躍，踴躍發言，有些技術性、專業性很強的會議，國內還會派相應專家出席。
現在已經有外國人申請做中文翻譯
在曉華看來，這樣的變化來自於中國正越來越積極地參與到聯合國事務中。
剛剛恢復合法席位的時候，中國沒有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現在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常國家中派出維和人員最多的國家；剛剛恢復合法席位時，中國向聯合國繳納的會費僅佔聯合國預算的1%左右，現在已成為第二大繳費國。“很多事務都與我們利益相關，如維和官兵的安全、任務如何達成等，所以相關會議上咱們的參與度就比較高，代表也很活躍。同樣，討論財務、預算的相關會議，我們也非常積極地參與。”她説。
另一件讓曉華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在2019年第74屆聯合國大會期間，代表們討論人權問題。當時她剛剛退休不久，又回去幫忙，承擔部分聯大會議的口譯工作。
“人權問題包括很多方面，除了大家熟悉的維護婦女、青年人、老年人、殘疾人等羣體的權利，還有維護土著人的語言、維護白化病人的權利等。這些話題，我們沒有一次不發言。在人權方面，不管是什麼樣的問題，我們都有話説，這也是體現了我們對人權的重視。”
與此同時，中國聲音在聯合國也越來越有分量。
從1946年至今，聯合國的中文翻譯無論是老一輩的留學生、譯訓班的畢業生，還是進入新世紀之後通過語言競爭考試錄用的都是中國人。不過，在退休之前，曉華已經收到了外國人向口譯處投來的簡歷，她也很期待這支隊伍能夠越來越國際化。
越來越多中國員工參與到決策管理中
劉大耕，1998年進入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駐華代表處任職至今，2018年4月任世界糧食計劃署駐東帝汶代表。
早期糧食署內中國人曾屈指可數
劉大耕已經是聯合國系統的一名“老員工”。他1986年考入南京農業大學農業經濟管理專業，畢業後進入原農業部國際合作司工作，1998年到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駐華代表處任職。2005年1月，他加入糧食計劃署緬甸辦公室，在金三角地區開展鴉片替代種植發展援助，正式成為聯合國國際公務員。
早年間，像劉大耕這樣的中國面孔在世界糧食計劃署並不多見。他回憶説，剛到緬甸時，同事們幾乎沒有見過中國籍員工。2009年他去糧食計劃署阿富汗賈拉拉巴德工作三個月，當地人也沒有見過中國人在聯合國工作，還問他是韓國人還是日本人。
“早期中國員工屈指可數，而且都是以前共事過、都認識的。現在我們系統內中國面孔，尤其是年輕面孔越來越多，除了正式員工，志願者短期顧問越來越多。我們建了一個微信羣，隔幾天就冒一個新面孔。”劉大耕告訴北青報記者，以前聯合國系統工作的中國員工大都從事行政事務，側重於中文翻譯方面。最近幾年參與的領域越來越廣，如發展領域、維和行動、緊急人道主義援助等方面都成為了“行家裏手”，中國員工在聯合國系統中擔任中高層職位比例也在逐步上升，更多參與決策管理。
“既為聯合國爭光，也為中國人爭光”
2018年4月，劉大耕被派駐到東帝汶，任世界糧食計劃署駐東帝汶代表。
劉大耕一直利用各個場合積極發聲，提醒東帝汶重視國內糧食生產，用自己過往經驗為東帝汶疫後的經濟復興出了不少主意，還成為中國為東帝汶提供緊急人道援助的“橋樑”，“我堅信，做好手中這份工作，既為聯合國爭光，也為中國人爭光。”
今年6月，中國政府向東帝汶捐贈的10萬劑疫苗就是通過世界糧食計劃署全球物流網絡包機承運。今年10月，中國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和世界糧食計劃署簽署合作協議，中國政府將使用南南合作援助基金與世界糧食計劃署合作，支持糧食計劃署向東帝汶受新冠肺炎疫情和洪水影響的營養不良孕婦和哺乳期婦女提供營養穀物粉，在東帝汶所有13個省區發放。在劉大耕看來，這不僅是為東帝汶民眾雪中送炭的義舉，更是中國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內存
五星紅旗第一次在聯合國升起是哪一天？
1971年11月1日，五星紅旗第一次在聯合國升起。為什麼升旗時間距離中國恢復合法席位（1971年10月25日）過去了一週，但距離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出現在聯合國大會現場（1971年11月15日）還有兩週？熊向暉在《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一書中回憶，五星紅旗原應在當年10月26日升起，延遲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英文簡稱未定。
聯合國會員國一般不採用本國英文名字的全稱，通常採用簡稱。中華人民共和國英文名字的全稱是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簡稱可有兩種選擇，一是People's Republic（人民共和國），一是China（中國）。熊向暉在書中回憶，如果採用People's Republic（人民共和國），中國則將輪值11月份安全理事會主席，但當時我們對情況不熟，難以勝任。如果簡稱China，則與蔣介石集團代表非法佔據聯合國席位時的簡稱相同。
時任外交部代理部長姬鵬飛在請示周恩來總理後，於當年10月31日電覆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吳丹，確認我國在聯合國的英文簡稱為China。但10月31日是星期日，照例聯合國在每星期一到星期六按時升降所有聯合國會員國的國旗，吳丹決定從當年11月1日起升降五星紅旗。
本版文/本報記者 董鑫
供圖/新華社 視覺中國 統籌/徐鋒